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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1日-来自国际的注意

2005-03-29 18:06 作者:王恺 2005年第11期
施肇基是浙江杭县人,按照其自定的年谱,1888年11岁的他就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学院学习英语,然后于1893年随出使美日秘国大臣杨儒入美,任驻美使馆翻译学生,公余在华盛顿市立中心学校读书,之后赴康乃尔大学就学。“他们那代外交官背景很相似,都是在英美接受的教育,很自然的倾向英美,不喜欢日本。”金光耀这样评论施和同时代的顾维钧。

日内瓦:施肇基的国联申诉

中国驻国联的全权代表施肇基是9月19日接到南京政府来电的,电令其向国联报告,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当天下午,新选出的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国联总部。日本驻国联的全权代表是所谓的“中国通”芳泽谦吉。芳泽1923年时任驻华全权公使,当年赴任时他曾经拒绝对中国外交部递交国书,被时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下令不承认他的公使身份。他是一个明确对中国表示敌意的外交官。
当时,两个人就在国联的会议上激烈争吵起来。

“施肇基当时还没有拿到详细的国内情况汇报,但是,他是老外交官了,知道该怎么说话。”研究中华民国外交史的复旦大学教授金光耀说。针对芳泽所说的日中两国军队在沈阳发生了“地方性的军事冲突”,国际联盟不必要过分关注“地方事件”,施肇基的说法是:虽然缺乏可信情报,但他深信此次事件的发生,必定不是由中国方面挑起,今后接到国内任何报告,将随时提交给国联。

施肇基是浙江杭县人,按照其自定的年谱,1888年11岁的他就进入了上海圣约翰学院学习英语,然后于1893年随出使美日秘国大臣杨儒入美,任驻美使馆翻译学生,公余在华盛顿市立中心学校读书,之后赴康乃尔大学就学。“他们那代外交官背景很相似,都是在英美接受的教育,很自然的倾向英美,不喜欢日本。”金光耀这样评论施和同时代的顾维钧。

施肇基并不是不了解沈阳的人,按照他的后代施家治的说法,他在1908年曾经任职吉林西北路兵道备,到过沈阳。在当地处理过突发的鼠疫事件,在事件中,他首倡尸体解剖,并且召集外国医生前来会诊,“他是见过大事的,遇事不慌”。施家治只看过这位叔祖父的《早年回忆录》。

给这本《早年回忆录》做序的胡适也很遗憾施肇基的回忆只写到1914年,缺乏他自1930年来在国联任职全权代表时的记录。

1931年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申诉依凭的电文是南京政府外交部所拟,母本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急电。“日军突然向我驻沈阳北大营王以哲旅发动进攻,我军寡不敌众,北大营已被敌军占领,王已阵亡。”但是,在给施的电文中,臧的原文被修改了,改成“中日两军在北大营发生冲突”。本来是发动进攻,现在却替日减轻职责。当时在外交部亚洲司负责电报归档的宿梦公很奇怪两份电文的不同,他将之记录在他的回忆中。

根据他的看法,负责出电文的亚洲司科员白德俊不敢私自改电文,显然是出于上级指示,而当时亚洲司直属外交部长王正廷管理。王正廷不久被学生打伤,受到监察院弹劾,据说起因就在于他擅自修改发给施的电文。

施在9月21日的申诉中强调,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请求国联出面干涉,使危害和平的局面不要扩大,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决定中国应获得的赔偿。“中国政府对于国联理事会解决此案的任何决议,均愿表示遵从”。

国联建立后,曾根据第十一条解决过1925年保加利亚和希腊的领土争端,当时被认为是维护了和平和正义的范例,南京政府和施肇基都认为此次依据第十一条可以使日本感觉到压力,日本不可能悍然不顾国际大局。所以在申诉书中,既没有明确指明中国受到侵略,也没有要求制裁日本。“申诉含糊和软弱。”金光耀评价说。

事实上,当时的国联也是按照解决希、保领土争端的模式在第二日提出解决方案的。先电告双方停火撤兵,再做调解和仲裁,以使事件得到和平解决。国联主席、西班牙外长勒乐在9月22日向双方政府同时发出了紧急警告:避免扩大事态,寻求撤军办法。“把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等量齐观,是国联犯下的一大失误。”研究国际联盟问题的复旦大学教授金重远说。

道德和立场

9月22日的国联决议是在英国驻国联全权代表薛西尔的倡议下通过的,薛西尔的态度事实上也是英国政府的态度,在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描绘中,英国人是不喜欢日本人的,劳合·乔治曾说日本人“没有良心”,而柯曾说日本人是“思想上很像德国人,绝不是利他主义国家”。英国人一直在担心,日本人正从友好向敌对过渡。

但是与政治家的敏感相比,普通英国人始终记得德国人的敌意,而没有那么看重日本。9月21日的《泰晤士报》报道,“奉天事件猝为突发事件。两国军队突然冲突时,日领事尚在舞蹈会中”。日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当时也是这样观念的典型代表,他在给当时的英国首相鲍得温的信中写道:“日本在地球的另一端,它对我们的安全不会产生丝毫的威胁,它没有同我们冲突的理由。同日本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任何有理智的政府都不必去考虑它。”

当年由于与英国法国斗气而没有加入国联的美国,通过自己的方式关注着“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21日早晨,美国驻中国公使詹森和英国驻中国公使讨论该事。“英国公使曾经在长春目击了日本军队的军事演习,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这是昼夜不停的行动。”在当日给国务卿的汇报中,他还提到了10天前,他的朋友、中国政府顾问福开逊博士分析说,日本人要在三个月内占领满洲,“然而我不愿意相信,但目前事件使我不得不相信一切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其实,詹森是第一时间从张学良的顾问端纳那里得知此事的,他关注此事件已经整整三天。9月19日凌晨2点,端纳就告诉了他大致情况,而詹森在凌晨2点半发电报给美国国务卿史汀生。

9月21日夜间,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日记里写道:“我的课题是让日本人知道,我们在监视着他们,同时能帮助站在正确方面的币原外相,不干有利于民族主义煽动者的事。”日记来源于白天发生的事情——在当天上午,他向日本驻美国大使渊胜次递交紧急备忘录。表示“消除这样情势的责任大半在日本,其简单理由即日本军队已经占领南满,并行使着控制权”。他和白宫同事们觉得这紧急备忘录已经很严厉了,他们害怕使用更严重的措辞,因为不想让日本以为美国的反日态度比国联积极。

费正清研究这阶段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之后认为:“美国力求通过集体主义行动来执行它的对华政策。”它不会单独对日本政府做什么。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1931年9月大部分美国人普遍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乐土。“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是最后的阿卡迪亚,一个天真、类似于乌托邦的避难所。”9月份的《费城日报》报道“九一八事变”时说:“美国人根本不在乎由谁来统治中国。”

美国自己的1931年9月并不好过。当时是震荡性的经济大萧条的第三年。知识阶层对当时美国的记录是非常悲观的。《第三个冬天里的纽约》描绘此时的美国:“86个合法剧院里,只有28个有戏剧演出;1600辆出租车退出了生意;里兹饭店的最低房费降到了6美元;流浪者们聚集在纽约市政厅外的公共厕所里,享受一点平静和温暖,暂时终止一会儿绝望的情绪。”美国人还在等待选举新一届政府拯救自己,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国家引不起他们注意。

苏联的《真理报》还要两天后才表态。但是,苏联政府的态度已经显露:9月21日,同样不参加“帝国主义阴谋团伙”——国际联盟的大国苏联明确表示:对中国予以道义上的同情和外交上对此冲突的不干涉主义。这种态度是在9月19日苏联副外长加拉罕接见参加中苏会议代表的中方代表莫德惠时就已经表露了的。

道义上的同情主要见诸于官方声明和报刊言论。加拉罕对莫德惠说:“非常了解苏联对华态度的中国人民可不用怀疑我们的同情是在中国方面。”从9月23日开始,《真理报》相继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瓜分中国》等文章,而与此同时,不干涉的政策也明确提出。《中国外交史》的作者傅启学说:“这种不干涉其实还是一种利己主义。”

按照傅启学的研究,日本占领沈阳后,曾经秘密照会苏联政府,说如果苏联进入中东铁路区,日本将不得不保护自己的侨民,并保护洮安、齐齐哈尔之间的铁路。而苏联回复日本的照会中指出:“苏联无意于干涉满洲事件。”

加拉罕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一直对莫代表官方讲话,他在9月23日又说:“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平稳地和自由地采取他现在认为需要的步骤。原是站在同样的关系上,我们只有中立。中国的事情,只有自己努力了。”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本身就没有对苏联抱有希望,1931年9月10日出版的《现代》月刊中,在探讨满蒙问题时,日本和苏联两个国家被放在对满蒙有侵略意图的同样地位。

中国:东北和东北之外

在这样得背景下,“9月21日午后5时,日军占据吉林省城,先于午后2时,有日飞机在空中散步传单,捏称日本占领奉天时有学生军抵抗,因之激烈,吉商民机关军队,不必惊恐,如有抵抗,必牺牲之语等字样。日军占据后,消息隔绝,我方生命财产损失如何,尚未据报。”这是张学良在9月24日致蒋介石、王正廷的长篇电文中的一部分。

9月21日,被占领的沈阳皇姑屯车站仍然通车,北宁线还在开通中,逃亡的人流挤满了车站。“事变过去三个月,才渐渐地人少下来。”研究沈阳城市史的张志强说。沈阳的富裕人家基本通过美国的花旗银行、英国的汇丰银行将财产转移到了关内;而中产之家则携带着随身细软开始流亡。

张氏家族的财产却被日军抄没了,各官署损失大洋票18亿元;从边业银行运走张学良寄存的黄金7000多两;从中国银行支行运走白银4000万两。大帅府的6个金库也被打开。按照张学良研究学者的计算,张氏在东北的损失当然不止于这些:他丢失了10万部队,在国内最强的空军被消灭了,沈阳兵工厂也丢失了,他后来对中共代表刘鼎说:“造重炮的机器刚装好,就被日本人夺去了。”

平津19名中外记者当日来到沈阳调查,但是下车即被日军严格检查,外籍记者的行动被监视,而中国记者则没有行动自由,而且生命无保障,遂撤回。9月21日,被监视中的意大利记者里齐在发出的通讯中记录沈阳:“缴械的军警,被绳索串绑着,不知道押向哪里。逃兵溃警,多被枪杀。在沈阳城内鼓楼,小西门边,警察分所和一些交通要道上,随处可以看见尸体。到9月21日,确知沈阳华人被日本军队及浪人杀害者,至少有3000人。”该日《盛京时报》的大标题报道是:“中日冲突各地方情形:辽沈冲突已告一段落”;此时务须镇静:副座谈对日冲突”;“长春公安队仍暂任治安”。小字的社会新闻却不约而同地与战事有了联系——“暴民蜂拥而至抢面,日警备队出动即如鸟兽散。”记载的是当日沈阳站千余市民围攻货车抢粮食的事情。而“日军第二师团长布告晓谕通知”则说:“如有任何人危害日侨生命者,不问何人,定以枪决从事。”

困守在北平的张学良在9月21日邀请了平津名流李石曾、胡适、周作民、朱启衿、王克敏、王揖唐等27人座谈,磋商东北局势,尽管按照张的研究者郭冠英的说法,张是最瞧不起读书人的,但此时的张学良大概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会上没有商量出结果,结论还是听候南京政府的意见,而张学良的顾问端纳正在南京,劝说政府进一步请求国联和美国政府的援助。张请来的名流之中,王克敏、王揖唐在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成为知名的汉奸。

当天的北平虽然秋高气爽,但却并不宁静,大批的军警在街道上巡逻。据《北平晨报》报道,当日全市警察停止休息,公安局长鲍毓麟亲自巡街,对日韩侨民特别保护。“公安局长鲍毓麟自接到日本军队强行占领沈阳之消息后,诚恐有不肖之徒,乘机破坏治安,于昨日又训令各区队,须全体出勤。昨日又调派保安队兵等,在东郊民巷口,及日本兵营附近一带地方,严重戒备,俾免日人得所借口,妨碍交涉之进行。昨日起并亲赴内外城各街市梭巡,以资考查各区岗警勤务。”

在紧张开会之余,兼任北平副司令长官的张学良9月21日还下谕,“国难未已,不准贺节”。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被严密管理起来。而同样是《北平晨报》的记者,在接到不准贺节的通知后,开始调查市面上的各项节日物品情况。调查报告显示:161家皮货行准备停业一周,所以“各家催促代缀补皮件揽头,赶为交活结账”。遍及全市的各家食品商店还在招徕顾客,“炫耀门市繁华计,日来多陈列各货。如西单北大街,东安市场,交道口北大街,大栅栏,观音寺,花市大街,菜市口,正阳门大街,西珠市口等处之南货店,糕点铺,绸缎店等商店支搭花彩牌坊者,不下四十余处。各街市每晚妇女携儿童往观热闹,及购买糕点、果品、兔儿玩物者甚多。”

由于国联在外交处理“九一八事变”上缺乏实际效果,在南京频频游行的学生开始将愤怒发泄在外交部门身上,9月底,来南京请愿的学生簇拥着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来到外交部请愿,宿梦公将与施肇基往来的秘密电报锁进保险柜后逃到街上避风,正好在门口碰到被打破头的部长王正廷,“双方未敢打招呼,匆匆跑开”。王被免职后,继任部长顾维钧不敢在外交部办公,只敢晚上才到部里处理事情。而施肇基在巴黎也被留学生攻击受伤,“当时他身心疲惫,尽管他也经常和英法等国的代表搞关系,但是日本的紧逼使他根本无所作为。因而提出了辞呈。”金光耀说。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群众,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清晰地决断,“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和游击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

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夜访溥仪,说明日军在东北只是反对张学良,对满洲没有领土野心。溥仪表示接受土的建议,到东北做满洲国皇帝。得到了消息的张学良非常愤怒,11月6日晚6点,“张往溥仪居住的静园送了一篮水果,里面藏了炸弹。不是想炸死他,是想让他清醒。”张学良的研究者郭冠英说。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而加快了溥仪的安全感的丧失,四天后,溥仪出关投靠日本人。

四个月后的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九一八事变”至此,日本军队和政府的阴谋合一而告一段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979年胡乔木组织撰写,共600万字,12卷)中提及“九一八事变”时说:“东三省尽陷敌手,3000万同胞在日军铁蹄蹂躏下惨受亡国之痛,长达14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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