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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庆魁:赵本山是个天才

2005-03-03 09:50 作者:王晓峰 2005年第8期
如果何庆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你肯定认不出来,如果你认出来了,那就是认出他是一个长得很标准的农民,绝对看不出他身上的幽默细胞。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从一个渔民、卖菜的,逐渐变成一个剧作家,成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语言类节目的统筹。每年春节晚会4小时你仅有的几次笑声中,说不定有几次就是这个农民老头制造出来的。

如果何庆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你肯定认不出来,如果你认出来了,那就是认出他是一个长得很标准的农民,绝对看不出他身上的幽默细胞。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从一个渔民、卖菜的,逐渐变成一个剧作家,成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语言类节目的统筹。每年春节晚会4小时你仅有的几次笑声中,说不定有几次就是这个农民老头制造出来的。

他就是这些年一直给赵本山写小品的人。从1997年开始,何庆魁开始与赵本山合作,几年来,他为赵本山创作的小品连续受到观众好评。他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刘老根》在全国范围内也获得很高的评价。中央台元宵节晚会,何庆魁来北京,记者采访了这位一直躲在赵本山背后的人。

采访刚开始时候,何庆魁有些心不在焉,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电视,里面正放他策划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圣水湖畔》,以至于我问的每一个有关小品和二人转创作的问题,他总能绕到这部电视剧上,直到一集电视剧播完。

生活中的何庆魁,无法让人联想到他写的那些令人捧腹的小品,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毫无幽默感。或许,他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更愿意把他严肃认真的一面展示出来,希望把他脑子里思考出来的道理而不是包袱抖出来。

有目的性地宣传东北文化

东北冬季比较长,农民一年只种一茬庄稼,其余时间闲得没事,于是就爱琢磨一些事,用来解闷,否则一年4个月的“猫冬”能把人闲死。所以,东北人慢慢学会了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创造幽默的性格,用这种娱乐方式来打发漫长的农闲。何庆魁就是其中的一个人。

何庆魁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写点东西,因为他最开始唱二人转,传统的段子唱过了,就尝试自己创作。“文革”期间,他当过兵,部队里有宣传队,正好适合他,3年时间他写了不少节目。后来他又去创作二人转,写着写着就入门了。他的经历没什么传奇,用他自己的话讲:“打了20年鱼,当了3年兵,在菜市场卖了3年菜,1990年以后才开始从事专业写作。”

一个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剧作家,他对东北文化一直有很深厚的感情,谈到东北文化,何庆魁的话立刻变得多起来:“东北文化的特点就是整个北方文化都综合在东北,原住民族除满蒙之外,后来过去的都是汉人,中原一带逃荒过去的。满蒙汉多民族形成了一种混血文化,听懂普通话的人对东北文化都容易接受。东北民俗是挺典型的,既有土著风格,又有外来的东西,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黄河以北跑关东的人,把当地的民俗带过去。但是东北文化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像今天这样向全国大面积推广。”

别看这个农民说起话来语不惊人,但是他一直就有很大的野心,随着一步步成功,他的野心也就越来越大,甚至,他无论在小品还是电视剧里都会有意设置一些目的性很强的内容,就是让人知道东北文化的重要性。“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着急,看到张艺谋拍的片子把西北文化弘扬了。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们有那么好的文化,为什么不能让全国知道呢?后来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小品崛起之后,东北文化得到了充分发展。除小品还有电视剧,我就从两部《刘老根》中,把二人转有目的地编进去,我要设计一个小剧场、小剧团,第一部《刘老根》突出二人转的本体特征,它属于丑角艺术,丑中见美。第二部《刘老根》就把它美的一面展示一下,比如唱腔、造型方面,两部《刘老根》把二人转完整地展现出来。”

现在,何庆魁不着急了,他说:“二人转被人承认得晚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任何一门艺术都是生于民间,兴于民间,最后衰老于庙堂。二人转推向全国正处在兴于民间阶段,带着半生半熟的鲜活状态,很土,很野性的美,闯过来的,一下子就被人接受了。文化这东西落地生根,谁想把它弄绝迹是不可能的,能保留下来的东西肯定都是好的。普及东北文化,实际上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贡献。”

创作状态刚刚来

何庆魁今年57岁,从1988年开始,他的创作就逐渐被人重视,一路过来,他的作品赢得了很多荣誉。回顾他的创作经历,何庆魁说:“我没有什么传奇故事,关键还是在于悟性,很简单,以前搞创作,都是写一些很简单的小节目,再后来,一步迈进门里,才知道,写人,写人的感情。趣是围着感情走的,负责粘住观众的注意力,然后就能领悟到情。情趣交融,要领性的东西懂了,就好办了。”而何庆魁所说的“情趣”这东西,就是他从社会最底层中汲取的,“回过头看自己坎坎坷坷的经历,就会变成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写的东西都是来自生活,都是从最底层农民当中走出来的,现在大众还处在文化水平并不高的状态,所以写作品就不能脱离他们。带有一点引领的高度,但也不能拔得太高”。何庆魁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是,男女老少都能喜欢,而且,他非常清楚普通老百姓和特殊人群都需要什么。

“我写二人转是因为小时候就学这个。我从民间艺人那里学到好多东西,天天跟他们聊,东北人为什么着迷二人转?‘文革’的时候,把窗户蒙上的一般干两件事:一个耍钱,一个是唱二人转,说白了它还是跟老百姓有感情的,世世代代满足了穷苦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哪怕逃荒要饭的,只要大车店、军营码头有二人转,就满足了,甚至连性欲都满足了。二人转为什么好涉黄?打底作料就是这个。我从民间艺人那里得到的感受就是他们很智慧,他们能把老百姓最爱听的词用到二人转里。”

领悟了这些,他的创作也就开了窍,当他把自己写好的第一个正式二人转节目拿出来的时候,当时还在卖菜,他把剧本送到县文化局创作室,希望县剧团能用这个本子,可是没想到被文化局领导给退回来了。何庆魁不甘心,又去找文化局,后来剧团的一个人找到领导,说业余作者写东西不容易,要不下乡演出的时候用这个本子行不行?领导说下乡演出可以,但是汇演的时候不能用。结果他们就把这个戏排下来了。很巧的是,后来上面来检查汇演节目的时候,恰恰节目数量不够,就把何庆魁写的这个节目拿出来充数。结果审查节目的专家认为这个节目是最好的,然后就参加全省汇演,结果获得全节目汇演一等奖。“他们说这个本子写绝了。”何庆魁说:“后来的理论研讨会大家才找到原因,从解放开始,就想把二人转改造,从民间改造到专业里来,改造了将近半个世纪,把它的本体特征改没了,它的本体特征是丑角艺术,把丑角艺术弄没了,所以观众不喜欢了。通过我的作品,他们发现点苗头,又要恢复二人转的本体特征。”

1992年,对何庆魁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在深圳举行了一个全国电视小品大赛,90个参赛节目,何庆魁拿了金奖,两个二等奖也让他拿走了一个。

我跟赵本山有种先天的缘分

1997年,何庆魁开始和赵本山合作。其实在很早时候,何庆魁就看过赵本山表演,他发现赵本山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能在众多二人转和小品演员中跳出来。当他和赵本山慢慢接触才发现,两个人有种本能上的默契。“我跟赵本山是一拍即合,有种先天的缘分在里面,很多东西都能想到一块去。我和赵本山、高秀敏在吃饭的时候不约而同拿起筷子都是左手,很多东西,比如念过几年书,经历都一样,都没有初中毕业,而且语言风格也相似。”这种默契让他们在合作的时候也得心应手,平时他们3个人在一起就像演一出小品一样,他为赵本山写的小品,其实就是再现赵本山的舞台性格。“干什么都要找要领,得到要领就来得快,赵本山也好,高秀敏也好,在生活中大家说话就笑声不断。它不是现编出来的,而是有种思维定势,可能看一眼马上就来了。”

谈到赵本山这个人,何庆魁说:“赵本山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信,有时候他自信得都过分了,当然他在艺术造诣上也到了一定境界。他也有弱点,有时候过于自信,会影响作品发挥,但幸好他是比较民主的,对待艺术比较认真。”

那么,在一个多年合作者的眼里,赵本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20多年来一直备受观众的喜爱,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赵本山“青春永驻”呢?何庆魁说:“他比其他人果断,并且有感染力,别人比不了。曾经一段时间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男演员,上台时候还把自己打扮成歪瓜裂枣的样子,他怎么那么大的魅力呢?赵本山的特点就是,你给他写作品,只要是个包袱,他就不会给你丢掉的,不是包袱的语言,他随意发挥。他脑子特别清楚,他的台风比较狠,他的东西出去都像重磅炸弹一样,包袱点扔的特别准。”

我是一个最不怕改本子的人

今年,何庆魁做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统筹,在此之前,他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曾说给赵本山写春节晚会的小品有很大压力。毕竟观众的口味和期望值逐年提升,要拿出更好的节目难度会越来越大。当我再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何庆魁轻描淡写地说:“现在看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基本上大家认可一个点子之后就算成了。”

何庆魁说:“写小品,里面一定要有个核,不然观众不感兴趣。一定是有道理的东西。今年春节晚会我做统筹的时候,第一个改造的本子就是郭东林的《大丈夫》,这里面就含着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情绪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是爆发了还是收回来?如果能退回来,就会避免很多终生遗憾。《昨天,今天,明天》,生活有啥变化咱没提,但是从老两口的感情线来折射社会的变迁。”在何庆魁看来,写小品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一个生活中的大道理,用一件小事说清楚就算完了,所以,在他看来,多大的道理,都要用最直接简单的话说明白。

但是,最麻烦的还是修改剧本上。拿春节晚会来说,仅审查节目的领导就有10多个人,木匠多了房子歪。基本上很多节目就是被层层审查搞得莫名其妙的。但是何庆魁从来都是心里有底的人,“上晚会,决策人说怎么弄就怎么弄,我把节目写好,直到他们能满意。”何庆魁说,“好剧本的确是改出来的。”拿春节晚会小品节目来说,导演看了之后,要和作者和演员谈。而何庆魁和赵本山也要碰撞。“赵本山也会提出意见,那都半宿不睡觉,等到谈完了,零点以后他睡了,到我工作的时候了。第二天上午他醒了,我的本子改好在他床边放着了。他一看满意了,再排,排着排着又有什么新点子,再往里充实,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但我是一个最不怕改本子的人,只要你这意见正确,点子被我认可,你说吧,越说我越兴奋,哪怕我困了,只要一说出来几个好点子,我就像打了吗啡一样兴奋起来,你让我睡我都不能睡。一个小品改造起来容易,就是被人打得一地零件了,我再挑出来有用的重新组合。每次改本子都是脱胎换骨式地修改,我写电视剧都是,《刘老根》写了10集,征求意见的时候,人们又出了一些好主意,然后我就从头写。”

何庆魁回忆说,除了《昨天,今天,明天》这个小品只改动了一次,剩下的一直到直播前还在改,每个本子的修改都在10遍以上,“赵本山在给剧本提意见的时候往往说得很重,有三分他能说成七分,一般不了解他的作者容易让他弄崩溃了。但他弄不崩溃我,他说的时候我连记都不记,他一边说我脑子里一边过,有道理的我都给他留下。行了,该休息你休息,第二天他再看我改的本子,特别满意。他说过很多次:‘第二天看到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一台除夕晚会,观众期望值最高的就是赵本山的小品,每年都希望他能忽悠出点新东西来。“谁把观众搞笑了,观众就期望谁,观众是没偏见的。”何庆魁说,“赵本山很不愿意让观众失望,压力很大。如果有个好点子,愿意奉献给观众,如果点子不好,他宁可不上,你让观众盼望就不能让他们失望。今年我做统筹,有义务帮助他,他今年这个本子先天就这样,所以存活了,要是不成的话我还给他备份了一个。我没有遇到本子不行的时候,每年春节晚会我都至少准备两个本子,就是备份的本子都是很好的。”

但是年年都盼着赵本山,对于这么一台有影响的晚会来说的确有点不太正常,不过何庆魁说:“赵本山真的要是不上春晚,导演也不会到家里去请,这种不正常不是出在电视台或赵本山身上,就是我们观众现在还是比较认可他。只要观众喜欢就是硬道理,这东西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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