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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手边的历史

2005-02-28 08:46 作者:徐海屏 2005年第6期
目前首都博物馆拥有馆藏文物12万件套,大大小小算下来也有20万件左右

新首都博物馆开馆的基本陈列将是一个反映北京历史、城市发展和民俗的展览,同时还将开放青铜器、玉器、瓷器、文房珍宝、书法、绘画等七个专题陈列

今年10月,首都博物馆将从现在位于东城区国子监街13号的孔庙迁往坐落于西长安街延长线的白云路新馆,展馆面积将由目前的1500平方米扩大至近15000平方米。增容10倍之后的首博最发愁的就是拿什么来补充这“剧增”的空间。

目前首都博物馆拥有馆藏文物12万件套,大大小小算下来也有20万件左右。首博策划部主任孙五一告诉记者,目前的展馆通常布展500件左右,在最密集的展览中也只同时展出过700多件展品,因此目前的馆藏从数量上来说,即便展厅扩大10倍,也还是绰绰有余。

然而在首博的展陈大纲上,新馆展陈内容将上自旧石器时期,下迄2004年,由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及临时陈列三大展区组成,其中基本陈列将分“北京通史”和“老北京民俗”两部分。同大多数文博馆一样,首博的馆藏也是古代文物多,近现代文物少;文物多,“俗物”少,馆藏极不均衡。

为此,多年来首博一直在为新馆的展陈而面向市民征集文物,并且在2001年专门成立了“文物征集部”。四五年时间,首博从民间征集到了22000多件套近现代文物。这其中除了宣统时期银号的银票、清末贵族人家孩子玩的玉质羊拐——嘎拉哈、1937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公路路线图、光绪年间的殿试册这些珍贵文物,数量更多的还是那些尚没有名分的“文物”。

馆藏“黄面的”

用装备有恒湿不恒温的智能化空调系统的文物库房来保管乾隆的御辇,或者“骆驼祥子”的黄包车都不会有人觉得稀奇,但如果这样的设备保存一辆在市民生活中消失没几天的“黄面的”,可能就会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然而新首博的馆藏名单里却有这件“文物”的一席之地。

对于五六岁的孩子来说,“黄面的”这个词更像是一个传说。然而就在五六年前,每天3万多辆“黄面的”泛滥在北京街头,北京人称之为“黄灾”。正是这一去不返、被称为“黄虫”的面的,开启了北京出租车的历史。1999年夏天,“砸面”已经接近尾声。首都博物馆策划部副主任鲁晓帆找到市出租汽车管理局。当时恰好北方出租汽车公司总经理赵琦也在局里,听到鲁晓帆的要求,赵琦提出北方公司可以为首博解决一辆,同时从友联出租汽车公司又要到了第二辆“黄面的”。

当时出租汽车公司申请报废一辆旧车,才能获得允许购买一辆新车,旧车被压扁,车牌被收回。赵琦告诉鲁晓帆一切手续不用首博操心,都由他来办。两辆“黄面的”最终交给首博时不仅大修一新,而且车牌、计价器、座套、司机服务营运卡等配套部件都完整无缺。就这样,牌号为“京B27274”与“京B48043”的两辆“面的”连同当时的驾驶员照片都将永远保留在首博的馆藏库中。

孙五一觉得现在城市发展越来越快,生活用品的更新很快,今天随处都可买到的东西或许明天就销声匿迹了。虽然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我们并不知道历史终究会赋予它们什么价值,但是当真有一天人们意识到它们价值的时候再去寻找,就来不及了。为了这个理由,首都博物馆尽一切可能,收藏各种或多或少记录着历史的物件。从民国时期盛锡福的帽盒到元庆堂的米模子,从1943年板厂胡同五间瓦房两间亭台的房契到1997年两广路拆迁留下的石门礅和木头门,从民国年间的货郎拨浪鼓到因为城改已经消失的锦绣胡同的“胡同牌”,上世纪60年代的“灯塔牌”肥皂、70年代的9英寸电视机、80年代的飞鸽自行车,都成为了博物馆的藏品。

这种不起眼的藏品难免会令将博物馆当作“国宝仓库”的中国人觉得首博小题大做,然而事实上,“收拾历史的碎屑”是博物馆与生俱来的天职。1946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协会界定博物馆的职责为“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宋向光教授告诉记者,由于我国长久的文物收藏史,对文物赋予了很多附加价值,因此建国之初我国将博物馆定位偏重于历史文物领域,博物馆的“物”字便定义为“文物”。而在普通观念中,与悠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相比,近现代与当代将近一两百年的物件都不太配称为“文物”。这样不仅人为地缩小了博物馆的收藏领域,同时也缩小了文物的范畴和数量,“弄得中国的博物馆只剩下四大发明、青铜器,彩陶”。

宋向光指出,在欧美博物馆所承担的首要职能是“为知识发展很系统地收藏与保有”物品,特别是美国在人类学视野关照下的博物馆收藏更是关注生活细节的收藏,原则上“不确定该要不该要的东西,都尽可能保留”,“对很多东西你很难在今天就给它做出价值判断”。基于这种理念,西方的博物馆自诞生起,一直进行着“百科全书式的收藏”,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博物馆怎么还会面临藏品不足的问题?”

竞争“潘家园”

看到“黄面的”都成了“文物”,很多老北京居民顿时发现自己家中有不少有“历史价值”的物件有份儿进入博物馆。

索鹏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平素喜好文物,不出车时候总喜欢去博物馆转转,当年结婚的时候就曾将家具全部换为老家具。索鹏的祖上是清朝世袭的武将,家境殷实,索家16代人经过360多年积攒下来不少稀罕物。去年底看到首博征集文物,索鹏和家里商量了一下,觉得博物馆才是祖上这些宝贝的最好归宿,便和首博取得联系,捐献了自家27件套民俗文物。

在索家捐赠物中最吸引人的是一只民国时期的翠绿琉璃冰箱,索鹏85岁高龄的父亲索一波儿时在家用的就是这只冰箱,至今已百年有余。索一波记得当年家里所用的冰是从什刹海边上的冰窖采来的,后来家道中落没有人送冰了,冰箱也就成了储物柜。“文革”破四旧时,这只冰箱被错认为鱼缸才得以保存下来。

对首博出手如此大方的不单单只有索家。曾在北京外交学院任教的冯斐老人捐赠给首博錾花凤纹小镜箱、梅花手烘炉、紫檀木柄银叉等25件套明末清初的古玩与生活用品。

在捐赠文物中甚至还有价格不菲的商代青铜鼎和商代匕首。据首都博物馆文物征集部主任王春城介绍这只青铜鼎的市价在10万元左右。

今年92岁高龄的冯斐在丈夫与独生子相继过世之后,越来越担心自己百年之后这些宝贝的归宿。和冯斐老人一样,对很多捐献者而言博物馆无疑是珍爱之物最好的保险库。不过这些宝贝进了博物馆便不再为索鹏、冯斐他们所拥有,博物馆能够给他们的惟一补偿就是一纸鲜红的收藏证。对大多数人而言,与这一纸证书相比,潘家园、拍卖会、民俗旧货市场之类的地方要来得更实在一些。大到各地区的古建筑部件、木雕石刻、民族服装、泥人剪纸、皮影面具,小到门神对联、年画皇历、兔儿爷土地爷,但凡有些年头的民俗旧货总能找到合适的买主,尤其是海外买主。在日本大阪的民族学博物馆就专门设有中国民俗馆,其藏品丰富超过中国国内任何一个同类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策划部主任孙五一最忧虑的正是目前拍卖会、潘家园这些古董交易渠道抢走了很多文物。拿钱去拼,显然博物馆是无法与民间购买者相抗衡,国家也无法划拨无限资金允许博物馆去购买文物。孙五一最希望看到的还是国家能够用法律来保障捐赠机制的有机运行,特别是需要鼓励企业等组织捐赠。

曾在美国伯明翰艺术博物馆与费城艺术博物馆任过职的葛岩在《2005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中撰文回忆在美国工作时,收到捐赠文物后,博物馆会向捐赠者介绍拥有鉴定证书的古董商人来为捐赠品作价,估出的捐赠金额可以用来减免个人所得税。

葛言指出,这种捐赠补偿制度的实质是通过减税使政府转变成了间接的捐赠者。然而抛开经济原因不谈,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间接捐赠方式,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考虑,鼓励私人捐赠“可能维护民间的文化选择权利”,人民和企业有权选择捐赠物的种类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取向,政府只管减税。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体现出政府对其公共产品生产者权利的让渡”,其结果是“支持了民间在文化参与和选择上的自由,使作为公共产品的博物馆更多地拥有了它本该拥有的品格: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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