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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烦阎世铎?

2005-02-24 11:04 作者:苗炜 2005年第7期
阎世铎执掌足协后期的一系列荒谬决策演绎了一出“球场现形记”。从阎世铎的新任命来看,他并没有因为足球的烂摊子而影响仕途,每个不喜欢他的球迷都或许愿意把他的离开当成一次“拨乱反正”,但也对他背后的管理体制感到困惑和不解

阎世铎执掌足协后期的一系列荒谬决策演绎了一出“球场现形记”

除夕夜,德国巴特基辛根市,中国08之星足球队在一家中餐馆里吃年夜饭,饭馆老板的另一个头衔是德中足球促进会的理事,酒楼准备了饺子、火锅、卡拉OK,德中足球促进会则给每个球员备下了压岁钱,50欧元。中国足协的阎世铎、朱和元、冯剑明也给小队员们带去了压岁钱,50美元。参观了当地的训练设施之后,阎世铎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当初健力宝中青队留学巴西与这次留学德国完全没法比。”

除夕守岁,阎世铎听取了中方教练的工作汇报,在他心目中,由德国教练克劳琛带领的这支球队将参加6月份的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如果成绩尚可,克劳琛将担负国奥队主教练,组队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克劳琛曾经表态:“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我们这支球队即使不拿金牌,也要打进前4名。”而阎世铎则在2004年11月底针对“08之星”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足球有着金色的未来,中国足球将来能收获一块金牌就好了!”

大年初一,参加巴特基辛根市的招待活动之后,阎世铎一行当地时间下午14点前往杜塞尔多夫,观看德国队对阿根廷队的热身赛,那场比赛双方以2∶2战平,另一场引人关注的热身赛是英格兰对荷兰,结果双方0∶0战平。2月9日是国际足联的比赛日,巴西队又来到中国淘金,他们与中国香港队进行“贺岁杯”比赛,以7∶1获胜,罗纳尔多因为筹备他的二婚婚礼而留在巴西,但观众们欣赏到了小罗的精彩表演。比赛进行到85分钟的时候,巴西队还是以7∶0领先,中央电视台解说员黄健翔说:这个比分还是让我们想起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打中国香港队的那个7∶0,虽然比赛的内容大不一样。

“贺岁杯”之后,中央台的信号切换到了零下1℃的汉城,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八强赛开打,韩国队以2∶0战胜了科威特队。日本队在主场2∶1战胜朝鲜队,此前,朝鲜队在中国海南、北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训,他们在赛场上的能力让对朝鲜已感陌生的球迷颇有些吃惊。在以往的印象中,朝鲜队总是身穿质地较差的球衣,一味好勇斗狠,现在他们身着新款阿迪达斯,一度将日本队打得颇为狼狈。日本是足球职业化最为成功的亚洲国家,他们的球队俨然已经可以和世界一流球队过招,而朝鲜足球还停留在封闭状态,球迷不禁会假想,要是中国队碰上朝鲜队会是怎么样。更实际的可能是,要是中国队出线了,他们将在大年初一迎战宿敌韩国队,阎世铎或许会到汉城督战。2月9日的现实是,科威特在汉城失利之时,阎世铎正在巴特基辛根到杜塞尔多夫的路上,那是将举办2006年世界杯的德国,中国队和足协官员阎世铎都已经失去了踏上那块土地的资格。

2004年11月17日,中国足球队在广州以7∶0战胜中国香港队,在现场担任解说的刘建宏说,中国队与科威特净胜球相同,这给亚足联出了一道难题,是打附加赛还是抽签决定出线资格?观众带着疑惑看完了这场转播。镜头回到中央台的演播室,主持人黄健翔立刻纠正,因为进球数少,中国队已经被淘汰出局,关于这场球,大家肯定有许多话要说,明天再说吧。

德国《踢球者》网站当天的评论称:中国足球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上。2002年他们进入世界杯,晋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最大的对手日本和韩国是世界杯的主办国,中国与这两个亚洲先进国家的差距非常大。上次世界杯后离开中国的教练米卢曾表示,“50年内中国队有希望成为世界冠军”。然后,只是在两年后,这条预言就遭到了打击。

2004年9月,黄健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2002年6月13日下午,中国队在汉城和土耳其队的比赛是中国队50年内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球。中国队不会再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圈,50年!”黄健翔说:“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要遭中国人遭的罪,就在于我们的劣根性。我们不要求你进16强,只是想能经常出线,能参加世界杯,这是比较现实的期待。我希望中国足球赢,希望他们回回出线,足球火,关注的人才会多。与日本、韩国相比,我们的身体条件好——比他们高比他们快比他们壮,可为什么我们踢不过人家?就是骨子里、脑袋里不行,精神层面上不适合踢球。这不是足球圈能承担的,放到社会和文化的环境来看,中国人不配踢足球,我们和日本、韩国相比没有那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无私无畏为集体奉献的精神,和拉美、非洲相比没有个性狂野没有激情自由,和欧洲相比没有先进的足球体制与管理,我们哪一头都不占。我们的球员是表面上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有整体。我们不适合搞这项集体运动,对中国人来说,足球要上11个人,太多了!要上3个人,5个人,可能还凑合。”

2005年初,足球记者马德兴推出《球殇》一书,记述国家队前任主教练阿里·汉的执教经历,阿里·汉谈论了他对中国足球的看法:“足球是11个人在踢,不是单个人在踢。中国球员的个人能力没有问题,但在一起工作、踢球,如何形成一个整体(team work)方面,还是有些困难。我觉得这可能跟中国球员从小所学的东西有很大关系。他们所学的只是个人的东西而不是建立在球队基础上的,思维的方式也不是团队思维方式,而是个人思维方式。”

马德兴对此进行解析:“中国自古就有‘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更是用‘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来鞭挞中国人存在着的劣根性。阿里·汉不懂中国的‘三个和尚’的故事,更不明白柏杨所说的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所说中国足球存在的这个现象恰恰就是体现了中国当前社会存在着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何止在足球场内存在,在足球场外的管理部门机构中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事实上,从文化角度对中国足球多年的失败进行分析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足球历次失败之后的反省与总结已经让这个话题毫无新意。

从德国归来的阎主席在春节假期之后到足协上班,年初八,他被调往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担任局长,球迷或许有理由把他的这次“平级调动”看成是“下台”并为之痛快一下,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后继者就能把积重难返的中国足球带向一条康庄大道。检讨目前的足球界:一支丧失信心的国家队,一个没有主赞助商、取消升降级、沦为赌博工具的联赛,受经费所累,女足职业联赛也从主客场制“复辟”为赛会制。

从阎世铎的新任命来看,他并没有因为足球的烂摊子而影响仕途,他的家人与朋友庆幸他离开了足球这块是非之地,某位体育总局前任高官评价阎世铎为“好干部”。每个不喜欢他的球迷都或许愿意把他的离开当成一次“拨乱反正”,但也对他背后的管理体制感到困惑和不解。

从拟真到戏谑

1997年“十强赛”前,黄健翔参加中央台体育沙龙节目,他拿出一面五星红旗要为足球队说几句鼓励的话,才说了两句半就哽咽了。4年之后,他解说世界杯外围赛中国队对卡塔尔一战,因为对主教练米卢的排兵布阵提出批评而卷入一场网络论争。他说,比赛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恨不得上去抽他的嘴巴,他在侮辱我的生命,中国能进入世界杯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你在拿我的梦想开玩笑,你在糟蹋我的情人”。又过4年,“黄解说”平静地回忆:“做解说就是做艺,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的生活改变了。在2001年之前我活得很累、穿得很土很傻,人也胖,现在我心态年轻,人也瘦了,时髦多了,像重新活过来一样,追究原因还是对卡塔尔那场球。我是为我自己的家人活着,不是为广大电视观众活着,因为广大电视观众包含的内容太复杂了,我担不起。”

1997年“十强赛”金州失利之后,当时的足协领导王俊生提出了“国家干部说”——我们是输了球,但我们都是体育总局的干部,到哪里工作要听领导的安排;宣传司何慧娴同志提出了“二流说”——中国足球水平还是亚洲二流,无法与强队对抗。那一年,网络热潮方兴未艾,球迷“老榕”一篇《金州不相信眼泪》贴到了新浪前身“四通利方体育沙龙”上,那时候的中国足球还有一丝“悲壮”的底色。也是在1997年,有好事者将中央电视台解说员出现的错误集中起来贴到网上,之后各种“口误”帖子在网上流传。当时球迷的普遍态度是,中央台的解说不够专业。有“足记”如此戏谑——中国足球金州溃败,中国球迷在黑色之冬高喊“中国足球‘杀’三生,王俊生、戚务生、韩乔生”,当时“韩乔生语录”迅速飙升,成为中国队征战十强赛的风景之一,而老大王俊生、教头戚务生、铁嘴韩乔生,构成中国足球的“三生堂”。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以一种戏谑态度对待韩乔生的口误,一篇署名为“超现实的枕头”的文章分析了这种后现代现象——在央视其他一些足球工作者纠缠的、拟真的、焦虑的、欲求的、软弱的解说话语中,你只是在为足球游戏的进行而备受折磨,与之相比,尽管许多人说韩大师的解说是拘谨的、呆板的、幼稚的、乏味的、误读的、非专业的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对足球比赛超越文本、颠覆的诸多特性。

韩乔生坚决否定他曾说过最著名的那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但“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促生了一种语言游戏的发展。2004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韩乔生,第一个问题是:“这次把你当作一个娱乐人物访问,你会不会介意?”中央台宋世雄、孙正平等人确定了“解说员是严肃的新闻工作者”,但这一理念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

2004年欧洲杯,韩乔生以“韩乔生语录”为名在北京的《法制晚报》上开专栏,这一专栏延续到奥运会。《新周刊》记者胡赳赳在杂志上发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热爱韩乔生》一文,文中说——用一句大而化之的话来说,韩乔生语录的诞生是时代的需要,是转型期间的产物,是被洗脑的一代人的传统说教与后现代的耳朵之间发生的冷幽默。

2004年中超联赛开始,中央台没有转播权和报道权,这是多年来《足球之夜》的记者不用出差的比赛日,《足球之夜》的创办者张斌说:“联赛转播对中央台体育频道的推广价值已经下降。但联赛与《足球之夜》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节目就是因为联赛诞生的。有人想看笑话,看《足球之夜》没有中超能做什么,还能不能活下去。我想有了中超我们能做什么?有了它我们就牛逼了,人家就盯着你看了?”

《足球之夜》制片人刘建宏承认,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已经无法和1998年、1999年相比,“那时候我们搞舆论监督,猛打假球黑哨,我们监督了半天,联赛并没有好转。对老百姓来说,足球不是惟一的,你不好看我为什么还要关注?”《足球之夜》在2001年就推出新产品《天下足球》,而中央台、各地方台转播的欧洲联赛也逐渐增多,有统计表明,欧洲球迷越来越倾向于在家看转播而不是到现场看球,而许多中国球迷也将兴趣点转移到英超或西班牙联赛上。

2004年,《足球之夜》播出纪录片“徐根宝的足球学校”,昔日的铁腕教头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拉赞助,音乐编辑陈吉浙给这个片子配上了爵士乐:“这事儿不是很严肃,一个60岁的人,干的事情就不严肃,所以只能配爵士乐。依我看,中国足球没有绝对的正面形象。”

社会学家郑也夫教授2004年初发表文章说:“中国男足的水准如何是不需要讨论的事情,说多了有弱智之嫌。但是我一直真心地认为,拥有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领地是中国人的幸运。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意说三道四、臧否人物,从球员、教练、官员,到体制,在这里可以看到最详尽的报道,享受一道又一道的内幕新闻。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里是中国新闻最开放的领地。球场上的天然特征——公开与暴露,是足球成为中国新闻第一福地的原因之一。游戏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游戏毕竟是游戏,是其第二原因。长期的败绩使其管理者不得不硬着头皮听骂,乃至锻炼出其他领域的管理者尚不具备的一点点涵养,是原因之三。”

郑教授的论述可以用来解释体育媒体曾经有过的辉煌,但《南方体育报》主编龚晓跃认为,体育专业媒体在2002年世界杯达到顶峰,而后就逐渐被网络媒体取代。网络评论早已经消解了体育评论的话语权,网络表达特有的戏谑、反讽已经大大改变了体育报道原有的凝重与反思腔调,越来越多的人把体育或足球看成游戏与娱乐,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足球官僚说的官话越多,政治手腕越多,他的喜剧效果就越强烈。

从米卢到阿里·汉

足球领域的相对透明有其原因,一个公司犯一个错误未必能很快就被公众发现,而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投资失误——买错了一个队员,用错了一个教练,很快就会暴露出来。

《马家军调查》一书的作者赵瑜说:“体育是窥测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窗口,当年体委宣传司可以控制记者,出国采访的名额不给你,到了外面怎么报道也要开会进行管理。但体育再虚假,比分上也不能胡说,其他行业黑白颠倒是很常见的事,但是,近几年体育的公开化与体育媒介的进步有很密切的互动关系。读者和观众有一个普遍的要求——知情权,但体育官僚总是在掩盖——黑哨、运动员选拔制度等等。他们认为自己掌控着体育这块资源,干什么说什么完全是长官的事。”

2001年10月7日,中国足球队在沈阳战胜阿曼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出线权。此前20余天,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那是中国体育喜气洋洋的一年。2001年年底,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发起“中国体育电视奖”评选,2002年3月22日,第一届“中国体育电视奖”颁奖晚会举行。体育频道现场直播。

先期的评选工作由全国300名体育记者参与,但确定最后名单的是体育总局的领导与专家,观众不难发现其中的平衡之术,那一年最佳教练的称号没有给米卢,而是给了乒乓球队的总教练蔡振华,中国足球队获得的是年度突破奖,上台领奖的是领队朱和元。

那个颁奖晚会上,最激动人心的是何振梁先生的演讲,他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体育频道负责操办“电视奖”的张卫回忆说:“何老应该是当仁不让的终身成就奖,可从体育总局传来的信息是,我党从来不给活着的人设终身成就奖。”张卫承认,从一开始就感觉体育总局想控制奖项的评选,“我们第一年是摸索着干,第二年总局参与的意识比较强,体育频道写寻求合作的公函,得到的答复是以中国奥委会、中华体育总会非官方的形式来合作。但总局宣传司凡事都要过问,包括某某人是否能成为新闻界评委,因为有的媒体或记者可能已经列入体育总局不欢迎者的名单了。渐渐的我们这些干节目的人就有驾驭不了的感觉,要贯彻特别强烈的长官意识,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应付领导的意见,段世杰有段世杰的想法,何慧娴可能有何慧娴的想法,司长、处长也有自己的想法”。

第二届体育电视奖(2002年度)最富争议性的结果是李小鹏获得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奖,当年人气极旺的姚明得到的是观众投票选出的年度最受欢迎男运动员奖。对体育,官员有官员的理解,民众和传媒有自己的理解,这两种理念有时候能够重合,有时不能重合,“体育电视奖”在操办了两届之后陷入停顿。

2001年10月22日,中国足协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出线庆功宴”,阎世铎说出了他诸多名言中的一句:“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这一模仿伟人的句式会让人联想到另一则逸闻:某年徐根宝带队到湘潭与八一队比赛,赛前去参观毛主席故居,游客要求合影、签字,向来礼敬神佛的徐根宝答应合影婉拒签字:主席故居前哪容我签字?根宝走后,世铎也到了,这一回围上来的球迷频频招呼:“阎主席,阎主席,主席,主席。”有好事者分析之,在主席故居前敢张扬的,官运也就到此为止了。

2000年12月13日,中国足协正式公布“2001年联赛实行只升不降,2002年联赛实行只降不升”的赛制,此举被称为“豪赌世界杯”。2001年1月,阎世铎在深圳足球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超”和“人民足球”的概念,“中超”是阎世铎为摆脱王俊生阴影进一步搞好联赛的政绩工程,而“人民足球”,据阎世铎阐述,是他在阿根廷督战世青赛,看到阿根廷的孩子大人都玩足球,不由得想移植那种足球氛围。

在阎世铎上任后的头两年,沈祥福带领的中青队打进世青赛16强,被誉为“超白金一代”;国家队冲进2002年韩日世界杯决赛圈,被总结为“站起来了”;对假球黑哨,阎世铎喊出的口号是“杀无赦,斩立决”;他视察了众多的青少年培训基地,提出了“固本培源、调整结构”的思路;俱乐部因利益问题退出联赛,阎世铎以莎士比亚的诗歌化解:当爱情的小船被风浪打翻,让我们友好的说声再见。这些构成了他足球领导生涯中的闪光点。

2001年10月到2002年世界杯这段时间,米卢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拍广告挣钱,而阎掌门的工作是阐释这次胜利的意义。体育官僚系统中的“政绩”很大程度上就是“成绩”,韩国、日本主办世界杯从而使中国队相对容易的出线,这一背景在官员的总结报告中是不会出现的,而米卢的指挥也让位于“几代中国足球工作者的努力”,但世界杯上三场皆负尽吞“九蛋”的表现让阎世铎开始了他的苦日子。

如果体育是一个形象工程,那么足球队在世界杯上的糟糕表演比没有进入决赛圈还让注重形象的人难以接受。2002年7月2日,世界杯一结束,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就召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在京的8家主要媒体代表开会。会议先通报了中央高层领导有关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的评价和指示精神——足球的影响很大,足球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要求足球必须搞出个样来,输球不能再输得像世界杯赛上那么难看了。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接到指示,要利用世界杯,对中国足球进行系统而认真地总结,并希望下大力气,花10年的时间把足球搞上去。这是自小平同志在1985年柯达杯世界少年(16岁以下)锦标赛期间对中国足球发表“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后,中央领导同志再次对中国足球做出的重要指示。打完小组赛回国之后已经做过一番总结的国家队教练组再次集中,他们要炮制一份更重要的总结。

两年之后,体育总局传出“以北京奥运促进足球”的精神,“08之星”就是阎世铎的“落实”。而在这两年之中,“超白金一代”折戟于奥运预选赛,国家队请来的主教练阿里·汉从一开始就被怀疑其能力,假球黑哨的调查不了了之,联赛中的赌球愈演愈烈,“固本培源”的思路被“中超准入”取代,各俱乐部要造假账才能进入“中超”,重庆队在甲A最后一轮要输球才能晋级的规则漏洞,早已表明足协决策的荒谬感。而爱情的小船被风浪吹打之时,俱乐部已经不愿意索性分手,他们要自己来掌舵前进。

从阎世铎到谢亚龙

10年甲A,造就的并不是一个金字塔形的联赛架构,而是一个名利场。“中超”进一步夸大了名利场的特性,但俱乐部老板们要求的是实在的利益。2004年10月国安罢赛,引发了一场“虚假革命”,而罢赛起因不过是中信董事长王军的一句指令:这足球弄不好就别弄了。

谢亚龙接任阎世铎,他没有阐释自己的施政纲领,但早已发表过《足球是准公共产品》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谢亚龙已经拒绝了俱乐部对联赛的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获益权的诉求,他清楚地告诉俱乐部老板们:你们通过足球获得广告效应就够了,可以略有盈余,这个盈余应该控制在同期银行利率、国债利率与股市盈利的平均水平线上。这就叫“以体养体、良性运转”,不以盈利为目的了。

阎世铎曾经在投资人会议上勃然大怒,他将俱乐部提交的“文件”扔到桌子上大喊:你们这是挑战中国足协的权威,我可以不干,但中国足球还是足协的。他将足球定义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投资人反驳说,“既然足球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那中国足球还搞改革干什么?中国足协的香河基地一亿多元资金怎么来的?既然是社会公益事业,那你电视转播权为什么不卖给央视,央视的社会影响力比起上海卫视哪个大?”

足球改革的最初目的就是“提高足球水平”,俱乐部参与足球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益,但他们发现,自己名义上取得了俱乐部的产权,但对整个联赛的权利要求一直被排斥,“10月革命”就是为自己挣利益,阎世铎拒绝了这个要求,与俱乐部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势,而联赛最大的利益来源——西门子公司的冠名赞助宣布撤销,此时来到足协的谢亚龙先生是不可能把足球资源拱手让人的,体育总局不会派一个出让或危害自身利益的干部来看管足球。

作家赵瑜说:“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的权利问题,城市拆迁是财产权利和生存权利,而体育,归根结底是群众有没有健康的权利、参与体育的权利。我们的中学有球场吗?有多少人经常锻炼?我们的大学生为什么没资格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家体育总局应该为大众服务,不能说他们承包了一个球队,您就瞧好,打好了您高兴一下,打不好您下回再看。以人为本的权利回归也是体育的主题,体育要从衙门手里回到群众手里。”

当年的马家军风波可以说是权利问题,健康——你让我吃药我不想吃,我怕长喉结长胡子将来生不了孩子;奖金——凭什么我的奖金你要拿着?后来的王治郅、田亮也是权利问题,运动员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挑战体育机制对他们理所当然的控制,这样的故事还会发生,而足球俱乐部也不会放弃他们对足球的权利要求。

在去年的这番争斗之中,阎世铎与徐明、张海等人可谓“赤膊上阵”,足协质疑张海的投资人身份,张海则回击“阎主席的讲话就像是刚擦干净的地板上又拉了一泡屎”。那段时间,阎世铎一直处于“要被换下去”的传言之中,而张海也因“健力宝谜团”陷入媒体焦点之中。2005年初,《足球报》发表《阎世铎的青春秘史》,“翻开他的履历,我们看到的是优秀到不能再优秀的辑录:勤劳肯干的知识青年、自学成才的工农兵学员、刚直不阿敢与小流氓作斗争的好学生”,这样的人很自然走上仕途。几乎同时,《南方人物周刊》也对张海的履历进行了一番调查,张海入河南大学武术专修班,号称可借特异功能给人治病。18岁后,即以活佛弟子身份在各地广开藏密健身中心,传授“密法”,招揽学徒,收入颇丰。后在河南省社科院哲学所设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任所长,由此获得“官方身份”。1995年南迁广州,置豪宅名车,结名流巨贾,自此由“藏密大师”向“资本玩家”转型。张海入主健力宝之后热衷于资本运作,像阎世铎折腾联赛一样折腾“健力宝”,这一官一商因足球场而短暂交锋,但谁说得清这两个角色哪一个更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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