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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亿人未富先老

2005-01-13 09:09 作者:鲁伊 2005年第3期
13亿人口的拥挤中国会担心新增人口的锐减,这似乎是个荒谬的命题。难道在2040到2050年间,中国人口不是将与世界人口一道,达到一个令人担忧的峰值吗?答案依然是肯定的。但新的问题是,在这个峰值过去之后,中国乃至世界的人口都可能将面临急剧下跌,而现存的人口结构问题,会让数量上的减少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死结

13亿:多了,还是少了

一组数据:按中国粮食产量,人口不应超过12.6亿;按能源负载,不应超过11.5亿;按土地资源,不应超过10亿;按淡水供应,不应超过4.5亿。

另一组数据:2003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0.601%,中国女性生育率已从1949年的6.14降至1.4。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预测,到2015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是44岁,每代人数将降低20%到30%

“如果我是一名绅士的话,我不应过于好客,不应让我的房子里挤满了人。”

“先生,亚历山大·迪克告诉我,他记得一年里,就有一千人到他家里吃饭。”

“可是,那也就是说,每天不过才三人而已。”

“你的说法的确让这个数字小了许多。”

“这就是计算的好处:它使每件事在时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之前,就确定了下来。”

上面的这段对话,出自18世纪著名的词典编撰家塞缪尔·约翰逊和他的传记作者博斯韦尔之口。或许,它可以让我们对即将讨论到的一个数字——1300000000——不那么惶惑。在开始戏剧化或老套地设想13亿个人手拉手可以绕地球几个来回之前,让我们先记下约翰逊的这句话:没有数字天生就是大的或是小的,它们的大小多少,只存在于相关的比较和计算中。

多了?少了?

在一个中国人的记忆中,“人口”这个名词,似乎总与“多”这个形容词密不可分。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最好的证据。从早晚高峰时拥挤的公共汽车和地铁、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堵得一动不动的车流,到节假日火车站机场售票窗口前长长的队伍、商场餐馆里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的场景、招聘会上万头攒动简历纷飞的无序,再到渐渐挤满了市中心和郊区的一栋栋越盖越高却照样住得满满的大塔楼……然后,当我们打开电视,看到的是草场和山地因过度放牧导致的退化,淡水资源稀缺,各类能源告急。所有这一切,都在惯常的语境下被归结为由人多所带来。

13亿人,多不多?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估测过一系列数据。按照中国的粮食产量,人口不应该超过12.6亿;按能源负载,不应超过11.5亿;按土地资源,不应超过10亿;按淡水供应,不应超过4.5亿。按照这个标准,2005年1月6日的中国,在各项指标上都早已越过极限。不过,根据另一套模型算出的结果带了点死刑缓期执行的味道:中国人口只要控制在17亿以内,就不会产生可怕的致命后果。按照目前每年新增1000多万人的速度,还有近40年好过。

然而,即便是死缓,也不过是把某个必将到来的时间点推后一些而已。在过去的100万年中,世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小于0.002%。这个极微小的增长率,产生了我们今天的64亿人。64亿庞大基数的可怕之处在于,1992年,美国学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计算过,以50亿为基数,如果维持年1.7%的全球人口增长率,只需要686年,地球陆地面积就会全部为人类所占满,而每个人只能占据0.24平方米的一块仅可容身的地方。960万平方公里对应13亿,留给中国人的时间,可能还要更短。

但是,账,并不是只有一种算法。哈丁的预测中,1.7%的全球人口年增长率对于最终结果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从近十年来各国人口增长的趋势看来,目前,这个增长率显然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只有0.601%。事实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让许多有识之士们最为头痛的,是可能出现的零或是负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不患多而患少”。

13亿人口的拥挤中国会担心新增人口的锐减,这似乎是个荒谬的命题。难道在2040到2050年间,中国人口不是将与世界人口一道,达到一个令人担忧的峰值吗?答案依然是肯定的。但新的问题是,在这个峰值过去之后,中国乃至世界的人口都可能将面临急剧下跌,而现存的人口结构问题,会让数量上的减少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死结。

社会学家曾计算过,如果要让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数量保持一致,每个女性必须生育2.1个子女。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从1972年以来,全球女性生育子女的数目,已经从6个减半为2.9个。而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数字更远远低于此。法国和爱尔兰是欧洲女性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数字为1.8。意大利和西班牙则位居最末,仅有1.2。德国的女性生育率与欧洲平均值相等,为1.4。这意味着,在未来的40年里,德国人口将从目前的8250万减少1/5,相当于前东德居民的总数。

不要以为新增人口减少只是欧洲人的事,向以人口众多著称的亚洲国家也不例外。根据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女性的生育率已经从1949年的6.14降至1.4。在“第13亿个中国内地公民”张亦驰出生后,许多人口学家兴奋地宣称,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13亿人口日推后了4年。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到70.7岁,新生儿数量的减少,13亿中国人可能在一代内就完成了欧洲人花了100年才完成的老龄化过程。根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将是44岁,而从2019年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经历急剧减少,每一代人数降低20%到30%。如此不出两百年,中国人口将从目前的13亿,骤减到2000万左右。按照这种算法,13亿,是不是又显得少了?

靠不住的预测

1945年,一位美国当时最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曾预测,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30亿。而在1933年,胡佛总统领导下的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里,统计学家们几乎下了断言,美国人口绝对不会超过1.5亿。根据当时的计算,这两个数字,已经逼近地球和美国所能承受的极限。但现实却是,1987年7月11日,全球人口就突破了50亿,1999年10月12日,这个数字再度改写为60亿。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4年12月28日公布的数据,到2005年1月1日,美国总人数已增至2.95亿。我们的确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但是,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

从20世纪初人口学开始兴盛时起,关于人口,即使是最专业的人员作出的预测,结果也常常是靠不住的,危险的。而当这些预测简化为媒体上耸人听闻的预言时,更是时时出现“垃圾输入,垃圾输出”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一位天文学家通过计算预测出某年某月某日北京可能看到日全食后,无论他的预测是否正确,公布这一预测都不会对那一天的日食状况有何影响。而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某一研究或预测结果的广为人知,却会影响到人们此后的相应行为。前一种科学被称为信息稳定科学,而后一种则是信息可变科学。人口学的预测,无疑属于后者。一个MBA案例说明了这一点:当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某城的人口处于下降趋势时,一个大型连锁超市放弃了在该城开设新的分店的打算。而这,无疑将对这个城市未来的就业和经济产生影响,进而对人口施加相应的作用力。

正是因为这种互动作用的存在,人口预测经常会处于一种“测不准”的状态。研究者总是在发出警报,但却越来越像“狼来了”的故事。21世纪的中国人,是不是还像几百年前那样,盼望着多子多孙,四世同堂?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不是还应该局限于封闭的国界和省界之内,不考虑迁移对人口布局的影响作用?

假设中国人口的持续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黄宏、宋丹丹小品中表现的“超生游击队”的存在。然而,根据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在北京、辽宁、山东、广东、贵州与甘肃进行的调查,农村改革实行后,农民多生育儿女的愿望显著降低。在1974年联合国第一届人口大会上,印度代表团团长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警句:“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在传统、落后、封闭的环境中,家族势力的大小和经济状况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数的多少,这是传统中国人多子多福的动力之一。但是,当技术取代密集型的劳动力成为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当女性因生育子女而损失的直接收入与机会成本显著增加,当农民外出务工使其不得不推迟结婚并长期分居……正如曾毅指出的,这些自发的、因经济变化而导致的少生子女的愿望,常常比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措施更为有效。

此外,人口的城镇化,也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一个更科学、更有效的手段。正如已经在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现出来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降低人们养育子女的愿望。进入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因为工作压力、生活成本的提高、住房空间的限制,抚养子女所需的精力和物质要求都会比在农村时大幅度上升。而城市中的居民,更是越来越多地宁与猫狗为伴,也不愿冒生育子女的麻烦。在香港,妇女的生育率只有0.93,足为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前车之鉴。而且,这种出于自愿的生育率的下降,常常是不可逆转的。在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为了鼓励育龄妇女多生育子女,政府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民众却不为所动。新加坡从80年代起就开始用政府力量促成年轻人约会、结婚,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补助,可这也仅仅维持住了家庭中的子女出生数而已。

“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其实是没错的。如果失去控制,它对环境的破坏力无与伦比,但朝向理性的方向时,它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力量。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的崛起先后验证了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目前仅有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呈良性发展。移民政策有助于对人口结构的调整,使它能比其他国家更晚地进入老龄化社会,从而做好更充分的准备。然而,在仍然大力依赖廉价劳动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中国却似乎并未对2015年左右就将开始枯竭的劳动力来源给予足够的认识。人为加速的老龄化社会将至,谁来为我们的未来买单?

“新人口论”的悲哀

人口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人口”问题。太多的时候,它夹杂并体现着政治需要。比如,《高卢战记》里就提到,罗马元老院故意不统计奴隶的数目,以免奴隶知道自己的人数远远超出统治者后,敢于掀起叛乱。

1798年,英国人马尔萨斯出版了一本名为《人口论》书。在书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食品却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所以要避免恶性循环,必须节制生育。这本书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达尔文因此想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而在150年后的中国,一个名叫马寅初的知识分子,因此经受了长达十余年的不公正批判。

马寅初生于1882年。1957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新人口论》时,他75岁。如今,许多人提到马寅初,自然而然想到的衔头是“人口学家”。但实际上,马寅初一辈子都在和经济学打交道,对于人口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并不十分在行。作为大会发言稿而非学术论文的《新人口论》,根据的是马寅初的几次视察见闻和报章数据,细读之下,你能感到一个“微躯敢一言”的老者的忱忱之心、切切之意,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据,都有可商榷之处。

马寅初认为中国人口增殖太快、需要控制的依据,是1953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共有人口601938035人。根据他对当时国内情况的了解,马寅初认为,人口增殖率在20‰以上,50年后将达到16亿。

在当时的马寅初看来,16亿是个绝对无法想象也无法承受的庞大数目。作为计划经济倡导者的马寅初认为,6亿人口带来安插问题已经令政府捉襟见肘,而且,要增加资金积累,提高国民收入,必须降低消费,发展重工业,不让中小型工业拖慢高速工业化的进程。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钥匙,就是控制人口。

其实,马寅初并不是新中国第一个关注人口问题的人。早在1954年,他的绍兴老乡邵力子就在大力倡导计划生育,提倡避孕。是在1955年春邵力子与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拜访马寅初之后,他才立意撰写《新人口论》。在国民党时期就因敢说话而被关进监狱的马寅初向有“大炮”之称,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回的这一炮,打向的领域,太敏感了。

从1958年到1960年,国内先后掀起两次批判马寅初的高潮。“攻击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成为他的主要罪名。年近80的马寅初虽然“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正不正确?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人口行为包括四种,分别是生育行为、死亡行为、迁移行为和社会行为。而人口问题,不仅仅是数量问题,还包括结构问题。很显然,马寅初并没有将人的迁移、职业和阶层的变化以及人口年龄构成问题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内。这里面,有知识层面的原因,也有时代局限的原因。

在当时,人的自发流动是几乎完全被禁止的,而阶级阶层更是敏感得不能再敏感的话题。然而,缺乏对这几种因素的考察,必然使得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存在先天的缺陷。对于他来说,生产关系是不能变的,只能在生产力上动脑筋。但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在人口问题变得最尖锐的几个阶段——6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时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返城就业危机、90年代初的工人下岗——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人多,而在于计划失灵,无法调控。在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壁垒之后,现在人多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相反,中国目前高速的GDP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数目庞大的青壮年劳动力人群,而这些人,恰好与坊间流传的“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中的三亿人基本重合。

马寅初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无从得知。只是,从保存下来的批判材料中,我们看到,他说过,“过去可以说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来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来一个政治革命。如果现在继续宣传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推论结果就是还要来一个政治革命,这定会危害国家安全”。在当时,马寅初不会想到,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式,而批判他的人,谁又敢于指出这一点呢?

在13亿人的今天讨论人口问题,不能太多地依赖假设,就像我们谁都不希望传统的战争、疫病会再度成为调节人口的杠杆。然而,对于新杠杆的科学性,是否也应该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再度加以审视呢?无疑,当年对马寅初的批判是全然错误的,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今天对马寅初的尊奉,是否又是正确的呢?只重视人口数量不重视人口结构的一系列政策,已经为未来埋下了重重隐患。在时间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后,我们一提起中国的人口学,仍然要言必称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不是也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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