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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的中国

2004-12-29 16:04 作者:李鸿谷 2004年第52期
中国32枚奥运金牌,烘托的是一位手擎国旗跳上领奖台的刘翔,他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那一刻,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体育与整个雅典,只是这位英雄的舞台。放在700年中国形象西方制造的历史里,今年,我们最重要的收获是“中国制造”的刘翔。

或许张艺谋会想象,在过去的2004年,他惟一的对手是帕帕约安努——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的艺术导演。有着北美票房冠军(周),有着新片《十面埋伏》,还有着奥运会闭幕式“从奥林匹亚到万里长城”8分钟的张艺谋,“希望”自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

奥运年产生的英雄会是一位导演?2004年不是,2008年也不会是。

中国32枚奥运金牌,烘托的是一位手擎国旗跳上领奖台的刘翔,他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那一刻,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体育与整个雅典,只是这位英雄的舞台。

二胡、灯笼、功夫与《茉莉花》,这些经典的中国符号,是导演张艺谋用来展示的中国形象。但很不幸,在奥运会这个舞台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需要寻找的都是一位自己的英雄。A.C.尼尔森公布的美国NBC奥运报道第一周的收视率(15.7%),甚至超过中国奥运报道的最高收视率(13.3%)。郎平回忆她的好友、美国排球选手劳尔参加汉城奥运会,“我能代表美国就是一种光荣”。那一年劳尔已经34岁。无论你是否喜欢,无可否认的是,奥运年,国家及其形象,是最被关注的主题。在那本《我是刘翔》的书里,初二的体育插班生刘翔,说下了课前后排的同学都会围过来听他讲比赛的故事,“说心里话,这种感觉,真好——被围在中心,有同龄人用带着些许崇拜的眼神看着你”。对于个人或者国家,这种情感与角色需求,刘翔界定它很“温暖”——有例外吗?

从刘长春的洛杉矶奥运会(1932年)到吴传玉的赫尔辛基奥运会(1952年),中国早就发现奥运会在制造国家形象上的价值。这种发现最直接的结果是,体育系统从共青团序列里分离出来,有了国家体委。一路努力下来,1984年,我们终于诞生了第一位奥运英雄许海峰。奥运会、金牌英雄彰显国家形象的价值,差不多是东方国家共同的选择。比较北京的两次奥运申办,何振梁说:“中国现在的气魄已经不是当年——‘你给我吧’,现在是‘我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我愿意为这样的事情做自己的贡献’。”20年的奥运之路,从许海峰与郎平开始的中国人自己的英雄,已经演变为能够代表全球化时代中国身份的姚明与刘翔。

在奥运会这个平台上努力制造自己的国家形象,这一东方国家共同的选择,对应的是一个被别人描述的身份历史——爱德华·W·萨义德那本《东方学》第一个直接引语是:“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萨义德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接受维柯的精彩观点——人的历史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所知的是他已做的——进行认真的思考,并且将其扩展到地理领域: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简言之,萨义德要说的是:“西方”创造了“东方”。

中国形象的第一个制造者,美国人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观察是:马可·波罗。是马可·波罗“代表”了中国,“马可·波罗的名字几乎对每一个美国学生都如雷贯耳,一提起他,总会使人想起中国古代盛事辉煌”。马可·波罗以及后来的西方传教士们创造的美好中国形象,结束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1793年)。在他与清朝官员就是否下跪进行没有结果的纠缠后,他的中国之行失败了。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失败47年后,1840年,发生了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那场著名的战争——鸦片战争。有意思的是,无论马可·波罗的美好中国,还是马戛尔尼之后“不再迷恋中国的欧洲”,都不为当时的中国人所知。1859年美国公使华若翰抵华,是否接受下跪叩头的礼仪,仍是当时咸丰皇帝所考虑的头等大事。但是,马戛尔尼的失败,佩雷菲特称,是中国与西方“长期对抗意想不到的起点”。当年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直到1901年,大清国“终于认识到国际影响是一种力量”。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编辑分析说,马可·波罗被中国人所知晓,“时间应不早于清末民初”,“(此时)正是中国国势衰微……一名来自西方,曾对中国心悦诚服,由衷赞叹的探险家的故事,想来分外能抚慰当时遍体鳞伤的民族自尊心。”

无论马可·波罗的中国还是马戛尔尼的中国,依萨义德的概念,是西方的制造。有意味的是,《国家地理》这样写道:“今天,马可·波罗代表的意象依旧充满着我们生活的周围,仿佛成为中国强盛记忆的象征。”——二胡、灯笼、功夫与《茉莉花》在美女与短裙包装下所制造的“8分钟”,或许算得上这种结论的重要证据。

但是,更复杂的情势是,这一年代,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更在意那“8分钟”所制造的“中国强盛记忆”?我们获得的材料是,张艺谋的“8分钟”拿到了22届国际体育电影和电视节最高奖——菲亚特奖。很不幸的是,张氏“中国形象”遭遇了刘翔——中国“举国体制”制造的英雄,这非常戏剧也非常尖锐。我们选择了刘翔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年度人物。

当然,过去的一年并不仅仅只有张艺谋与刘翔在形成我们的年度记忆。

审计长李金华仍然延续着自上年始的媒体高关注度。本年度审计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奥运年里,这一数字的公布使中国体育体制更复杂的一面得以展现,但对李金华及其审计署,这只是他们的例行工作而已。李金华接受采访时没有对此(体育总局动用资金)给予任何解释,他面对审计出来的诸多问题,“最大的矛盾与困惑是,如何落实和追究审计责任”。这是一个制度建构与权力分配的问题。深刻的是,李金华阐述说,“国家治理需要明确责任法制化。人们往往倾向于追逐权力法制化,却容易忽略责任的法制化。这样一来,由于个人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成本太低,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机构各部门追求权力的冲动。”从审计专业出发,这是李金华提出的重要问题。

32枚奥运金牌与中国足球队未能世界杯外围小组出线,这一极端的落差,中超赛场久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年底终于爆发。这个被广泛形容为“资本挑战权力”的冲突,“资本方”的“老大”,是大连实德的徐明。徐明是谁?是我们曾经的疑问,但现在仍然没有答案,似乎徐明只安于媒体给他的形象:“资本代言人”。这里面冲突的事实是,既为资本的实际操盘手,徐明与他的“投资人”团队,在与中国足协重构中超的博弈里,如何讨价还价重新分配利益,是最为核心的诉求。但是,看起来今年,这一重构很难有明朗的结果。所以,这一人物与个案,现在能够给予判断的仍然只是徐明那13份文件所彰显的价值——向中国足协索回属于自己的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与监督权——但这也仅仅是提出了问题。

李金华提出了“责任的法制化”,徐明申张“资本的权力”,这都只是一个开始。与他们不同的是,刘亮有了结果,他终于要回自己的那辆宝马车。与秋菊相似的是,刘亮执著地要个说法,不同的是,在对彩票相对不信任的普遍情绪之下,他的所有努力有了足够的响应与关注。仅仅出自十分单纯的个人利益动机,刘亮事实上开启了整肃中国彩票发行制度与纪律的官方努力。

但是,这一切在奥运年里——国家及其形象成为核心关注的年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副主任岑传理提供的雅典奥运会收视率,最高的是中国女排与俄罗斯女排的那场决赛,“尽管已经是北京的凌晨,决赛的现场直播收视率达8.6%。直播之后,中央电视台又在当天三次播放比赛录像,收视率都在6%以上。一共吸引了4亿多人次观众”。20年后,中国女排仍然如此有号召力,谁也很难否认体育对中国人有着大大超过体育本身的力量,这是我们无可逃遁的现实。这层现实,甚至美国人都比我们看得清楚,休斯敦火箭队的老板说,因为姚明的加盟,“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主场”。放在700年中国形象西方制造的历史里,今年,我们最重要的收获是“中国制造”的刘翔。“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会让你们再次看到我胜利的微笑”,刘翔的理由是,“因为,我是刘翔。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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