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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年的符号与冲突

2004-12-23 10:13 作者:李鸿谷 2004年第52期
“当(美国)孩子们尚未懂事时,他们就知道如果在地底下直挖一个穿过地球的洞,从另外一个洞口出来就会是中国。于是,在很多孩子们的意识中形成了只要不离开地球,中国是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一概念。”

1793年英国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大使团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图为英使马戛尔尼和他的侍童都是单膝下跪呈送国书和接受皇帝赏赐

“当(美国)孩子们尚未懂事时,他们就知道如果在地底下直挖一个穿过地球的洞,从另外一个洞口出来就会是中国。于是,在很多孩子们的意识中形成了只要不离开地球,中国是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这一概念。”

离开美国《新闻周刊》副主编的位置8年后,哈罗德·伊萨克斯1958年出版了他的社会学调查著作《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在这本书里,他找到了中国形象的“起点”人物:马可·波罗。对于那些美国孩子,中国除了遥远,“马可·波罗这个名字带来了广泛存在于中国人中的一大堆可钦可佩的品质:极度聪明、持久勤奋、遵守孝道、爱好和平以及坚忍克制等”。

1274年底或1275年初,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还有叔叔,到达中国最西端的塔什干河谷。此后,他们在中国呆了17年。

见到忽必烈后,马可·波罗不无得意,在他的书里写道:“他们(马可和他的父亲与叔父)很受尊重,一切需要无不供给。他们留在大可汗朝廷,受的荣耀职衔,甚至超过了其他。”马可描述忽必烈,“有优美形象,不高也不矮的中量身体。他有适量的肌肉。他的四肢形状是很合宜的。他的脸色又白又红,像一朵玫瑰花。他的眼睛又黑又美。他的鼻子摆置得很适当”。当然,“这位大汗是有史以来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他拥有最多的人民、最广的国土、最丰的财宝”。当时的马可·波罗仅20岁,这个年龄对于中国皇帝有着极其八卦的好奇心,“如我告诉你们的方法。有6个那样的处女,留待在皇帝的寝室中三天三夜伺候他床上睡觉,并代做他要做的事情。大可汗拿她们随意玩弄。在三天三夜的末尾,另外换6个进来。她们依次交换,每三天三夜变更一次。一直等到所有的全换过了,然后再开始重来。”令马可津津乐道的皇宫生活,《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注释说,“关于忽必烈生活的详细描述令东西方都大吃一惊”。自称马可迷,是“他忠实的信徒”的麦克·爱德华斯概括说,“性,是另一项吸引马可注意的主题”。

麦克·爱德华斯说,“马可·波罗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公关”。与他个人所“形成与代表”中国人那些美好形象相反,他着重描述的成吉思汗,在哈罗德·伊萨克斯的判断里,“成吉思汗和他的游牧部落虽非华夏血统的祖先,但却具有与中国人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形象:残忍、无人道、没有个性、难以渗透、势不可挡的数量、一旦放松便不可压制等”。美国人对成吉思汗的如此想象,仅仅因为他的西征与屠城?在上世纪50年代的伊萨克斯总结的与中国的漫长接触过程中,“这两种形象(马可·波罗与成吉思汗)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从未完全取代另一种形象。”

在《东方学》里,萨义德描述说,“自19世纪早期直到‘二战’结束,法国和英国主导着东方与东方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逐步在此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马可·波罗与成吉思汗,由此而观,是相对晚近才形成的两个对立的形象符号。

准确地看,马可·波罗并非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学者考证中西往来史,马可·波罗之前,1245~1247年间,昂布里亚人皮阿诺·卡尔皮尼奉教皇英诺森四世之命来谒蒙古大汗;六年后,1253~1255年间,佛兰德人鲁布鲁克为法王路易九世所遣来谒蒙古大汗;即在马可·波罗尚在中国之际,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修士,由教皇(1289年)派至北京,主持新设置的大主教区直至逝世(1328年)。由成吉思汗而元朝,中国之“开放”在历史上极其罕见。甚至“忽必烈任用了数以千计的外国人为官,尤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居多。这些‘色目人’,在元朝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但高于不受蒙古人信任的汉人官员”。与马可·波罗行商的目的不同,那个年代,更多的欧洲人抵华,目的是宗教事业。其间最为著名的是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82年抵华,1610年去世)。钟叔河评价,“中国人对欧洲和世界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从利玛窦开始”。自马可·波罗始,然后是传教士们描述的中国,使伏尔泰疾呼欧洲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法国人佩雷菲特感叹,“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社会的一切都要求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全盘肯定。”

就在这声感叹过后,美好中国的形象开始转折。

比伏尔泰小29岁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他不朽的著作《国富论》——随即他的思想成为官方学说,在1787年的盛大晚宴上,英国首相在入席时转向他说,“您先坐下吧,先生,我们都是您的弟子”。与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不同,斯密并不就一个理想世界的从未有过的组织形式进行抽象思辨,他把一切都寄托在个人利益上,他认为有了个人利益的推动就会产生无限的智慧和发明。

怀揣着斯密的教诲,1792年9月,英国人马戛尔尼与内务部长谈妥自己的金钱、爵位以及权力——离开英国期间1.5万英镑的年俸(相当于1989年900万法郎)和晋升伯爵的允诺后,踏上了为乾隆皇帝祝寿的中国之旅。他与他的伙伴希望与中国皇帝达成交往和贸易,当然还有他们一直也未曾言说的鸦片买卖。

看起来让马戛尔尼注意但却不喜欢的中国人是和——一个“附体再生的人”。马戛尔尼从他的传教士朋友那里知晓的仍是一个中国古代的“娱乐”故事:乾隆在很年轻的时候发疯似的爱上了他父亲的一名妃子,皇后发现此事后,召见了那名有罪的妃子,强迫她用白绫自缢。40年后,乾隆皇帝检阅皇家卫家,他发现站在第一排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长得和他曾经热恋过的妃子几乎一模一样。乾隆是喇嘛教徒,相信灵魂转生,他不怀疑他曾经热恋的妃子的灵魂就附在这个小伙子身上。据说,他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尝到了很久以前没让他尝到的幸福。这个叫和的年轻人,使乾隆皇帝破坏天朝规矩,把从未为公众建立过任何功勋的他提拔到了首要的位置。

异国情调是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最初的中国感觉。在舟山群岛,“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同胞上了船。当他们在英使会客室里看见他们的皇帝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叩了好几个头”。对一张画像叩头,这使马戛尔尼很觉有趣。但他并没有觉得这是他未来碰到的最困难的挑战。有证据表明,一年多前,在他刚刚开始召集人手准备中国之行时,就收到十分明确的报告:大使将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而且如此还不一定被理解为归顺。马戛尔尼的不以为然,可能源自这样一层事实,中国的高级官员已经知道广州的英国人不像一般外夷那么好对付。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所有商人或传教士都能随便磕头,而英国人始终拒绝。当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海关监督那里开会时,突然听到一声炮响,这说明圣旨到。英国人于是就退避,“为了避免在内装皇帝谕旨的黄色丝盒面前磕头”。当海关监督接了圣旨,英国人才再次进来。但是,英国人与广州人之间的这种妥协,“北京方面不一定知道”。

至少1793年9月14日在承德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时,马戛尔尼并没有对乾隆本人留下恶劣印象。他甚至认为80多岁的乾隆,看上去“只有60来岁”,而且马戛尔尼还分析说,“他的健康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方式——黎明前起床,太阳落山就睡觉”。但是,此次觐见最关键的问题是,英国人行过叩头礼吗?英国人的答案是没有。但在场的乾隆的儿子,后来的嘉庆皇帝坚持认为叩过。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再次率团抵华,他援引马戛尔尼的例子表示不行叩头之礼,而嘉庆却在诏书上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中国之行,最终的结果是,阿美士德的使团被赶出京城。有趣的是,中国官方记录却不是英夷不行叩头之礼,而是先后四奏召见,都是对方称病,“如此侮慢倨傲”,“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

马戛尔尼的使团,同样是让当年全英国热情关注的冒险,结果在马戛尔尼回到英国之前,英国的报刊仿佛什么都知道了:由叩头引起的摩擦,不让传教士自由会见英国人,从北京仓促动身离开,大使提出的所有要求都遭到拒绝……即使曾得意地描写过使团受到豪华与热情接待的《绅士报》,此刻也用大标题突出了使团的惨败。三年后,使团公布了既可信又保留英国面子的《英王陛下遣臣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但是,马戛尔尼的随员远没有他那么谨慎,他们开始“不慌不忙地进行破坏”——“中国这颗星星在乌托邦的天空里黯然失色”。

离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接近200年后,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一位曾任法国七任部长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在收集了英使团的材料、传教士的材料以及中国官方记录计一万二千多页原始资料后,于1989年出版了《停滞的帝国》,详尽地描绘了马戛尔尼与他的失败。

黑格尔在看过马戛尔尼并非完整版的《纪实》后,得出了对中国极为简洁明了的看法:“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此时离伏尔泰的“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中国)”的呼吁,过去仅仅几十年而已。此时的欧洲,从中国的静止中发现了自己的活力,岂止“不再迷恋中国”。

马戛尔尼使团副使的儿子、12岁跟随父亲一道出使中国,当时使团里惟一能讲中国话的托马斯·斯当东1800年发现了中国法典《大清律例》,此时19岁的他决意将其翻译出版。十年后,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评论季刊》将此书的翻译出版看成是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这一成果使斯当东成为一位熟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专家。在这本译著的前言,斯当东直截了当地说,“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在中国的短暂逗留足以使他们发现: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的”。

使1793年成为中国与西方“长期对抗意想不到的起点”,因为鸦片战争而成为一个令人难以怀疑的事实。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又一次在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观点:“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虽然仅仅只有5票的优势,但战争议案还是通过了投票。

鸦片战争,美国人哈罗德·伊萨克斯说,“结束了对中国人的崇敬期”。

历史果然如此偶然与如此逻辑——拒绝叩头、实施报复、鸦片战争……对于马戛尔尼们或许这样,甚至对于法国人佩雷菲斯也许这样。但吊诡之处是历史的因果永远超过后来人的想象。

中国礼仪是横亘在英使马戛尔尼与乾隆皇帝之间的巨石,而在乾隆爷爷康熙皇帝那里,罗马教廷的礼仪却是横亘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巨石。爱新觉罗氏入关之前,对“夷人”并无成见,这跟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相去不远。相反降清汉臣却反弹厉害,对于留任钦天监的汤若望,汉臣杨光先极而言之,“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但是,康熙亲政之后采取一个“竞争”之策,最终赦免了汤若望。此刻的康熙,据传教士马国贤《留居北京宫廷为中国皇帝效劳十三年回忆录》所述,“极嗜好数学与音乐,对其他学术亦无不喜好”。康熙甚至“亲自研究拉丁、俄罗斯语文,批示传教士译述中国经典”。收获之一是白亚以拉丁文译述了《易经大意》(稿本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

1704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遣多罗抵华,带来的“敕谕”是禁止中国教徒拜天、祭孔与祀祖。康熙对教廷此谕的反应是,“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康熙之说理,或许他的子孙远无可及者。稍后,1706与1707两年,康熙又令两批传教士前往罗马解释,但正如马戛尔尼的苦恼一样,教皇并无意听取中国方面的任何陈情,1719年再派嘉乐抵华,此次则提出了八条禁约。康熙阅之大为不满,“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这段过往,74年后,是乾隆“温故知新”的材料?谁知道。

谁失去了机会,是康熙年代的克莱门特十一世,还是马戛尔尼出使时的乾隆?不到100年的时间,这种戏剧性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疑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从西方的表述来看,马戛尔尼之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形象按伊萨克斯的分类,进入了蔑视期。

1859年,美国公使华若翰抵华,是否叩头又成为问题。华若翰郑重宣称,他只在教堂做礼拜时在神面前下跪。当时的《纽约时报》记录下了他的应对之策:“为了使他的觐见更加庄严肃穆,他可以向清国皇帝陛下深深地鞠躬,他甚至可以鞠躬九次。”这个变通之策没有打动咸丰皇帝。中国皇帝的特使似乎找到了聪明的办法,“在美国公使和大清国皇帝陛下之间摆放一张桌子,美国总统的信函将放到这张桌子上。当公使走向皇帝陛下即将靠近桌子时,他应将头尽可能地低垂向皇帝陛下鞠躬,这时旁边会有两个大内侍卫走上前来拉住他,并大声呼喊‘免跪’,然后他就把国书放到桌子上,这封信就从这里被另一名侍卫拾起,并跪在地上将它呈交给皇帝陛下。”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权宜之计,“军机处已经投票通过”。但是,结果令人失望,“皇帝陛下本人决断说,除非美国公使肯在觐见时一膝触地,或者手指触地,否则他不会见他”。

最后选择的办法是,华若翰被要求回到他来北京的起点天津北塘,然后咸丰的特使在《天津条约》上加盖玉玺,随后接收美国总统信函并将它代呈咸丰皇帝。美国记者当然永远不会知道咸丰的态度。不高兴的咸丰在国书上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这是一个有意味的时刻。清朝皇帝,自咸丰始,帝王之威,维持日艰。
看起来,美国人似乎不像英国人那样乐于计较。华若翰的中国之行,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这个代表团在北京的遭遇几乎与囚犯相差无几”。而《纽约时报》说,“他(华若翰)拒绝完成这项礼仪(叩头),这可能导致清国朝廷进一步修订觐见皇帝陛下的礼仪,使其更符合西方人的观念和做法,由此或可实施一种未来对清国人和外国使节更实用的礼仪”。

189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访美,这是一起极其撩拨美国人好奇心的访问,《纽约时报》报道说,“大约50万(纽约)人观看并欢迎清国总督”。在去华尔道夫饭店的路上,除了在第五大道19街,“有一个小男孩向李的马车扔了一个煎柠檬,幸好李很敏捷地躲过了这‘飞弹’的袭击,未造成任何伤害”。总体来看,李鸿章一行顺利。

美国记者粗浅但重要的中国知识背景是,“据说在清国不同花纹的衣服代表不同的官阶”,所以有了对李鸿章服饰特别详细的记录。第一个观察时刻是刚到达纽约,“李穿着著名的黄马褂,这种马褂有点像披肩,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用途。马褂里面是深蓝色的织绵软绸外套,在里面穿着深红色裙服,上面印着许多暗花的纹饰。他穿着一双白色厚底靴,把人的个子垫高了许多,戴的帽子是现已不再时兴的满清官帽,露出刮得光亮的头皮,只剩下黑色的一小片,帽子后面垂吊着丝带束编至膝的长辫。帽檐是黑色的,帽冠镶着金边,用灯心绒制作的软织物从顶戴向外披散出来。顶戴的正中有一个宝石纽扣,顶戴上还斜插了一根三眼花翎,在他的右手小指上戴了一颗光彩耀眼的钻戒。”

《纽约时报》给李鸿章予相当正面的描述,“李总督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智慧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使旁边的人习惯于服从,而他本人又不显得傲慢。”当然,李鸿章对美国报纸也有着自己的比较,“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从美国人的中国印象而言,李鸿章不算是一个坏的开始。

1927年蒋介石刚开始他的执政,这一年的4月4日,蒋的照片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美国人乔伊斯·霍夫曼描述说,在蒋早期统治时期,《时代》周刊典型词汇要么是赞扬蒋“坚毅”和“大智大慧”,要么嘲笑他“弱智”和“神经过敏”。经过更缜密的分析,伊萨克斯认为,“亲蒋党徒最早几乎全都兴起于传教士中间。在20年代,传教士再次成为令人憎恶的外国帝国主义最明显的象征”。稍后,蒋与宋美龄结婚,并选择了皈依基督教。这使传教运动有影响力阶层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努力给予完全正式批准和支持的希望。作为回报,“他们把全部的、不加鉴别的、热情的支持给予了蒋和他的妻子以及国民党政府”。

更为重要的变化来自赛珍珠1931年出版了她的小说《大地》,“没有一本关于中国人书的比她的更有影响”,哈罗德·伊萨克斯分析,“几乎可以说,她为一整代美国人‘制造’了中国人”。甚至“时间都为《大地》受欢迎做好了准备”,日本此刻计划对中国进攻,这本书以任何宣传都不可能取得的方式,使成为日本受害者的中国人具有了人的属性;而当日本人零星进攻扩展为全方位战争时,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同情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全国性情感。

先受雇于重庆国民党政府新闻部顾问,后又受雇于卢斯成为《时代》周刊记者的白修德也加入了对蒋的赞美的大合唱里。白描述蒋是“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但是,三年之后,白修德改变了他对蒋的看法。1943年初,白与《伦敦时报》的哈里森·福曼一道飞往中国北方,再经陇海线到河南,3200万农民濒临饿死的绝境,使白修德在自己的报道里发泄了强烈的愤怒,意外的是,这篇报道在电报局发稿时,居然没有经受任何审查就传到纽约并刊登了。白修德的传记作者乔伊斯·霍夫曼写道:“时值蒋夫人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她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卢斯拒绝说,‘我因此会更加器重他’。”

对于白修德,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总司令坐在那间他常常接待来访者的长长的黑屋子里。当白修德对他高谈阔论的时候,他手抚下巴,不流露丝毫感情。白修德的描述这次会见时写道,‘我让他看了一些作品,并告诉他,他的政府是如何腐败’,几乎忘记对于一名外国记者来说,斥责他国元首是多么的不合礼节。‘起初,他不相信猎狗从沙堆中掏死尸的报道,我接着给他看了一些哈里森·福曼拍的实地照片……这才令他醒悟。’于是,人头落地——白修德向他的纽约编辑报告说——导致他那份报道溜走的审查员被捕入狱。”此后,白修德的态度开始极端,“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读起来就像一本《错误大全》撕下来的一页”。

费正清也因此观察说:美国人对“自由中国”幻想破灭,从1943年夏天开始。

白修德1947年出版了他的《中国的惊雷》,坦述“中国要么变革,要么灭亡”。一年后他又整理编辑了《史迪威文稿》。黄仁宇评价说,这两本书,“对蒋介石都有极苛刻的批评”。当时黄正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上学,“白所作实地报道则又在耳闻之余,加着目见。美国同学问及书中内容是否可靠,我只好说有时事实上全部存真的报道,可能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黄仁宇的存疑,仅仅因为中国人身份?白的传记作者,一个美国人写道,“白修德的母亲曾以生长在‘美好而古老的美国’而无限荣耀,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的白修德永远不会丢弃这套价值观,并且正是这种价值观使他先成为爱国者,其次才成为记者。”

正如钟摆,只不过加快了速度。中国形象在别人的描述里,从“美好”的那一刻度摆向了“幻灭”。

伊萨克斯把自己对中国形象分析的终止时间定在了1949年。“它再一次关闭了至少与美国的联络”,通达的伊萨克斯描述这一年份的中国,“在这么多年之后,它现在又一次地要求尊严”。反观自己的国家,“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人比较习惯的姿态——高傲无礼地蔑视、以恩人自居的喜爱、伤感的钦佩、叔伯似的善意、或父母般的挂念——完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采取新的姿态,以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后,这种变化必定引起非常痛苦的脱位。”

或者我们也可以对“要求尊严”如伊萨克斯那样自问:“如何要求?”

接到赫尔辛基奥运会邀请电时,距开幕式只差几个小时。虽然有犹豫,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还是觉着不应去加赛,因为这次奥运会也邀请了台湾,荣担心“会不会给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制造两个中国”。兹事重大,荣将情况报到了政务院,随即周恩来批示,“要去”。在选手登机前,周接见新中国第一批奥运选手,解释自己的决定,“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相对巧合的是赫尔辛基奥运会同样是苏联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他们就有能力跟美国一争高低。

此次奥运会结束后,荣高棠去苏联参观,“一下飞机那场面都叫我惊呆了,无数人捧着鲜花,举着彩旗,吹着器乐来欢迎他们的体育英雄,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沿途都是欢迎的人群。当时我只有一个感觉,运动员得冠军,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影响真大!”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黄中带着中国足球队去了华沙,与波兰足球队打友谊赛,对方不断进球,我们却始终定格在“0”,“波兰队每进一球,观众便扭过头来看坐在主席台的中国官员”,后来,黄中悄悄走到不惹人注意的主席台最后一排椅子上。黄中曾向荣高棠感叹,“这样输下去可不行!”一边是激励一边是刺激,两人讨论的结果是,“要求中央批准成立一个政府部门把体育管起来”。这次讨论在给“少奇同志并中央”的《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里,“我们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全国体育运动事务委员会。最好请一位像贺龙同志那样的将军任主席”。稍后的中央体育委员会,后来的国家体委,再后的国家体育总局以及中国体育的基本架构,自此开始成型。贺龙出任第一任中央体委主任。
不过中国体育运转之初,真实的挑战并非运动成绩。1956年,中国失去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看上去很难说是一个偶然。那年10月,中国正式宣布将去参加奥运会,并决定派黄中率领先遣组抢先进入奥运村。在那本《何振梁与奥林匹克》的自传里解释说,“这个抢先很重要,当时估计如果我们去了,台湾就不会去了。可惜由于到澳大利亚交通不便,先遣组11月初才成行,到达墨尔本时,发现台湾方面已进入奥运村并升了旗,他们已以‘福摩萨’中国的名义在组委会注册。”国内获悉后,决定立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做法,在组委会未妥善处理之前,我们将不参加奥运会。先遣组向组委会交涉,再向国际奥运会交涉,但结果是,“中国将不参加本届奥运会”。

新中国成立之后,何振梁回忆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方针是,必须在对方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后才能入会履行会员义务。”这是并非容易的任务。何振梁统计,1958年,“我国一共退出了11个国际体育组织,只留在四五个组织里面”。而对自己的体育人生,最初的几十年,何振梁就是“为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维护我国的权益而斗争”。

1961年,在有限的机会里,中国乒乓选手获得世乒赛三项冠军,四项亚军。在赛后宴请日本队的晚宴上,周恩来的一番讲述被荣高棠深刻地记忆下来,“14日晚上,我正在中国美丽的西双版纳,当时傣族人民过泼水节。本来这天我的身体不大舒适,不打算参加泼水节的泼水了。但因为知道了中日双方各得三个冠军,非常高兴,于是我就大泼其水大跳其舞。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吴努总理,他也高兴地大打其鼓、大跳其舞。为什么这样高兴呢?因为证明了一个真理,欧洲人北美洲人能做到的事,亚洲人只要努力也能办到,而且能够胜过他们。”费正清在分析如何对待两种不同文化时,提出一项“常被忽视的基本因素”,“即领导人的理想或梦想”。而中国人的梦想之一,“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后,1984年,中国选手踏上洛杉矶奥运赛场。当时的《体育报》发表社论,定义中国选手是,“展示走向世界的形象”。自此,在奥运这个舞台上,中国人开始自己的金牌制造与形象制造。

伊萨克斯将自己分析中国人形象的终点时间定在1949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此后停止了中国人的形象制造。黄仁宇分析过去的40年,美国人想象的中国形象那个钟摆,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一时期又摆向了美好。李小龙是一个代表。好莱坞的这个中国符号,他的身份信息非常单纯,传统中国的“扬善惩恶”。接近30年后,姚明以“状元”的身份进入美国NBA,刘翔夺得奥运会冠军,外国制造/中国制造、主动/被动,从他们开始,界线开始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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