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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国广道彦

2004-12-16 09:04 作者:李菁 2004年第50期
国广道彦,1973年至1976年担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从1992年10月到1995年2月任驻华大使。12月3日下午,记者拨通他家里电话,听说是中国记者,国广大使显得热情而友好,愉快地接受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越洋电话采访。

2003年12月,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北京代表处正式挂牌,这是西方7国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央行代表处

国广道彦,1973年至1976年担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从1992年10月到1995年2月任驻华大使。12月3日下午,记者拨通他家里电话,听说是中国记者,国广大使显得热情而友好,愉快地接受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越洋电话采访。

三联生活周刊:您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到中国的?在此之前,您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

国广道彦:我在1973年担任中国课长以前,从事的工作与中国毫无关系,对中国我也一无所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在此过程中,需要对相关的各种制度、法令、规章进行修改,更重要的是,要转变头脑中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要切切实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交往。在道理上大家都懂这一点,但实际做起来却比较难。而我了解国内制度方面的总体情况,我后来想,任命我为中国课长的原因,可能是我对外务省的总体工作比较熟悉的缘故吧。

我在1974年10月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普通的日本人只是通过媒体知道毛泽东、周恩来,而我们那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并不了解。而到了中国以后,无论问什么问题,大家的回答都高度一致,好像中国被一个铁幕盖着。当时的感觉是中国很穷,机场进城的路非常窄。一到晚上,一片漆黑,能够住外国人的饭店全北京也只有二三家。当时买布还要凭票,我去买东西,到处都排着很长的队。中国方面还帮我们安排到队伍的前面去。当时虽然很穷,但我感觉那时的中国人非常淳朴,也有礼貌,对日本人也很友好亲切。

三联生活周刊:您到中国后是怎样具体开展您的工作的?就您个人经验而言,最难开展的是什么?

国广道彦:起初与中国打交道的那些日子,感觉岁月比较漫长,我总在闲睱之余参观天坛等名胜古迹。我们了解美国人的想法,也了解亚洲其他国家人的想法,却不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谈判时,中国方面的代表没有决定权,只能听我们的提案然后回去汇报,所以一场会谈往往是我们的提案提完了,会谈就结束了。接下来就要等中国方面的回应,等到中国回应了,我们觉得不好接受;可是为了礼貌,又不能当场说不,只好又告别等下次再提提案,感觉很难。

当时中国对我们是有戒心的,总觉得我们跟台湾没有断绝关系。对我个人来说,最难的是关于航空方面的协定。中国方面提出台湾的飞机可以飞日本,但必须降为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另外,飞机上不能有青天白日旗。航空公司的名称也要改变。当时台湾对日本非常恼怒,因为在中日建交以前,台湾一直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田中角荣访华以后,就在政治上断绝与台湾的来往,但考虑到民间往来和经济互动,还是想与台湾继续保持经济关系。中国方面说:你们要坚决一些,台湾会听你们的。后来事实上台湾不高兴了,的确断绝了与日本一年的航空往来,不过一年后又恢复了。这件事在向中国解释的过程当中,很不容易。不过我在中国期间,也有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比如1974年,在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周年的招待会后,“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亲自来到日本大使馆与我们谈话。这件事我前些时候与毛毛(邓小平的女儿)也谈过。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担任大使期间,对中国的ODA政策有什么样的变化?

国广道彦:在我的任期内,中日两国交往是最活跃的。虽然从金额上来讲,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在我离任后的第二年达到最高峰,但之前很多工作都是在我任期内做的。来中国以前我是在印度尼西亚,当时ODA(对外援助)对印尼的援助最多。我来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的援助上升到第一位。所以有人说,我是花ODA钱最多的大使。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当时一些国有企业跟日本签订了合作项目,但因为资金问题,中方企业提出取消合同,这将对日本企业产生很大的影响。日本政府担心这将影响日本民间对中国的信任,因此通过ODA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向中国这些企业提供了援助。最早是1981年上海宝钢提出申请,当然这个过程是先由中国政府掏钱,然后日本政府再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援助。但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困难较多的情况下,ODA使中国的改革顺利地克服了这些困难。

ODA对中国的基础建设是十分热心的。在我两年半任期的后半段,我们改变了对中国的经援思路。中国企业的能力在增强,对它们进行援助的必要性在减少,因此我们把援助重点转为对环境问题、农村问题和西部发展,这些成为ODA的重点。在我任期的最后一年,实现了方针的明确转变。另一个大的变化是我们把原来5年一拨款的制度分为3年+2年。因为5年援助,款项金额巨大,在日本国内也急需资金的情况下,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也容易出问题,因此作了细分。因为中日两国对援助项目有很好的研究,名义上虽然是“3+2”,但实际上不会出现前三年援助,后二年中止的情况。现在ODA援助变成一年期,但我们双方对项目仍然有共同研究的基础,了解不同项目的轻重缓急,从而决定优先项目。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评价说,ODA是日本人对战争间接的道歉方式,您同意这种看法吗?就您的理解,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感情上的补偿还是日本国家利益的选择?

国广道彦: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有些人会认为它是日本的一种道歉形式。其实也有一些日本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中国放弃了战争索赔,我们作为日本人是非常感激的,我们也应该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如果把经济援助当成战争赔款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话,我想大部分日本人是会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中日当时已经建交,战争赔偿的问题因中国的放弃也已解决。我们考虑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对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自己,也有利于日本。因此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日贸易中,日本处于顺差地位。日本是否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很大收益?

国广道彦:有人认为,在中日贸易关系中,日本是顺差,坦率地说,在这方面,中日两国的统计数字始终是不同的。中国往往把经香港的转口贸易也算到两国贸易当中,但这是不同的概念。日本对香港的确是顺差,但对中国内地是逆差。另外,也有人说,ODA是对日本对华贸易顺差的一种补偿,这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对华经济援助是事关两国关系的大局,它对两国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让您判断:中日两国在未来会走向哪一种关系,是朋友、对手还是其他?您的回答是什么?为什么?

国广道彦:我对中日关系的前途是乐观的。因为除了友好,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日本要理解中国关于历史问题的想法,中国也要看到战后60年间,日本为了和平所做出的努力。现在日本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只有100万,这跟20世纪30年代大量人口出生、资源匮乏的社会现状是不同的。现在我总说,即便找人去打仗,也找不出来了,客观情况的确如此。当然日本国内的确也有一部分人说,中国恨我们,总有一天会报复;说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长,令人恐惧。但我认为,我们有着很多的共同利益。日本人需要对过去进行反省,但是也要强调中日两国面向未来的发展。我们两国人员的来往在增多,文化渊源也很深厚,诸如朝鲜等问题都需要中日合作。中国指出日本的历史认识存在问题,应该承认日本是有问题的,但中国在关于日本方面的教育上,也应该看到日本在战后发生的重要变化,和对其他国家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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