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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京到北京:我们被影响了什么

2004-12-16 09:08 作者:尚进 2004年第50期
“从建国门往东到国贸,然后从国贸往北至三元桥,这两条呈L状的北京经济核心街道,在10年前还只有寥寥几家日餐馆,可现在俨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是一位香港美食杂志编辑无意中的观察。虽然北京星罗棋布的日餐馆远没有东京街头的中华料理多,但是与日本有关的东西却越来越多地跟普通中国人发生了关系,并越来越广泛地构成着无法挣脱的压迫。

2004年11月16日,索尼公司在北京王府井东方新天地进行推广活动,吸引前来体验产品的青年

“从建国门往东到国贸,然后从国贸往北至三元桥,这两条呈L状的北京经济核心街道,在10年前还只有寥寥几家日餐馆,可现在俨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是一位香港美食杂志编辑无意中的观察。虽然北京星罗棋布的日餐馆远没有东京街头的中华料理多,但是与日本有关的东西却越来越多地跟普通中国人发生了关系,并越来越广泛地构成着无法挣脱的压迫。

依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物资供应前哨,以及70年代末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彻底改变,日本造从80年代初就席卷了全球,那时候恰好碰到了急需了解世界潮流的中国。“Toshiba、Toshiba,大家的东芝,新时代的东芝”、“日立牌是Hitachi”、“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成为了所有中国人与改革开放并存的共同回忆,在曾经物质匮乏的年代,日本产品成为我们生活中“质量可靠”的象征。

对于日本这个泥潭中的经济巨人,正当它从世界经济领袖的宝座上滑落的时候,它作为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却又在加强

日本制造与技术释放

尚进

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红色外壳的日立12英寸黑白电视和东风无线电厂组装的那批三洋录音机,以及街头陆续出现的不同于上海轿车和212吉普的皇冠车,成为80年代初的新生事物。“日本制造的产品早已经无孔不入渗透到每个角落了”,这句话曾经是《今日美国》在1982年创刊后发出的一个社论声音,它被日本媒体多次引用过。日本民众对这类新闻的喜欢,就如同现在的国人喜欢听中国经济影响世界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也许最能体会日本制造在这20年间所产生的变化,佳能、尼康、富士几乎成为了数码相机运动的绝对领先者,反倒是爱克发、莱卡、蔡斯这些昔日胶片时代的帝王没落得一塌糊涂,更不要提海鸥和凤凰了。而当美国最后一个电视机工厂在1995年关闭的时候,飞利浦早已经被索尼、东芝、松下等日本电视机品牌压得喘不过气来。《纽约客》提出,日本企业正在用器物化的方式压迫着世界,因为我们不得不用索尼电视来看CNN,摄影记者们几乎清一色用佳能来记录瞬间。

日本制造的产品试图在技术能力上寻求领先,这已经不再是商业秘密。从80年代美日半导体对抗到贯穿数年的美日汽车交易谈判,正在从上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中逐步恢复的日本,一直在不断探索找回“失去的10年”的方法。

在今年夏天的北京车展上,当我们掀开很多新车型的发动机盖时,会突然发现到处遍布的4G身影。这个4G并不是指IT领域的无线网络构想,而是指三菱在90年代后期设计的一款大马力发动机。我们可以在长丰猎豹、得力卡、陆风、双环等数款国产SUV上找到4G发动机,也可以在华晨中华轿车和哈飞赛豹等国产中级轿车中看到它,甚至三菱自己的欧兰德也本地化地用这款发动机。4G发动机的流行,在2004年8月引发过汽车界的一次小讨论,争议焦点就在于如何看待4G引擎与本土汽车业的关系。固然这款引擎技术成熟,且由三菱以合资方式在中国国内生产,但过分的拿来主义直接妨碍了本土引擎的发展。三菱的技术输出策略直接带来可观收入,这款4G发动机并非新近研发,它充分实现了日本企业界对自身技术保护与通过技术输出抑制对方技术发展的新经济策略。

这样的技术例子并非罕见,整个90年代国产电器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接受日本过期技术释放的结果。日本通过这样的技术释放达到技术控制的目的。美国《家用电器》杂志曾经对中国产廉价DVD冲击全球市场进行过分析,在美国分析人士看来,廉价DVD的出现要归结于日本松下和日立在90年代后期的技术释放。而松下在北京设立的显像管生产厂,曾经是轰动一时的彩电大战背后直接的技术源泉。美国《家用电器》杂志对于新一轮的技术输出有自己的评价:“韩国现代如果没有三菱在80年代初的技术释放也不会有今天,而中国的电器似乎正试图重演韩国三星、LG的步伐。”

但是日本企业似乎并不希望重演韩国对自己的模仿,日本经济第一媒体《日经BP》不久前以数字革命最前沿系列文章的形式披露了一则报告,这篇《夺回液晶王位,日本国家项目绝密启动》的文章一开头就披露日本有一家半官半民信息封锁策略机构,这家机构的153亿日元经费来自日本经济产业省,而背后是夏普、日立和精工、爱普生等20多家液晶关联企业。如此庞大的经费机构却没有自己的主页,也不设置公关部,即便日本国内的媒体采访也一律吃闭门羹。而索尼被迫放弃液晶领域被视作是这家神秘机构的幕后操作,归结原因是日本经产省担心有关的技术机密会通过已决定与韩国三星合资生产液晶面板的索尼泄漏出去。

日本制造越来越给我们带来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绝不是80年代初国内企业技术空白期,广泛吸收各种技术时的那种迫切感。而是依照目前的世界产业格局,我们无形中成了技术升级中的跟跑者。日本《产经新闻》在一次报道中,将技术开放问题更加透明化,在他们看来,90年代日本向中国的技术释放直接造成了日本传统电器竞争力的衰弱,同时也不能满足技术升级换取再次利润的技术商业原则。而中国的企业经历十余年的市场换技术阶段,当原来的技术提供者不再提供的时候,能否自主研发就成为了瓶颈。曾经有经济学者在一份内部报告上写道:“中国企业创造的GDP是日本企业的1/3,而能耗上却几乎相同,技术研发是最重要的差距。技术换市场的策略已经实行了至少10年,这种获得以后未必还会有,我们不自己研发几乎没有出路了。这就像50年代的航空制造一样,在抗美援朝中获得的米格15和米格19虽然当年很先进,但是60年代当没有新技术输出给我们时,整个70年代天空上只能用不断改进50年代的技术应付。”

在技术和商业策略上赶超日本,一直是很多中国技术企业的心中期望,如何跳出90年代通过技术开放获取技术的瓶颈,成为摆在中国技术企业面前的全民性问题,国内雨后春笋般的研究院似乎是解决技术开放瓶颈的一个出路。但如何摆脱对日本技术输出和消费品商业模式的依赖,才是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日商投资与实用主义

记者◎马丽萍 尚进

8月26日,朝日啤酒和伊藤忠商事联合出资50亿日元,获得北京啤酒厂55%的股份,日本企业生产的“北京啤酒”成为新的中日经济焦点。技术已经不再是日本企业惟一的手段,投资一直在悄悄影响着中国的市场。

日本大使馆的文化公使井出敬二给出了这样的数字:“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03年占到了在整个亚洲地区的49.1%,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用这位上任不到一年的公使的话来说,“中国是日本最成功的贸易伙伴和投资伙伴。”

被广泛认同的中日“政冷经热”,是经济实用主义凯旋的最好解释。日本文化传统中有“有利,有用即有价值”的功利思想,而中国十多年来,恰恰使用的也是“黑猫白猫”理论。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部一等秘书星野光明说:“投资的主流开始发生在90年代,之前日本来中国投资的数量并不大。”

日本来中国投资加剧,有深刻的国内背景——在美国的压力下,1985年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国内生产成本迅速上涨。持续高位的物价让日本企业在很多的生产领域失去了竞争优势,往低工资,低土地价格的东亚地区扩张变成了急迫的出路。以当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为例,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8~43倍。转移以电机为中心的加工组装业,以及其他制造业,构成了初期的投资领域。

改革开放的前沿,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在当时先行得益,“我们主要是以运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中国充当了日本厂商的工厂和生产基地,产品完成后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星野光明说。

90年代的日本,因“泡沫经济破灭”,在萧条中度过了所谓“失去的10年”。而在这一阶段,欧美公司也开始纷纷抢滩中国,给日本造成了极大压力。星野光明介绍说:“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投资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将目光转向上海和浙江等华东地区。这时,中国已不单单充当生产基地的角色,也被看作巨大的潜在市场。东芝、松下电器、三洋、三菱等电子类公司,不但在中国生产,也把这里当成了最终的消费市场。作为第三个阶段的目前,日本的投资重心变为北京地区,以利用人力智力资本为主。比如说,日本企业依靠中关村,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研究中心,充分利用这些地方的智力资源。”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爱德华·林肯(Edward J.Lincoln)在一篇介绍日本空心化的文章中提到:日本的传媒在数年内浓墨重彩地描摹日本公司急匆匆地奔赴中国,争夺市场和参与投资的形象。日方担心,生产基地移居邻国有可能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的“空心化”。这种担心在爱德华看来是很站不住脚的,他认为,日本对美国的投资才是大头。以2003年为例,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占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8.7%,美国占到了29.3%。“如果你担心‘空心化’,是不用担心输出给中国的低工资和低生产率的工作机会的,倒是要考虑一下,让给欧美的高生产率高工资的代价。”爱德华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没必要担心所谓的空心化问题,我所惊奇的倒是,当真正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时候,日本媒体的视线反倒停留在中国。”众所周知的两国相互抵触、相互警惕的心理被这位美国学者调侃了一番。

2004年8月17日的《南华早报》有一篇《中国苦涩的收获》的长篇报道,导语中提到:“外国力量对中国经济的支持,最终却培育了国内精英阶层几近仇外的民族情绪。许多45岁以下的经理,企业家和其他高管人员,抱怨他们正承受着外来者的重重剥削。”作者罗伯特(Robert Elegant)给出这样的观点:“事实恰好相反,如果用‘创造’一词不准确的话,正是外来者‘塑造’了中国这样一个群体。”言下之意,大抵中国人应该对这种投资所构成的“塑造”心存感激。

《悠长假期》与“哈日”风潮

◎于萍

1982年的《血疑》完全是今天青春偶像剧的套路。面孔青春的山口百惠饰演的幸子嘟着嘴,貌美如春日的铃兰。服饰新潮:短上衣“幸子衫”是时髦女青年的最爱,当时的报纸说:“日本电视剧《血疑》上映期间,有个针织厂积极组织生产一大批幸子衫,迎合一些青年人的弄潮心理,结果所产商品,抢购一空。”剧情离奇:RH阴性AB型是个什么血型?为什么总是爱上自己的亲戚?音乐煽情:《感谢你》从山口百惠嘴里出来,更显婉转凄绝。一个身穿幸子衫苦兮兮站在风里的短发女孩,简直是当时青年男子在那冷酷世界中惟一的火苗。现在谁也不会再将短款针织衫叫做“幸子衫”,愁肠百转的爱情与歌声只在怀旧时一闪而过,惟一偶尔提起的只有已嫁夫生子的山口百惠,44岁的昔日偶像,如今微有发福,美人迟暮。

在柴门文的漫画《东京爱情故事》里,赤名莉香头戴铁发卡站在雨里,她要让雷把自己劈死。当时情景,大雨倾盆,绝望万分,伴有闪电。但就是这种激烈终于换来爱人完治的一个拥抱。“她们注定要让你伤心一回,要让你摸不着头脑一回,直到你脸上挂上泪珠,她们才会心满意足。”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莉香却灿烂、率真,坚强微笑转身泪眼婆娑的形象深得人心。莉香的爱情做派迎合了现代女性的行为幻想。《东京爱情故事》推广的不仅是莉香形象,她身上的半长风衣在当时也成为都市白领的效仿对象。而此后走红的老狼、高晓松、黄磊,虽然长相美丑不一,但在头几年,他们无一例外地留着《东京爱情故事》三上健一式的中分披肩长发。

《东京爱情故事》热播与“哈日”潮之间没有直接的连接,但在时间上却彼此契合。一个名为《25年中国流行全记录》的编年体将“哈日”潮的起点锁定在1994年。那时《东京爱情故事》仍热度不减,此后两年,另一部日剧经典《悠长假期》现身中国。“日剧热”与“哈日”潮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呼应。《恋爱世纪》、《神啊,请多给我一点时间》、《魔女的条件》、《沉睡森林》等等一一被列为经典;铃木保奈美、江口洋介、中山美穗、竹野内丰……也被人们像顺口溜一样叫出;同时“哈日”潮的表现形式被这样概括:“在70年代后出生的人中风行开来。他们出门玩滑板,穿HIP-HOP的衣裳,扎花里胡哨的头巾,喜欢《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美少女战士》、《灌篮高手》、《流星花园》等卡通片,看《情书》、《爱情白皮书》等日剧,他们穿着松糕鞋和有短流苏的裙子,顶着一头纤维烫发,《HOW》杂志为哈日族提供了精神食粮。他们热爱酒井法子、安室奈美惠、宇多光和木村拓哉。”

港台地区是“哈日”风潮的急先锋。在台北的西门町,随处可见流行的东瀛商品,和如同刚刚从日本原宿赶来的街头少女;而林森北路一带的酒廊、算命摊则更具东洋风情。取材日本漫画的《流星花园》以及众多哈日艺人纷纷成名:F4,4 in love,大小S……为什么大脸平胸的蔡依琳那么红?因为她有日本天后滨崎步的范儿。1998年口袋怪兽“皮卡丘”在美国的流行,是哈日风行全球的前哨。2003年,《千与千寻》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2004年,以东京为拍摄地的电影《迷失东京》获奥斯卡最佳剧本奖;同年的卖座影片还有展示日本武士道精神与西方文明冲突的《最后的武士》、剑道文化贯穿始终的《杀死比尔》。

200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5号棚里的植村秀(shu uemura)中国上市发布会现场,大批时髦男女怀着忐忑的兴奋心情前去膜拜。备受推崇的原因,在于植村秀戴了“国际化”的帽子。这个70多岁的老头,被西方世界被誉为“融贯东西,将化妆升华成为艺术之第一人”。1986年,植村秀首赴巴黎,两年后,他就在加登广场策划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化妆秀。同样根源于东方,视野却贯东西的,还有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川久保玲、村上隆等一串被称为“国际大师”的日本名字。日本在西方引领的“东方风尚”,让美国人这样形容东方式优雅:“它可以是空无一物,但又是恰到好处的空无一物。”这类似佛教徒的哲思口吻,似乎暗示时尚在东西方之间,并无隔膜。国际化的日本时尚,周游世界后再入中国,在贯通东西的路上,它已经摸着了门道。

动漫产业与“国民酷价值”

◎朱步冲

明年1月,纽约百老汇将迎来一位身份特殊的流行歌手,她不会计较演出费,没有负面新闻,更不会耍大牌而中途退场——理由很简单,这位日本新锐设计公司Groovish创造社推出的虚拟偶像歌手Chabbie只存在于索尼计算机图形工作站描绘的精致CG空间中。“忘记腐败的财阀,经济泡沫与僵硬的通产省吧。”《时代》周刊记者吉姆·弗德里克在报道中写道,“日本正在把一种全新的产品推向世界,并借此重塑世界文化格局。”

当日本从世界经济领袖的宝座上滑落的时候,它作为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却在加强。截止到2004年6月,日本在世界电子芯片市场中的份额从59%跌到了24%,而索尼推出的电子游戏机Playstation和Plastation2在全球销量已经达到1.7亿台,远远超过了对手微软推出的XBOX销量的十倍。“如同不起眼的索尼随身听和方便面一样,日本在2002年以没有嘴巴的Hello kitty和手掌游戏机为先导,成功地创造了文化产业出口125亿美元的奇迹。”亚洲研究专家道格拉斯·麦克格雷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惊呼,日本具备一种将各种异类文化因素有机整合,最后营造出一种“有趣,另类,既日本风格又放之海内皆准”的文化产品,并将以此在不远的未来取代美国引导整个世界流行文化的走向。麦克格雷借用了由哈佛大学前校长,著名社会学家约瑟夫耐创造的名词“国民酷总值”(GNC),这个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影响世界消费需求与文化形态的“软”指数来形容日本在这个新产业领域的绝对优势。无疑,已经达到年销售额6000亿日元的日本动漫产业是这种新经济形态最突出的例子:“美国传统经济分析媒体从来不把它当作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硬指标。”麦克格雷写道,“但日本将这个改造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哥斯拉。”根据2002年《华尔街日报》提供的数据,时代华纳美国在线、迪斯尼与Viacom的盈利加起来,还不到石油巨人埃克森美孚的一半。但如果我们回头一看,就会发现口袋妖怪皮卡丘已经被翻译成了30种语言,在65个国家中播放,而hello kitty每年的销售额约为10亿美元,其业务涵盖了从移动电话到即食点心,共计15000种不同的商品。

“日本动漫产业的成功,不但在于作品的质量,而更在于它的工业化,不断地从这些形象中开发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行的,也是惟一的发展道路。”中国首个虚拟偶像品牌“E欣欣”的负责人吴起对记者如是说。

为这些眼花缭乱的卡通形象提供灵感与创意的,从来自原宿街头,曾经担任锐舞DJ和朋克乐队主唱的服装设计师高桥盾到以拍摄色情录像起家的三池崇史,都是生于70至80年代的日本“卡通一代”青年。“日本的主导权已经从战后创立起工业日本的一代,转移到了构造文化日本的Y时代边缘青年手中。”斯坦福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所长中村伊知哉说,“经济泡沫带来的并非单纯的幻灭,而是多元选择的未来主义;萧条不但削弱了财阀与跨国公司对于经济文化生活的控制,也丰富了新一代日本人的人生选择。对他们来说,利用消费生活中的经验从事创造性的事业,远远胜于死板地从大学直接进入不景气的政府机关或写字楼。”

对于日本的卡通一代来说,这种新消费文化的诞生并不意味着与日本传统的一刀两断,岸本齐史的名作《火影忍者》中的两位主角赤胴铠与自来也,其原形分别出自德川时代的著名少年剑客赤胴玲之助与镰仓时代民间传奇《儿童豪杰列传》。而在上月雄踞北美票房第一的恐怖片《咒怨》美国版,其漫画原作可以追溯到德川时代著名的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的《怪谈录》。有趣的是,正是葛饰北斋正式发明了“漫画”这一词汇。理查德·克里斯在《从哥斯拉到艺妓》中,认为日本一贯持有的虚无主义,再加上经济持续低迷所带来的幻灭感,共同构成了日本流行新文化极端颓废主义,热衷于毁灭,以及对暴力和消费无节制沉溺这一既恐怖又令人着迷的特质。“对于日本人来说,频繁的地震和驾驶黑船而来的美国人,都蕴涵着毁灭与获得新生的双重意义;股市崩盘与失业也是一样。这些共同造就了蔑视节制与逻辑性表达的文化特质,而这一切与弥漫欧美的后现代虚无主义十分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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