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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客之器:2004年度最佳产品与设计

2004-12-15 15:47 作者:尚进 朱步冲 陈赛 苗炜 李三 2004年第51期
21世纪的“00年代”已经过去一小半了,一个人或一代人的精神似乎都可以被器物化。按照新技术思路设计出的各类产品,替代了音乐和电影,成为人们更为热衷探讨的话题。新技术主义所开创的时代要比文学或者艺术更能促进你的生活和消费。 有了“极客”这一概念,我们就玩这个概念,直到把它玩死。这大概也叫“娱乐至死”

2003年10月,纽约大学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教授去世,当时媒体都忙着报道施瓦辛格竞选州长,没人顾得上这个学者。今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了波兹曼两本著作的中文版,一个是《童年的消逝》,一个是《娱乐至死》。

第一本书大意如下——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孩子要学着认字,学着阅读,这才算是有了童年,但电视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把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儿童不再需要长期的识字训练就能够与成人一起分享来自电视的信息,两者之间的文化鸿沟填上了,于是,童年便消逝了。

第二本书的大概意思——按一位学者的总结——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成为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使印刷时代的高品级思维以及个性特征面临致命的威胁。

《娱乐至死》一书的前言又提到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两本烂书在各种“警世危言”类的作品中被反复念叨。波兹曼认为,奥维尔的预言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由于对技术和工业设计的崇拜,“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一个概念或词汇被引进之后,总有人要反复运用,形成一个“概念流”,“娱乐至死”在今年所引起的热闹远不如另一个词——“极客”。

美国信息技术宗师理查德·伍尔曼每年都会搞一个为期三天的知识聚会,他的研讨会每年都能找来一些他觉得有趣的人参与,然后再找上更多的愿意花钱入场与这些核心圈子交流的人。1998年,《三联生活周刊》在封面故事《好玩不好玩》中提到过这个胖子,他曾做过工程师,并不成功,做过大学教务长,但被解雇。而后他发现了许多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的内心冲动:才华的享乐。这是他的词汇,但要比设计师、作家或出版人这样的词汇更有意思,因为他整天在做的就是放纵自己的兴趣,同时又能从索尼、迪斯尼、Intel的最高行政官员那里拿到相当丰厚的报酬。总之,这家伙就是个类似于何阳那样的“点子大王”,他组织的活动就像“E-Talking”那样扯淡,但他显得高级那么一点。

有一年,有个管理学家,请注意,顶这个头衔超过半数是骗子,这个管理学家叫沃伦·本尼斯,他被邀请来参与聚会。他一来就声明自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参与会议并能发出奇妙构想的人分成了两拨,一拨30多岁,另一拨70岁上下。 这让人想起《贵妇还乡》中的台词,“我父亲创造性地将厕所分成了男厕和女厕”,本尼斯弄出了创造性的极客(GEEK)和怪杰(GEEZER)。他把1945~1954年这“二战”后的十年称为“受限的时代”,也就是目前70岁以上的这些怪杰们的时代,战后的繁荣与冷战阴云的熏陶造就了这代人的价值和管理观念。而被列为极客的年轻人则没有那么复杂的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业和互联网业为这代人带来了新的竞争者和管理方式。原本沃伦·本尼斯写那本《极客与怪杰:领导是怎样炼成的》是希望探讨管理学问题,但此后却成为了区分极客与怪杰的楚河汉界。一般来说,管理学书籍的惟一作用就是弄两个新名词或形容词,有人在“技术”前面加上“高感觉”、在“处理”前面加上“海量”,这学问就不浅了,至于有人念叨出一个主谓宾齐全的句子“细节决定成败”,这就算管理学大师了。

沃尔特·迪斯尼描述过他的所谓“赤子态”——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说我有一种孩子般的天真和不做作,我还是以“未受污染的新鲜感”来看这个世界的。《极客与怪杰》认为,这种“未受污染的新鲜感”的能力,正是成功者和芸芸众生之间的差别,也鲜明地区分了任何时代中快乐的参与者和习惯性的失望与不满者。

波兹曼所说的“消逝的童年”是不是在一帮成年人身上复活了?大家以年轻的、玩世的心态生活有什么不好吗?尽管在沃伦·本尼斯看来这一代的极客们迅速成为商业英雄,却又那样的昙花一现。但是极客的形象却越发鲜明起来,因为公众对于这些年轻的创造者极具兴趣,极客们拥有一定的财富,却并不在奢靡的享受上挥霍,甚至其中不乏反商业的特例。更为重要的是,极客们所追求的创造与消费精神,成为了每个人都要特立独行又都要共同试图模仿的要旨。

“新世纪似乎越来越缺乏让人兴奋的事情了”,这是《滚石》杂志2003年增刊号上的一番感慨。有人说上世纪50年代推动生活变化的力量是电视,60年代是摇滚乐,80年代是个人电脑,90年代则是互联网,而新世纪之初的空缺让很多人产生了一丝迷茫。

21世纪的“00年代”已经过去一小半了,一个人或一代人的精神似乎都可以被器物化。按照新技术思路设计出的各类产品,替代了音乐和电影,成为人们更为热衷探讨的话题。新技术主义所开创的时代要比文学或者艺术更能促进你的生活和消费。塞缪尔·安德里安·阿德素(Samuel Adrian Adshead)曾经以历史学的视角研究文化是如何影响经济,进而支配消费的。在他看来,全球的消费者正在从商人精神向生产者精神演变,嘴皮子伶俐的推销员被传媒所取代了,而人们对消费品潮流的追求更加不遗余力。

我们处在一个技术主义的发情期。有了“极客”这一概念,我们就玩这个概念,直到把它玩死。这大概也叫“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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