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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经援的开始或结束?

2004-12-08 16:51 作者:朱文轶 李菁 金焱 2004年第50期
无论“日本对华经济援助”是否最终选择结束,中国和日本都无法否认的是,日本要走出经济持续衰退的阴影无可回避对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需要。“中日之间并非零和游戏”,正如前大使肖向前所说,在中日经贸关系需要发展的更长远的未来,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面临一场观念的变革,“它们既是竞争的对手,又应当远离对抗的边界,这是未来的政治外交关系变革和两国经济崛起的基础”

1979年10月24日,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左)在东京迎接,右边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

朋友还是对手?

美国人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80年代末90年代初担任驻日大使的时候,正是美日贸易尖锐的摩擦期。他在回忆录《朋友还是对手》里着重描述了这两个国家之间日益加强的经济相互依存在美国人和日本人中间所引起的矛盾心理。“描述日本是困难的。”他说,“中日问题也是如此,到达北京的黄沙4至5天就可以刮到日本,使富士山顶的皑皑白雪披上一层黄沙。在亚洲范围内,日本和中国仍然是彼此发展的最佳镜像,他们也永远在对手与朋友的定义内左右摇摆。”

目前的中日关系看上去似乎到了又一轮冰期。几个月前,中国前驻日大使武大伟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中称,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渐紧张的贸易摩擦正将中日关系推入两国邦交正常化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日本撤销对华经济援助”成为水面之上的事件。今年是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50周年,日本政府一年内两次发表《政府开发援助白皮书》,指出24年经济援助,30000亿左右的日元贷款,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半数以上来自日本。3月底,日本再度削减对华经济援助;10月初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公开表示对华援助“应该毕业的时期即将到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对日本对华经援予以了肯定,但他认为,如果日本把减少对华经援和“中国近年发展比较快”、“中国军费不透明”等联系在一起,“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12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有些人围绕对华日元贷款乱发议论,中方对此感到费解,对华日元贷款是一种有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互惠资金合作,不负责任的议论只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损害。第二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就关于“终止和削减对华经济援助”的传言进行澄清,表示在日中两国政府达成一致之前,日本不会中止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

而在中日两国摩擦纠纷不断出现的2003、2004年,商务部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整理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猛增了38.68%,达到741.51亿美元。日本财务省官员称,这是财务省自1961年进行对比统计以来的最高出口额。中国向日本出口上涨22.68%,达到594.23亿美元;两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增幅达31.08%,达到1335.74亿美元。同时,日本对当前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减少了13.7%。“我们本来预测中日两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5年才能突破1300亿美元的大关,没想到提前两年就突破了。”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部主任徐长文说,“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国的政治纠纷,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

一直靠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日本从来没有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不仅是一个出口大国,同时也正在成长为消费大国。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指出,人们普遍注意到了日本削减对华ODA,但忽略了另一个层面,就是,相比2002年,2003年日本对华ODA虽然减少了20%,但是对华投资金额却上升了33.4%,也就是说日本对华资金流入在总体上是增加了13.4%,而且日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总值仍在逐年上升。

即便在战后的1951年,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忠实执行“巴黎统筹委员会”法案和“巴特尔法”对华“封锁禁运”,导致中日经贸一度处于全面中断的“冰点期”,“中日民间也在始终尝试着贸易往来的努力”。1973年任中国驻日大使馆政务参赞、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肖向前曾亲历那段历史时期,他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正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出现消费景气,国内垄断资本急于摆脱美国控制,渴望恢复与中国的经贸交往,以解决其原材料和市场缺乏的困难。以至于,前首相吉田茂卸任后也承认,“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法则将会是主导日中关系的两大关键,双方终将会超越意识形态与历史问题来面对彼此关系”。

“经济援助”某种意义上同样是这种“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法”的产物。尽管在有关ODA的文件里,中日两国政府从来没有这种说法,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专家金熙德先生同意“日本最初的对外援助与战争赔偿息息相关”,它有利益需要和负罪心理,也包含着友谊。1972年到1989年,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中日关系到了一个黄金时代,邓小平与福田赳夫在1978年会面,正准备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邓小平说:“中国必须承认自己落后,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说自己是美人。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学习。”

无论“日本对华经济援助”是否最终选择结束,中国和日本都无法否认的是,日本要走出经济持续衰退的阴影无可回避对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需要,这十年来,日本经济停滞,股票价值跌落了70%;而中国经济虽然处于迅速的增长期,但现在的人均收入还只是日本的1/30。“中日之间并非零和游戏”,正如前大使肖向前所说,在中日经贸关系需要发展的更长远的未来,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面临一场观念的变革,“它们既是竞争的对手,又应当远离对抗的边界,这是未来的政治外交关系变革和两国经济崛起的基础”。

历史的开始与可能性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到了最好的时候。1972年作为“友好象征”送去日本的两只大熊猫“康康”和“兰兰”给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华的日本人五十川伦义留下深深的印象,“大熊猫真的很可爱”,他对记者说。那时候,五十川伦义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学汉语。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汉语毕业后供职日本朝日新闻社任中国局局长。

“和那个黄金时代相比,现在的中日两国摩擦不断,但交往仍然在持续扩大。”五十川伦义说,去年他在北京机场接客人,留心看了一下航班时刻表,上面有这一时段20个从国外航班的到达信息,其中从日本来的就占了9个,几乎占了一半,“每天差不多有一万人来往中国,以前来中国的日本人是来学习、了解中国的事情的,现在是多样化,搞文化的,做贸易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而且越来越多。”“交往增多,摩擦才会增多”。

ODA被普遍视为中日友好交往的背景之一,“它给20多年来的中日经贸关系提供了一个友善的界面”。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徐长文认为,贸易、投资和ODA是中日经贸关系中三个重要部分,而ODA促进了它们的巩固。

“大平正芳是中日关系里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ODA完全是他主动的结果。”1972年担任中日建交联络人的肖向前后来主持了中日建交后的第一个国庆招待会,这前后,他和大平外相多次见面,肖向前向记者回忆,“1954年10月日本加入了亚太地区各国的合作机构‘科伦坡计划’后开始的‘经济援助’ODA,是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补偿。中国不在这个名单中,所以大平之前做了一串工作,申请中国成为ODA援助对象,包括在日本国内、美国、欧洲工作都做了,之后才跟中国说。邓小平1979年在中美建交后从美国回来就到日本见了一下大平,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回国后交给副总理谷牧,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日本方面也做了工作,成立了一个班子研究这个项目,包括给中国什么项目,要什么项目。”

“日本ODA给其他国家额度都很小,而我们的头一个就是15亿美元,头一次一共50多亿美元,分期给,第一年是15亿。”肖向前说,当时的障碍倒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当时“内无内债外无外债”,这是个心理突破,小平要了这个,就起了个引水的作用。

中日之间的破冰、ODA的开始,看上去只是因为,一个执行有利于中国外交政策的首相,一个中美日三国彼此互有好感的黄金时代,一个充满偶然的历史瞬间,而肖向前则认为,这个历史的可能是因为有“1952~1962年”这个十年中日民间绕开官方交往的铺垫。“那伴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在日美同盟下,日本缺乏和中国交流的途径,在朝鲜战争‘特需’的推动下,不断壮大的日本民间资本急于寻找出路。”他说。

“中日经济往来的开始,是在西单南大街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这是个安静悠闲充满京味的地方。”肖向前今年86岁高龄,仍能记得当年的种种细节,他说,1952年5月国务院总理办专门从各部门调集人员,组成一个临时对日工作班子,名义上的接待单位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实与各国的商会有类似之处,“这个工作组的成立是专门为了接待在莫斯科开国际经济会议,应我们邀请访问北京的三位日本政治家: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绿风会参议员高良富、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北京方面的负责人是原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他有发行‘边币’的经验。”

中日双方这次沟通的结果,是当年6月份中日第一份民间贸易协定《中日贸易协议》的形成。肖向前说,“这次民间贸易协定虽然只规定双方各出3000万英镑货物,因为‘禁运货单’的限制也只能在‘同类物资交换’的原则下以货易货,即使如此,当时难度相当大,3000万英镑的贸易额实在不容易实现。当时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是铃木一雄,他和参加亚太和会代表团的日本‘巴商事’老板樱井英雄在北京同中国进出口公司洽谈贸易,终于签了第一个商业合同,这简直是我们意料之外的。接下来,1953年、1955年、1958年分别签下了第二、三、四个民间贸易协定,基本上给两国的经贸往来制定了一个基本框架。”

1958年是又一次低谷,当时的岸信介内阁对华经贸政策惟美国马首是瞻,对1958年的第四个民间贸易协定声称不予承认,最终引发当年5月2日在长崎发生几名日本人闯入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馆扯下并撕毁中国国旗事件,中日贸易中断。“岸信介内阁前,中日在万隆会议上有过亲密接触,当时两国都不在联合国内,会上日方说中国可以早日恢复合法席位。中方说,因为有美国在那儿,日本肯定会比中国早进联合国,后来大家争执不下,有人提议订个‘君子协定’,不管中国、日本,谁先进联合国,先进去的就支持另一方早日加入。这事在第二年就见了分晓,日本1956年12月加入联合国,但时任首相的岸信介却拼命阻挠中国加入。”

“有了民间贸易的来往,万隆会议的接触,事实上,到1955年在东京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的前后,东京显得同北京接近了许多。”肖向前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是展览会前,中国代表团团长、进出口总公司经理曹中枢和日本当时的通产大臣石桥湛山的一次谈话,“石桥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支中国制的‘金星’钢笔,他说贵国出的金笔他非常爱用,用它便于写汉字,他希望像钢笔一样,有更多日本人也喜欢的中国货到日本竞争。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访问英国,在英国纺织中心城市曼彻斯特会见英国的纺织企业家,英国人向日本人挑战说,日本纺织发展太快,已经影响了英国人的市场。石桥说他反驳说,现在日本纺织业的水平还不高,达不到影响英国市场的程度,即使将来有一天日本纺织品的出口超过了英国,甚至占领了英国市场,那应该庆幸,这足以说明日本和英国的贸易作大了,双方都扩大市场。他说但愿有一天,这样的贸易情况也发生在日本和中国之间。”

“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在官方阻挠下,除了1956和1957年达到了1亿美元,其他年份均未超过,四个民间贸易协定,第一个只执行了5%,第二个完成了38.8%,第三个由于当时内阁的支持,完成了70%多。”但肖向前认为,它意味了一种内在的没有办法逆转的势头和可能性。

ODA,东方式的道歉?

1979年,肖向前是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那也是国内一系列政策逐步研究制定的时期”,他回忆说,1978年12月日本自由民主党党首准备给中国一笔贷款,“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确实需要资金,而对于日本来说,中国要不要赔偿是当时建交时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毛泽东说过,战争的责任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和日本人民无关,我们多次研究过这个问题,已经明确了就是不要战争赔款。但是日本不摸底,你想,战争中他们给中国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要的话可能少也要500亿美元,对于他们来讲,政府能否承担得了这样大一笔费用,这也是我们当时考虑的一个很现实的因素。”

“后来中国没要战争赔款,大平在内心里应该是感激的,他就觉得应该在中国建设上尽点力。不过这些在当时都是没有提及过的,我们也只是在心里这么认为。”肖向前说,这也是历来的ODA文件和相关记载里对此从来没有明确说明的原因。

在感情、经济弥补和友好交往的示意成分之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专家金熙德认为,经援的战略性从一开始就存在,他说,随着经济高度发展,日本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上升,使它意识到扩大外交范围的必要性。在70年代后期,中美日三国之间实质上是一个准同盟关系,共同对抗苏联,这也是日本对华援助的背景之一,“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关系”。美国前驻日大使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在回忆录《朋友还是对手》里指出日本对外援助项目的商业考虑,他说,“日本的援助主要集中于亚洲,集中于那些正处于工业成功‘门槛’上的国家,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新兴国,它们的援助主要是提供贷款而不是赠款,并偏重于投向那些日本的管道、水泥和建筑劳务供应商极感兴趣的基础设施项目。”他说,日本政府发展援助看上去更商业化,更像是经济合作。

美国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际学院东亚问题专家赵全胜分析这种经济利益动机时说,从1980年第一批长期贷款开始,日本同意向8个基建工程中的6项提供政府贷款,日本选择了铁路干线和海港工程。两个水电站工程则落选了。中国在80年代的能源消耗很低,加上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强烈冲击后,日本意识到中东政治不稳定,可能危害日本的能源供应。当时日本进口的石油中75%来自中东,相比之下,中国具有煤、石油这些自然资源以及更为安全、廉价和近距离的交通线,是日本理想的进口能源的产地。对日本来讲,石臼所和秦皇岛这两个港口是能源供应(特别是煤)的重要出口港,日本能够通过它从中国运去煤炭。三条铁路干线中的两条,兖州至石臼所铁路和北京至秦皇岛铁路直接连接两个港口。日本分别对这两条铁路,提供了所要求贷款额的62%和100%。另一方面,第三条铁路干线,衡阳至广州的铁路与日本的能源供应丝毫不相干,因此只给予中国所要求的16%的贷款额。日本人拒绝了两个水电站工程(龙潭和水口),因为与日本的经济利益相冲突,龙潭水电站将具有给一家大的炼铝厂提供电力的能力,这家炼铝厂每年的生产能力是60万吨,这同日本在印尼和巴西合作投资进行铝生产的利益相矛盾。

赵全胜说,“日本不仅保证了自己能得到长期的原材料的供应(特别是能源),而且也广泛而深入地加强了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涉入中国经济事务的程度相比拟。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也加强了日本作为一个位于前列的提供外援国家在世界上的声誉。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的政府发展援助计划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为中国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工程,提供了比私人银行更为优惠的资本。”“从ODA开始的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赵全胜还指出,日本对华提供援助是为了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竞争中国市场,而且中国领导人也适当照顾了日本的利益,使日本在中国处于比美、英等西方国家更有利的地位,“事实上,日本的援助外交在‘赢得中国人心’一度是有效的。”赵说,日本人比其他西方领导人和外交家能更好地保持与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接触,例如,1984年,总书记胡耀邦邀请在华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加一次难得的私人家庭晚宴,1985年,胡耀邦一周内同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三次共同进餐,而同一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在整个四年任期内只见到胡一次,“在签署了把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的联合声明之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自豪地宣布,中国政府同意接待一个大型英国贸易代表团。但是,当10位英国高级工业家组成的代表团于1985年2月来到北京时,发现一个由100人组成的日本商会的访问团级别超过了他们。日本代表团见到了邓小平,而英国代表团则没有。一位西方记者由此得出结论,‘在与中国接触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比’。”

而这种双方默认方式埋下的隐患是,日本青山学院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天儿慧教授认为,日本国内主要意见仍然是把经济援助和贷款视为影响北京的“软性权力”,作为主导双边关系发展的施力点。这意味着,在日后的摩擦中把日本ODA作为一张谈判牌变得难以避免。

加剧的贸易摩擦和一张叫ODA的牌

“在中日交往的黄金时期,日本在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上,也存在问题,就是从1973~1979年,中方一直是逆差。”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赵自瑞认为,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衰退、市场缩小的情况下,日本实际上是在将中国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作为摆脱危机的一条出路。尽管当时市场容量不大,逆差数额不突出,但却为此后中方长期逆差的贸易格局开了个头,“贸易是日本战后的发动机,‘贸易立国’政策实际上是‘奖出限进’,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做法,加之日本商社与生产企业间有传统的系列服务关系,外国产品很难打入日本市场”。

这几乎也是当年布什政府和日本贸易摩擦和谈判的主要主题。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在回忆录中说:“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手段阻止消费,特别是通过限制制成品进口的办法,这使得日本的制造厂家能够在国内获得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又被用来补贴日本在国外的掠夺性定价行为。”“然而进入90年代,日本遇到了问题,当前的经济衰退使日本同其海外竞争者之间在物价方面的差异昭然若揭,并且,随着日元的日益坚挺,出口已经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于是许多日本企业便需要在国内获得更高的利润以便对自身在出口贸易中利润的缩小甚至亏损予以弥补。”

他说:“日本正在转型,由于日元坚挺和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以及打开国外市场的需要,今天,日本的生产设施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被转移到国外,其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1970年这个数字才不足40亿美元,1980年已是365亿美元,到1995年已经累计达5000亿美元。”

1995年,ODA也发生变化,日本政府8月份借口以“中国核试验”为由,正式冻结1995年除人道和紧急援助之外的对华无偿援助资金合作计划,而保留的此项总额不超过5亿日元。主编《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一书的日本研究专家刘天纯注意到,1995年“日本企业向中国发展也开始质变”,具体说,日本企业把投资重点从原先以低工资为目标,建立纯出口据点为方向,转变为在当地扎根,打入中国内需。

ODA调整和“日本经济衰退、中国崛起”的大背景有无关联并没有现成结论。可以作为判断的是,1995年以后,日本市场已无可否认地更加向工业品的进口敞开。以中日为例,过去,日本向中国扩展的企业,大约有90%是在日本市场上销售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但1995年以后的情况是,中国企业产品也大量进入日本市场,这使得价格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50年代日本通产大臣石桥湛山曾经假设过的情况出现了,而结果却并非像他当时所说的那样“彼此庆幸”。刘天纯说,伴随贸易交往的彼此深入,中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日趋增加。

“随着日元坚挺,长期忍受痛苦的日本消费者,受着低工资、微薄奖金、变少了的加班费的困扰,就更加关注这些物价方面的差异。”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精英们将继续管理公共部门并维护日本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常常以牺牲长期忍受损失的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这又将继续导致日本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

观察人士认为,在这种摩擦期,ODA泛政治化,日本政府把它作为限制和制裁的一张牌也不足为怪,“另外,90年代开始日本正迅速成为世界上最老龄化的社会之一,保障问题预示着日本的公共财政将承受新的重担”。“面对那些抱怨物价高、就业保障不确定的日本消费者,对日本政府来说,把压力归咎为ODA,也是分散国内注意力的一个渠道。”

ODA援助实施和领域转型

藤谷浩至是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事务所的副所长,他在北京发展大厦11层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准备了厚厚的一撂关于ODA的资料。他解释说,日本对华ODA分为三方面内容,日元贷款是最主要的一项,它属有偿资金援助,资金规模大,需要偿还,但贷款条件比较优厚:利率低,还贷期长。此外还包括无偿援助和对华技术合作,前者到2001年末,累计合53.6亿人民币;后者截至2000年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技术合作和无偿资金合作的一部分是由我们承担的”。

“ODA的具体项目是由政府来决定的——在中国搞什么项目,首先由中国方面申请,决定权归日本外务省;外务省决定项目以后,由我们来负责具体实施。”藤谷先生说,“对于中方的申请,我们也会向外务省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归外务省所有。”

藤谷浩至此次的北京工作是他在JICA在北京的第二个任期,1991年至1994年期间,他第一次被派到中国工作;两年前的8月,藤谷第二次被派往中国。从他的角度观察,两国具体操作层面上的一些冲突也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是负责具体实施ODA,主要把日本的技术带到中国来,但上次(1991年)来中国,我感觉中方理解的‘技术合作’,最强调的是器材设备,认为那种极端先进的器材、仪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在日本,在提供技术时,首先要把基础工作做好——虽然可能看起来是很细致琐碎的工作,再谈非常高端的东西。”

藤谷说,从2000年起,日方与中方合作为期五年的“药品安全评估”项目。为了评估药品的安全,需要使用非常精密的仪器获取数据,而为了获得数据,在此之前,需要做很多看起来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首先要测定盛有被分析药品的玻璃器皿、要保证测量环境的高度清洁,“只有确保这些条件,才能进行数据的正确分析”,日方专家被派到中国来,他们认为,如果这些基础细致的工作没做好,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但在日方看来,中国专家似乎只注重最终结果,“不明白日方专家为什么在意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例”,藤谷先生特地强调,“现在中国专家也意识到,先进技术固然重要,但管理也很重要。”

藤谷坦率地说,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考方式,在合作之初双方经常会有很多分歧,但因为很多项目都是3~5年的合作,当项目结束时,双方也互相了解了对方的许多想法。“正因为如此,与提供资金的项目相比,技术合作更侧重于人与人的交往。从这个方面来讲,这种合作更重要。”

藤谷先生给记者提供了一份关于技术合作的资料,上面详尽介绍了2004年技术合作的具体项目名称、内容、合作单位等信息。小到“西安废弃物管理改善计划”、“下水道计划、设计、维护管理技术合作”,大到“提高亚洲地区环境保护能力”、“预防犯罪”以及证券监管人员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学习进修等项目。

这已经是调整后的ODA计划。从2000年开始,日本把原来每五年审议一次的对华经济援助改为一年一议。2000年日本的对华经援数额为2143亿日元。之后就不断削减,在三年内减少了一半。今年的数额是932亿日元,14年来首度低于1000亿日元。刘天纯说,日本政府在决定大幅度削减对华贷款的同时,提出把对华贷款的援助项目由原来的以援助中国极为需要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从1995年开始,日本决定贷款重点是与日本利益直接相关的环保领域。藤谷浩至介绍说,2003年日本对华贷款主要用于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等省的6个环保项目、内陆地区6省市的人才培养项目以及湖南省的扶贫项目。

ODA,双方的误读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外宾休息室里,挂着一幅醒目的日本画家作品,以纪念工程建设中的日元贷款。
过去25年,日本对华经济援助一直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扮演着积极的作用。但是,今年3月30日原定的日本对华ODA(政府开发援助)签字仪式,却至今尚未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研究员介绍说,1994~1998这五年,日元贷款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光是在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自日本的经济援助。

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告诉记者,日本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说:“日本人也有委屈的理由,数额这么大的援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印象中,一直到2000年朱  基总理访日,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在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落成的时候,日本政府曾要求在该建筑内树一块“日本援建”字样的牌子,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冯昭奎回忆说:“当时有日本朋友到首都机场后说,这比东京的成田机场还漂亮,他们非常高兴,觉得很自豪。但是我们的报纸报道时,连300亿日元的贷款都没有提。”

同时,日本方面显然也并没有对民众给予正确的引导。一名从日本回国人员介绍,日本民众很多人都对ODA的详情不了解,他们认为日本给中国的都是无偿援助。日本国民之间“援助疲劳”的空气确实在蔓延,根据内阁府每年实施的调查现实,认为“应该积极推进”的国民在1991年达到41%的顶点后,开始逐年下降,2003年已经降到了19%,“其背景在于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巨额财政赤字以及因养老金制度问题而对未来存在不安情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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