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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5210晴空下的坠毁

2004-11-24 14:28 作者:李菁 吴琪 2004年第48期
人们很难不把这次集体性灾难和几天前的航空个人“历险”联想到一起。就在本月,两个厌世少年爬进昆明的飞机,引来大家对民航安全的一片质疑。虽然国家民航总局办公厅副主任徐立在“11·21”空难第二天就表示,根据目前调查情况看,还没有证据和迹象表明有人为破坏因素。在极有可能的纯粹技术性原因面前,安全与减轻灾难伤痛,但愿不会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话题

MU5210迎着朝阳坠落的一瞬间,11月21日8点21分,47名乘客与6名机组人员的生命路程在包头戛然而止。无数碎片顷刻间漫天飞舞,那一瞬间,定格成国人心中又一个悲伤的记忆。

12天前——11月9日,中国民航总局刚刚宣布,中国民航航空运输安全飞行已达500万小时,创1949年以来最好记录。2002年4月15日韩国釜山空难、5月7日大连空难的悲伤记忆正在逐渐模糊。两年半的安全飞行期后,灾难却再次以熟悉的方式将不同的群体推向伤痛。

“我要我姐姐!我要我姐姐啊!”11月22日一早,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带着包头初冬清冽的寒风一起卷入“天使大厦”的一层。一位穿白棉衣的中年妇女,被搀扶着走进大厅,一头倒在沙发上,抑制不住地号啕大哭。两旁的亲人红肿着眼睛,簇拥着这几位家属一路悲鸣。遇难的53岁的梁文霞是包头北方奔驰重型汽车有限公司的职员。她是这五十余位不幸者中的一个,与她一样,这趟包头至上海的飞机主要搭载着来往于南北方的公务员、生意人。包头并非大型城市,只有飞往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飞机,于是准备去香港谈生意、回温州看老父亲的人也同样聚集到了MU5210上。不同的人、因不同的目的,搭上了这趟航班,却走向一个相同的命运——死亡。

设在“天使大厦”418房间的“遇难家属接待中心”,成了50多个不幸家庭人生故事的交叉点。在从不同的渠道得知噩耗后,伤痛之外,各地家属的悲愤也迅速聚集到最高点。“从昨天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找谁,这里(天使大厦)还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找过来的。”年轻的家属白峰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另外的指责接踵而至,“两天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尸体?”南海公园值夜班的老人白德金被确认是空难在陆上的牺牲品,在418房间里,他的老实木讷的儿子一心只想知道这个问题——按照穆斯林的习俗,亲人故去三天内必须入土为安,但现在没有人告诉白家他们应该怎么办。在重演的灾难善后处理方式中,遇难家属与处理方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立交锋。

在418房间内,代表当地政府的一个戴眼镜中年男人,满脸忠厚,隐忍地听着家属的指责,努力地解释与安抚。在众多摄像机和频繁闪动的照相机面前,这个工作人员一直在尽职尽责,耐心应对着来自全国各地一家又一家媒体的询问。

事故现场——包头南海公园被密集的警力严格把守着,即便在凌晨两点——我们想趁黑“潜入”时,依然有满脸疲惫但仍然忠于职守的警察从警车里走出来,阻拦住包括我们在内、全国各地一批批试图进入的记者。第二天,现场更被密密实实的警力“严防死守”,稍一靠近便被“好言相劝”。这种阵式让许多媒体的摄影记者焦躁不安。

包头市东河区,很多市民略显好奇地看着来自全国、行头各异的各种记者。不管是否愿意,能够这样成为全国范围内焦点的场面对包头来说并不多。这个城市最近一次有关“灾难”的记忆是1996年5月3日,一场破坏力并不算大的地震,对那场小灾难的感知也只有当地人。在地震中震裂了若干老城区的土屋子,于是它反倒成为包头大兴城市建设的一个契机。而这一次,对这场灾难的体验和记忆远远超越一个城市之上。在包头这样一个过去与灾难并无交手的城市,一切显得尤为猝不及防。

11月22日在包头采访当天下午,得不到足够信息的遇难者家属又集体涌入机场,厉声责问东航的事故处理者:飞机为何提前起飞,什么时候能确定尸体身份,失事原因多久才能查出,怎样才能让家属在人性化的处理中得到温暖?满脸沉痛的航空公司代表在重压下一声声哀叹,在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得出最后结论之前,所有的愤怒看上去一下子失去了指向。悲痛与指责,封锁与警惕,众多代表方在减轻伤痛面前束手无策。

对于更广泛的公众记忆而言,人们很难不把这次集体性灾难和几天前的航空个人“历险”联想到一起。就在本月,两个厌世少年爬进昆明的飞机,引来大家对民航安全的一片质疑。虽然国家民航总局办公厅副主任徐立在“11·21”空难第二天就表示,根据目前调查情况看,还没有证据和迹象表明有人为破坏因素。在极有可能的纯粹技术性原因面前,安全与减轻灾难伤痛,但愿不会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话题。

8点21分:飞机,坠落

8点20分,当东航MU5210飞机掠过头顶时,老张心情甚好地特地抬头看了一眼,“飞机起飞挺好看的!”他甚至可以看清飞机底部的那个灯,在北方初冬清晨的雾霭中,发出红色的光。

11月21日早上,老张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给南海公园门口开饭店的老刘两口子送拉皮。住在机场附近,老张也早已习惯了每天从头上呼啸而过的这个庞然大物。

但老张突然感觉今天的飞机声音中有些异样,再仰头看,发现“直愣愣的”两股黑烟从飞机两翼下冒出;老张忽然又感觉今天飞机的高度也不对劲,似乎就在离自己头上十几米之处马上冲自己倾轧过来。顾不上许多,老张吓得一把将自行车扔在马路上,反方向冲进旁边的房子里躲起来。

这时,在南海公园门口那条十米宽的马路上,很多人看到“像喝醉了的”飞机,两个机翼不停地抖,飞机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地摇晃。5分钟前刚和朋友从包头机场打车回家的石先生,刚坐上出租车后就看到那架刚起飞的小型客机在摇摇晃晃地飞行,“就像是人喝醉酒走路的样子”。“这架飞机得出事”,石先生说他当时还和同伴开着玩笑。

南海公园门口的那条街上,“春雨”饭店(化名)的老板娘朱大姐一边等着老张来送拉皮,一边给小店里的煤炉清理煤灰,飞机轰然掠过刘家饭庄二层楼的屋顶,朱大姐突然觉得“那声音很奇怪”。朱大姐的店离机场很近,“骑自行车,五六分钟就到了”,飞机起起落落的声音“每天都是十几次”。朱大姐两口子从1995年就在这里开店,快十年了,他们对这个声音熟悉得像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呜—呜”——一天之后,朱大姐努力模仿着当时让她略感疑惑的那个忽高忽低的声音。

“砰—啪!”突然一声巨响,猛地震得煤灰“扑”地一下漾出来,“虽然觉得飞机不正常,但也不敢想是飞机掉下来了呀!”朱大姐的直觉是门外的高压电线着火了。“快拉电闸!”她急急地跑向二楼,跟刚刚起床穿衣服的老伴老刘嚷嚷。“其实我醒了一会,也在那琢磨今天的飞机声不对,所以一听爆炸,我想肯定是飞机出事了!”老刘回忆。

这一声巨响,把住在刘家隔壁的8岁小男孩杨玉林给“震蒙了”。正在专心致志玩游戏的小朋友像被人猛拍了一下,浑身哆嗦,房间里一块玻璃应声碎了大半。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也是开小饭馆的父母早上7点半就出门进货去了,慌乱中孩子边叫边本能地顺着声音往屋后跑,跑到屋后的小院子外,成片空旷的田地连着南湖公园的水面,100米开外的游船码头边,黑烟猛地蹿起,像巨大的蘑菇云,“把太阳都堵住了!”

“跑近了看,冰面上一团火,好像湖水给烧着了。”从市场赶回家的杨瑞平一进屋就被惊慌失措的儿子杨玉林拽到屋后,爬上二楼屋顶,一阵阵浓烟随着西北向的风吹来,笼住头顶什么也看不清,百米开外都呛得人待不住。

杨瑞平绕道跑向出事地点,站在十几米外,浓烟裹着火苗,“机头驾驶舱一整块平躺在岸边,烧得黑糊糊的”,类似尾翼的一段竖着矗在湖面上。岸边满地炸成指甲壳大小的钢化玻璃,混杂着地面上砸毁的建筑。“飞机似乎是先埋头撞向地面,接着爆炸声起,有些炸碎了,有些掉进湖里。”结冰的湖面被砸开了几十平方米大洞,“冰上一片全部蹿着五六米高的火焰”。

门口那条街上,一个人突然把车停在道边,走出来看那大火,朝着周围不认识的路人捶胸顿足地大哭:“我送的人在那架飞机上!”

火苗也燃着了地面建筑。飞机坠下的游船码头是个小型游乐广场,几十艘高速快艇、豪华休闲快艇、水上的士、休闲乌篷船依次停在岸边,一旁是给孩子们玩的疯狂老鼠、碰碰车等电子游艺。“一溜铁蓬给砸没了大半截,木制的龙舟烧得通红”。

刚刚下夜班走出公园大门的崔老头(化名)被砸在脑后的巨响震得趴在大路上,从值班过夜的小平房到大门口,不过一两百米距离,他说仿佛一脚跨出公园门,身后就像给投了颗炸弹。62岁的白德金还在值班室里呢,这个从包头铁路局道房工作退休两年的蒙族老头在家闲不住,一个半月前寻到了南海公园守夜的活,离家近,一个月也能挣个350块。俩老头一块守夜,从晚上6点到第二天凌晨8点。本来已经下班了,正忙着换衣服,崔老头动作快,先走了一步,慢了一步的白德金就再也没有出来。

听说飞机出事了,“快去救人啊!”好心的朱大姐催促着丈夫。“救啥呢?都爆炸了哪还有人活呢!”老刘反驳一句。朱大姐呆立在自家二楼窗前默然看着大火烧着,“可静可静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安静显然印证了丈夫的判断。

刚开始是一片红彤彤的火,“那火比我们家楼还高!”朱大姐站在有8米高的楼上比划着,火很快由红转黑,几分钟后变成一团巨大的黑色烟雾掩在湖面,朱大姐站在窗前,看不清哪是机头、哪是机尾。5分钟后,刺耳的警铃声一阵紧似一阵地传来。消防车、警车等依次赶到,直到现在,这些车仍密密麻麻在停在公园里和门口两边的马路上。

附近很多居民跑进公园里,朱大姐只是站在家里远远地看着,“我不敢去,太惨了!”她啧啧自语。“听说只有一男一女甩在湖面上,男的趴在冰上,身体都不全了;女的穿条花裤子,身上的衣服还着着火。”南海公园的水成了黑灰色,播音楼旁边的空地上有一块飞机的残片,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孔雀(注:云南航空公司的标志)的图案,楼旁的一棵树从下到上被烧黑;另一棵树的树梢上有飞机的残片,树根处残留着飞机的一个轮子和半个机翼,树干被全部烧焦,已成木炭状。

包头最低温度已达零下五度左右,湖面结起薄冰,给打捞也带来一定难度。几十名赶来的武警先拿着铁棒用力剖开冰面,坐上搜救艇打捞。“当时就没有人活着……我和他们一起打捞,先得打破冰层,然而才能用手去捞。有的人扎着安全带坐在椅子上,但是脑袋已经被炸破;有的已经碎成一堆;大部分尸体都被烧成焦黑色。”在现场打捞起两具女乘客遗体的南海公园职工张建平说。

从朱大姐家二楼的窗户向下看去,五六个警察正在院后的空地上,一步一步地踱着,似乎在寻找可能遗落下来的东西。偶尔有换下来的警察来小店坐会取点暖,“其实警察也挺辛苦的,就给一个面包一矿泉水。”朱大姐感慨。昨天夜里(11月21日),公园湖面拉起探照灯亮了一晚,照得这一片有如白昼,是武警连夜打捞遇难者尸体和飞机残骸,“他们已经换了好几批打捞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飞机爆炸后,一些碎布或纸屑的东西,和着呛人的味道,夹杂在浓烟里漫天飞舞,“突然来了阵东南风,把那些碎屑,又零零碎碎地朝着西北方向的机场吹去。“那一会感觉挺凄凉的……”朱大姐沉沉地叹了口气。

“哎,这个飞行员挺不错的。”朴实的朱大姐心有余悸地看着窗外不足二十米远的出事现场,起重机的吊臂正努力地向上,从水里拉起飞机残骸。善良的朱大姐推测,飞行员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湖面、避开了这一小片居民区,一定是他最后的努力和善意。可惜,这一切,随着那个叫“王品”的机长的遇难,而永远成了无从揭开的谜。

11月21日:命运,无常

生平头一次,林星亮在上飞机前为自己买了保险,而且是两份。

“他平时特别注意这方面,只坐757、767这种大飞机,连737都不怎么坐。我们平时如果坐小飞机,他都会说,‘你怎么坐小飞机?’”林星亮的亲人一边说一边摇头叹息。

42岁的林星亮是包头“上岛咖啡”的副总,温州人。他在包头做生意已经快8年了,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温州商人,除了包头,他还在内蒙古其他城市和天津等地,开有五六家“上岛咖啡”;四川自贡还有他的一家灯具厂。通常,林星亮会飞到四川照看一下生意,再从四川飞回温州。出于对大飞机和自己命运的信任,林星亮从来不买保险。

“他在外面做生意有20年了,走南闯北,我们从来没想过他会出事。”11月21日这一次天,因为着急赶回温州,林星亮破了一次例——坐小飞机回温州。林星亮有个80多岁的老父亲瘫痪在床,最近身体情况不太好。按照当地习俗,如果老人去世要在家里摆酒。于是林星亮急着回去,一是看望老父,二是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不知林星亮在上飞机前是否有不好的预感才有买两份保险之举。

就在前一天的中午,正在成都上大学的林洁慧在自己手机的“未接来电”上,看到父亲林星亮的名字。她想等着爸爸一会儿再打来,但电话一直没有再响。想父亲一直很忙,她犹豫了一下没有打过去。谁知就此痛失听父亲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

11月22日,在包头鹿苑宾馆,林星亮家里已有二十几口人聚在一起,好像已经过了最初那种肝肠寸断的悲痛,一大家人的神情有些呆滞,大多静坐着一言不发。他们正在忐忑不安地等着家里另外十几个亲戚——包括林星亮妻子的到来,他们从温州包了一个车,已经走了30多个小时,预计晚上到达。此前林星亮的妻子在电话听说这些遇难者被炸得尸首不全,当即昏厥过去,包头市政府派来负责林家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忙着准备应急药品。

林星亮是家里的长子,像大多数温州人一样,他早早出来闯世界,而且“我们都是他带出来的”,亲友们回忆,这个门面好不好,生意好不好做,他们都会请教这位大哥。这些亲戚中不少人跟着林星亮在包头或四川也打下了江山。但现在,他们的主心骨没了。

21岁的林洁慧和小她一岁的弟弟蜷缩在屋子一角,更多时间就在空洞无物地看着某处,安静得让人不忍发问。正在上海读大学二年级的林达宇只有20岁,问他是否考虑父亲留下的产业如何处理,他缓缓点头,神色黯然地说正在考虑退学、帮助家里打理生意的可能事情。

包头温州商会副会长何经鹏在家属与政府之前忙前忙后,声音已有些沙哑。何经鹏说,在包头做生意的温州人近两万名,“做什么生意的都有”,过去有从包头直飞温州的航线,但因为商人行程都不固定,乘客时多时少,这条航线的生意也不好,没多久,就被取消了。不少温州人回家乡,都要搭乘这个航线,再从上海回温州。“我听到出事后,赶紧以商会的名义打电话给民航指挥部,让他们查名单是否有‘3303’(注:温州的身份证代码)的人,到了下午4点多,他们告诉我有两个温州人。”

不幸坐上这架飞机的另一个温州人叫吴友明,在上海做电气生意。33岁的吴友明并不是常往来于包头,何经鹏说,这一次吴友明在东胜揽了很多业务,登上飞机时可能正踌躇满志。

和吴志明同样踌躇满志的或许还有32岁的张浩。张浩在联通包头分公司负责网络技术,这在当地算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工作。他刚刚从深圳学习回来,公司又让他去上海学习。“机票是上海那边定好后给寄过来的,我们原以为是今天(星期一)走,但后来发现票是星期天的,星期天就星期天吧。”

在天使大厦的四层,脸上一直挂着泪痕的杨柳凤断断续续地讲着发生在外甥身上这场永劫不复的灾难。张浩在2001年结了婚,妻子27岁,家里还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他们两口子都是大学生”。悲痛之中的杨柳凤没忘了补充这一句。看得出,张浩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和骄傲。

送张浩走的司机还未到家,就从广播里听到了这个噩耗。杨柳凤的单位就在东河区,“好多人都听到了巨大的声响”,杨柳凤赶紧给姐姐家打电话,谁知灾难已经发生了。

杨女士后来听别人说,机场还有好几个家属,一定要等着看到飞机起飞后才走,结果却等到了那么惨烈的一幕。杨女士家里人一直不让张浩60多岁的父母到现场。当记者后来打电话给她询问进一步的消息时,电话那头传来张浩老父亲一阵阵的悲号,让记者不忍卒听。

11月21日一早,53岁的梁玉霞被丈夫开车送到机场,在奔驰公司工作的梁经常去上海出差,把梁玉霞送到机场,丈夫就离开了。“刚离开机场,姨夫就在车上的新闻里听说有架飞机出事了,他念叨着千万别是那架飞机,谁知道……”梁玉霞的一个妹妹一直痛哭不已,另一个则强忍着自己的泪水,一边安抚亲人、一边忍痛回答各路记者的提问。她说她去过南海公园的现场,但悲恸之下,现场的记忆一片模糊:“只记得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记不住了……”家里姐妹最担心的还是老母亲,但怎么瞒也没瞒住。

与那些在飞机上的遇难者相比,53岁的龚喜莲的命运更令人感慨。因为家住在南海公园附近,每天早上,她都会出现在南海公园里晨练,但11月21日早上6点40分出门之后,家里人再也没见到她。她和老伴都是聋哑人,女儿和其他亲戚写了求助信,把龚喜莲的大照片印在上面,但又犹豫是否大范围地发出去。

目前官方确认的遇难者有54名——47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还有岸上刚下夜班晚走一步的老人白德金。龚喜莲不在这些人中,但她已经一天一夜没回家了。家里人报了警,又心急火燎地赶到南海公园,起初没人允许他们进去,“我们好说歹说才进了现场,一去现场,我们就呆了……”

即便如此,家里人仍然不愿往那个地方想。“你说飞机上的那些人出事了,人家好歹有一张机票,过来找还有人管,你说咱们这种情况找谁呢?”龚的家人刚才还努力克制着自己,尽量露出微笑面对记者,似是给自己、更是给亲人龚喜莲一个信心。但说到这些,终于还是没有忍住眼泪。一屋子的人爱莫能助地看着她们,也没有人愿意说破这件事(就在记者写稿时,传来最新消息,龚的家人在遇难者尸体中,发现与龚相似的一具尸体,但还要根据进一步DNA化验)。像龚喜莲这样有可能遭遇“飞来横祸”的只有她一个吗?目前没有答案。

从遇难者家属聚集的“天使大厦”出来,出租车司机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昨天他车上拉了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这名男子原本也准备买那个航班的机票去上海,只因售票处不给折扣,一赌气选择改日坐火车。谁想就此与一场灾难擦肩而过,中年男子后怕之余是庆幸万分,晚上大宴宾客,高兴之下邀出租车司机也共吃“幸运饭”。

与这名中年男子相比,万般不幸的是上海复华实业总经理陈苏阳,他是赴包头参加公司的董事会,其余与会者于前一天回上海,惟独他一人晚一天回,悲剧就降临在刚过完55岁生日的陈苏阳身上。

除了“命运无常”,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解释这一切。

包头2004, 民航之痛

坠机的爆炸性消息迅速渗透到包头每个角落。飞机失事后,东河区近郊的南海公园一直没间断过围观人群。几十公里外也有人赶过来,“这可是包头建机场以来的第一次事故,惨呐”。南海旅游总公司的经理张超(化名)念叨着,“不幸中的万幸”,这事发生在冬天,“夏天在公园晨练的人可就多了”。53岁的张力成(化名)夫妇11月22日清早刚从北京的火车上回家,一定要来看看,“我们住在附近的南海五村,每天习惯了听飞机起落的声音”,“谁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顷刻之间,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的事故处理部:驻守在机场附近的警车、道路间穿梭着的救护车、全国媒体涌来的上百号记者,陆续赶到的各地家属。对生命无常的伤感压抑在相识或陌生人的心头。

焦心等待了两天,11月22日下午,六七十名家属从市区分住的各个宾馆聚拢到机场,情绪激动,“我们要尽快见到亲人!”出面协调的包头市公安局负责人有些支吾,“公安部技术鉴定部门要过来提取DNA,然后参照亲属血液确定身份”。还是有人要坚持看遗体,公安局负责人解释说,“恐怕看到了你们也很难认出来”。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亲属们的猜测一旦成为事实,痛苦立刻炸开了锅。一名中年妇女突然捶胸顿足,“我的兄弟,你死得好冤呀”,长长的哭腔引来了一片啜泣。脸色苍白的公安局长喉头哽咽,“我也失去了一名派出所所长和一名干警”。26岁的翟建国在蒙牛公司做销售代表,平时都是从呼市飞广州,第一次坐这趟航班就遇到不幸。60岁的老父亲一人蜷缩在角落里很少说话。从无锡来包头做打印机生意的29毕亦强再也见不到3岁的儿子。

上海派来的东航代表吴国青(化名)一进包头机场被家属团团围住。激动的家属要求东航解释疑问:一,机票上的预定起飞时间是8点30分,飞机为什么8点20分就提前起飞?二,飞机怎么刚起飞就发生问题?起飞前是否进行了常规安全检查?

“从起飞到坠毁太突然了,飞行员还来不及和地面说上一句话。”吴国青强调可以确定的信息是:飞机已经排除人为干扰的因素,“你们提到的11月11日昆明机场两少年私自进入机场的情况,这次绝对没有”。起飞前的安全检查也没有异常。“航班提前十来分钟起飞的情况是正常的,这是目前航班普遍存在的情况,MU5210航班所有乘客都到了,飞机又经过了完备的安全检查,指挥塔方面联络准许后,就可能提前起飞。国际惯例起飞提前或者推迟10分钟是允许的。”MU5210飞机11月20日在昆明过夜后,次日一早加满了航油(说法从2吨到10吨不等),“飞机是先撞击地面,才发生爆炸的,机械故障可能性更大。”满载的航油在遇到灾难后破坏力极大。而这种起飞不久即失事的情况在航空史上有过先例。

空难后国家民航总局通知11月23日零时停飞庞巴迪CJR飞机。东航方面相关负责人解释到,其实目前还没有发现该机型的明显问题。失事的飞机2002年才开始营运,目前飞行时间才5000小时。执行本次飞行任务的机长王品已经安全飞行近1万小时。2001年之前,王品曾经是东航波音737最优秀的机长。2001年,东航送王品到加拿大进行CR-J200机型的飞行技术培训,之后他一直驾驶CR-J200型飞机执行飞行任务。

坠机地点南海公园紧邻包头机场,湖面水域有5000多亩,黄河“九曲十八弯”里边的一个弯。包头机场历史上曾有过两次搬迁,较近的一次在1998年,“旧航站楼只有一层,不到100平方米”。老机场附近建起了包头铁路局的职工楼,四周居民越聚越多,新建机场往南移了一两公里,避开了过于密集的居民区。尽管两层楼的规模仍旧不大,但是10个值机柜台的气魄已经大大超过往日。南海公园开阔的湖面适合飞机起降,附近的南海五村、二里半村习惯了天天听着飞机划过的声音,“电视也啪地一闪,又一架飞机过去了”。

航班的密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包头经济的晴雨表。新建的机场现在每天通常有三班航班飞往北京,两班飞上海。当地新闻特别提到,到了夏季旅游高峰,尤其是今年7月19日至7月25日机场运输生产呈现迅猛增长,“仅一周的时间,旅客吞吐量、货邮行吞吐量均有大幅度增长,换算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8000人次。上周,包头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7422人次,货邮行吞吐量27606吨,换算旅客吞吐量8108人次,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56.6%、50.1%、56.4%,保证飞机起降100架次,旅客上座率最高达96.6%。”机场工作人员“忙得连轴转”。

谁是庞巴迪?

◎蔡伟

庞巴迪公司网站上11月21日表示,应中国民航事故调查组的邀请,庞巴迪宇航事故回应小组的成员此刻正在前往中国的路上。庞巴迪表示,除了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们将尽全力帮助调查此次东航CRJ200支线客机事故的原因。

很多人有一种认识,那就是飞机越大越安全。这种观点的另一个意思不言而喻。当记者曾经乘坐往返北京和景德镇的仅有32座的道尼尔喷气式支线飞机前,也心怀一丝不安。不过除了50座以下飞机能省去40元机场建设费以外,小巧的道尼尔乘坐舒适快捷。机上的飞行员告诉记者,这架32座的小飞机价格高达1000万美元,拥有只在波音777上才有的7块液晶显示屏(通常称为玻璃座舱),而此次失事的50座庞巴迪CRJ支线客机的价格高达2000万美元,同样是一款非常先进的支线飞机。

CRJ系列飞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6年庞巴迪集团收购加拿大宇航集团。此举为庞巴迪的挑战者CL601改进型飞机提供了动力和资金。该机型从1987年开始研制,定名为地区喷气,后改名为CRJ。CRJ的全称是Canada Regional Jet(加拿大地区喷气),包括50座的CRJ-100/200、7O座的CRJ-700、90座的CRJ-900。正是由于这三种先进的支线飞机,庞巴迪成为目前全球惟一能提供40座到90座支线喷气飞机系列的公司。

自1992年投入服务以来,CRJ系列飞机在速度、经济性及乘客舒适性等各方面受到航空公司好评,截止2000年9月,CRJ系列已获1500多架的订单和意向,并在2003年实现交付超过1000架的业绩,成为庞巴迪历史上最畅销的支线喷气飞机。CRJ系列的特点主要是能在大飞机难以赢利的航线上拥有独特的优越性,不仅可用于扩大点对点的支线运输,还可用于增加从枢纽机场的辐射式运输。在干线客机被波音和空客垄断的情况下,庞巴迪宇航集团收购了全球多家支线飞机制造商后,逐渐形成了较完整的支线飞机系列。由于老式的支线涡轮螺旋桨飞机逐渐退出民航舞台,庞巴迪CRJ系列正好填补了市场上这一空缺。

2001年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北京办事处向媒体宣布,中国云南航空公司向庞巴迪宇航公司订购6架50座CRJ200支线飞机,总价值为1.38亿美元。这一细节对于许多普通乘客难以发现特殊之处。作为一种支线飞机,平均2000万美元的单价,除了反映出CRJ200的高昂价格,几乎是一款豪华支线公务机。从价格看,50座级CRJ200与150座级的波音737价格上无太大差别。

在“9·11”后,全球航空工业持续低迷,庞巴迪宇航也不例外。去年加通社报道,庞巴迪有限公司第一季度利润下降达59%。公司的航空器部门报告亏损700万加元。2003年4月加通社报道说,信贷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调低对庞巴迪及其复水公司的投资评级,由原来的BBB+级降至BBB-级,BBB-级在各项评级之中仅高于垃圾级别。但标准普尔表示,该公司认为庞巴迪目前的流动资金还是足够的,但是庞巴迪约有15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将在今年到期。今年第二季度,庞巴迪公司利润则骤降2/3至2300万美元,每股利润仅为1美分。今年上半年,公司共损失1.5亿美元。由于支线飞机销售的不明朗以及铁道部门的不景气等因素,穆迪评级公司警告可能将庞巴迪的信用等级从目前的Baa3降到垃圾股。

少年钻进飞机引发的安全讨论

记者◎王鸿谅

尽管“11·21”空难的具体原因尚未查明,民航的安全问题再度被舆论关注。10天前两名少年钻进客机起落舱,云南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昆明国际机场副总经理王进胜在通报会上曾承认,“相关单位在飞机起飞前,未全面检查”是原因之一。调查发现,川航空客320是11月1日开始才在昆明机场过夜的,“推理起来,在事件发生前,应该没有检查过起落架舱。按照安全要求推理,今后的航前检查中,这个部位不应该被忽视。”从机场隔离带到缓冲地带至少需要十几分钟,机场也无人发现。

昆明国际机场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一些地方民航“管理混乱、责任不明确”的问题。拿发生疏漏的昆明机场来说,它是目前国内惟一一个军民合用机场,一部分归属空军。飞机离地前的地面工作由机场负责,升空后由民航总局调度,飞机安检是航空公司负责。过夜飞机若停在停机坪由机场安检管理,机场周边巡逻是机场公安的管理范围。于是“驻机场的若干单位多头管理,彼此很难有约束力”。

“民航体制正在变革探索中,每个机场的体制都不一样”,中国民航学院空防安全研究所所长林泉谈到,国内航空公司的机制各不一样,比如海南航空实行的是CSO管理模式,设“首席安全官”,提倡扁平化管理。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关系来说,两者就好比停车场和汽车。航空公司的飞机如果不在自己的基地过夜,每晚要交给机场450美元的过夜费,所以大多数公司会“尽量多飞一趟,回自己基地过夜”。从民航改革内部来说,很多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成为了实际的羁绊。

而“民航领域跟一般领域不一样,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公约的影响,国际性相当强”。世界上最大的两家飞机制造厂商——波音和空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民航组织的法律文书,中国民航需要的是更多借鉴他国经验,“更大程度提高国际化和安全性”。

通用电气公司:被忽视的另一个主角

◎蔡伟

在东航“11·21”空难后,另一个被媒体忽视的主角就是为庞巴迪CRJ200提供飞机发动机的通用电气公司。作为CRJ200的动力提供者,也是全球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通用动力公司在业界的老大地位可谓当仁不让。显然,对于飞行安全来说,除了飞机本身,飞机的发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9·11”后,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美国联航空客失事,据调查是通用CF6-80C2引擎的发动机存在坠落可能性。据说该架A-300空中客机所使用的CF6-80C2引擎过去也曾发生事故,但GE说引擎模型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得到校正。据一些航空专家表示,如果是引擎故障,不应该导致整架飞机坠毁。因为通用电气公司的CF6发动机据说按照模型设计原理,允许引擎出现故障时,从飞机机身上单独脱落。

对于东航CRJ200飞机使用的CF34-3发动机,据通用电气公司表示,该发动机推力为9000磅,自1992年投入使用以来,“已给航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业务和利润的增长,并为支线飞机的成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该型发动机的研制开始于90年代初期,至今已经发展出多种改型,其最新型号CF34-10还被中国航空业界寄予厚望的ARJ-21支线飞机所采用。应该是一款非常成熟的发动机。

此次失事后,东航相关人员表示,该公司拥有的CRJ机型引进的时间都不长。从已经服役情况来看,飞机的机器性能良好,没有出现过故障。每次飞行前都会按照规定进行细致的检查,不会让飞机带病投入运营。在同样拥有多架CRJ200支线飞机的中国山东航空公司,该型发动机的使用状况也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2004年,山东航空公司宣布,该公司成功创造了机队所有50多台发动机连续2年无空中停车的新记录。2004年1月4日到1月10日,CRJ200的主要运营者之一的山东航空公司机务工程部表示,该部和德国MTU公司对该公司CRJ200机队B3005、B3006飞机的通用电气CF34-3B1发动机进行了在翼更换压气机9级叶片工作。并表示获得了圆满成功。显示这型发动机在中国的使用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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