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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流静的《孔雀》

2004-11-23 12:50 作者:小于 2004年第46期
《孔雀》与历史拉开距离,人物各自的命运就有了非常强烈的宿命感

《孔雀》与历史拉开距离,人物各自的命运就有了非常强烈的宿命感

去年4月初到8月拍完,《孔雀》,这部耗资1600万元的电影一直被人们谈论。今年10月底在电影学院放映了一场,看完后有人非常喜欢,也有人很不满意。出于商业发行等原因,原片由3个小时剪到现在的2小时20分钟左右,故事前后显得不平衡,姐姐的故事饱满而完整,弟弟却匆匆结束。不过即使认为《孔雀》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的人,也承认影片中有非常多感人片断。

鹅之死

谈到《孔雀》,就必须提到编剧李樯和剧本。

在弟弟的眼里,父母忽略了自己,把心思放在有脑病的哥哥身上。他买了一包老鼠药,半夜起身偷偷放进哥哥床头的水杯里。姐姐看见了,把水倒在地上。爸爸也看见了,但什么也没有说。

第二天——李樯的剧本是这样写——

一家五口吃着饭,气氛很压抑。

妈妈忽然起身,到鹅笼子边抓出一只鹅。

妈妈又回到桌边,一手揪着鹅,一手把自己的碗放到地上,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包。纸包和姐弟俩买的鼠药一样。

一家人诧异地看着妈妈。

妈妈把药倒进碗里,搅拌几下,按着鹅让它吃下去。

鹅不一会儿挣扎起来,继而瘫软在地上不动了。

这家人都煞白脸看着这一幕。

妈妈盯着鹅不作声,眼泪下来。

弟弟起身进屋。

那只白色的鹅无力地摇着头,长颈折来折去终于死去,这段戏成了《孔雀》最震撼人的一段戏。它点题地写到了死亡。

写这段戏时是1999年年底冬天,李樯从北京回到安阳,跟70多岁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也不知道“鹅之死”这戏是如何写出来的。第二年生活居然模仿了这段戏。

李樯的哥哥,跟《孔雀》中的哥哥一样,在别人眼里都是异常的人。兄弟俩的感情很淡漠,但李樯的剧本写完后,哥哥主动提出到打字社把他的手稿打印出来。平时疏远的哥哥突然对他关心起来,李樯说那就要“成全的别人的好意”。

2000年的某一天,李樯的哥哥仰药自尽,喝的是老鼠药。有人说那天他哥哥下班的时候很正常,还跟人笑着打招呼,自行车后夹着菜;也有人看见他哥哥坐在马路边,在一根电线杆和垃圾箱之间,抽烟;后来有人目睹他哥哥倒在地上滚来滚去,以为不过是喝醉了——直到后来看到鼻子流血。

李樯不知道他哥哥当时在想什么,完全没有征兆,但显然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哥哥去世后,李樯回家父亲居然劝他“不要生气”,妈妈在看一本小说。后来父亲带着他去看哥哥,一路上都没什么异样,走到离太平间几十米的地方忽然父亲大哭起来,用手绢捂着脸,号啕大哭,像一个妇人一样。李樯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如此,他吓坏了。

后来李樯说:“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对死亡是一种‘审美’”。这个道理也是妈妈要告诉弟弟的,死亡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一种彻底的中断,永远没有挽回的余地。

《孔雀》把时间放在1977年~1984年间的安阳,但是并不强调“这一个”城市如何,电影里的城市有中国中小城市的共性,一家五口人在“三个孩子青春最飘摇的一刹那”的故事其实也带有那个时代人共有的特征。

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弟弟——的故事构成三段式结构,纠缠在一起,“几个人在对方的故事中起死回生,两个人陪着另一个人再生活一遍”,弟弟和哥哥见证了姐姐参军无望结婚嫁人追逐梦想,弟弟和姐姐陪着哥哥被人欺负结婚成家,唯独弟弟差不多是孤独成长的,然后就在他缺席的这段时间,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变化——若干年后他回家,成了一个“小老头”,带回一个比自己大的女人和她的孩子。

李樯认为《孔雀》是一个悲悯的故事——他在地铁里遇到过一位母亲,她提着点心盒子带着孩子去看奶奶,一手握着扶手,一边喝止孩子想吃点心的举动,母亲腋下的袖子脱线了。这一幕让李樯低下头,一路流泪。

降落伞

扮演妈妈的黄梅莹说:“我们这个年纪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她了解妈妈那种无奈和没有指望的生活。弟弟要毒死哥哥,这对为家庭付出一切的妈妈打击非常大,她“盯着鹅不作声,眼泪下来”不止因为孩子们做的事情,更为了自己的付出会变成虚无——如果哥哥真的被毒死。

何平曾经问顾长卫:“这个傻子你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个“傻子”就是冯瓅。为了扮演哥哥,冯瓅把自己吃到250斤。哥哥是父母的负担,过度占有父母的爱,但哥哥也有自己的逻辑,按冯瓅自己的理解就是:“哥哥会为了最简单的生存目的,去做一些外人看来可笑的事情,但在哥哥看来再正常不过了。他放弃了自我评价。”

有一场戏,剧本里是如此写的:

姐姐和弟弟蹲在一堆西红柿的两侧挑拣着。

姐姐挑着西红柿。她已经默默地哭着,泪水滔滔而下。

弟弟没有觉察,埋着头仔细地挑选着西红柿。

画面隐黑。

这场戏一共拍了六条。张静初认为姐姐这个角色让她一只脚迈进了表演的门槛。姐姐,小城的“异数”,李樯认为她非常牛,居然能掩耳盗铃过一辈子。张静初觉得这个人“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另一边挑西红柿的弟弟其实早就看透人生,以至于一夜之间变沧桑。

《孔雀》容易让看的人沉溺,沉溺于演员的表演,沉溺于细节,沉溺于往回看的伤感。沉溺之余,忘了历史在这部电影中几乎没有自己的影子。

把故事放在过去或者虚构当中,进而窝在个人小天地里,这样的电影往往有个定语“逃避”。一旦开始表现出“逃避”,就会有人开始催着:您谢幕吧。有人看过《孔雀》后说这部电影是第五代的终结,因为仍然看不到人物和历史的关系。

从1977年到1984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这些在《孔雀》里几乎看不到,只能从砸煤球、做西红柿酱、“48条腿”等等细节体味时代感。这些细节非常容易让影片变成一本令人伤感怀旧的照相簿,最大的作用不过是记录容颜变迁。贾樟柯的《站台》就差点被细节淹没。《孔雀》得以跳脱出照相簿,是因为剧本里的人物时效性并不强,张静初说姐姐:“这个人物在任何时代都差不多。”

顾长卫有意把环境推得很淡,因为“人永远是这样的”,当年姐姐希望当空军,现在的人希望当太空英雄杨利伟。影片结尾处,姐姐再婚,跟丈夫抱着孩子,连同一大家子人去公园,每个人都在孔雀面前停一下,用各自手段催孔雀开屏。姐姐的女儿埋怨不肯开屏的孔雀是假的——顾长卫说谁能肯定这个孩子长大不会是另一个姐姐呢?如果与历史关系过于密切,那就很容易给人的命运找到理由,《孔雀》与历史拉开距离,人物各自的命运就有了非常强烈的宿命感。

宿命,但不伤感。《孔雀》中有诸多华彩片断:姐姐参军失败后,自己做了一个降落伞,绑在自行车后从大街上骑过。它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受到置疑,顾长卫也并不认为那是一场写实的戏,而是写意。顾长卫尽量把影片拍得平淡和朴素。他说自己“这两年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也是个小人物”,也并不是“才华横溢,有创造性的人”。有人说《孔雀》最幸运的事情是遇到了一个老老实实的导演,对照剧本与成片,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误差非常小。

谈到《十面埋伏》,顾长卫说张艺谋确实作了很多探索,但他更喜欢《孔雀》,它符合他个人的口味:相对封闭的小城平静生活下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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