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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明天听谁说评书

2004-11-18 10:58 作者:王晓峰 2004年第47期
单田芳的评书已经覆盖了全国五百多家电台。尽管今天的娱乐消遣方式多种多样,但评书仍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可是,当你历数一下今天说评书的人,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田战义、连丽如、张少佐、孙一……能说评书的人不超过10个。10年“文革”没有摧毁评书,但是在传媒时代的评书繁荣背后,评书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

现在常听收音机的人,都会在某个时段听到评书节目,作为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曲艺形式,评书一直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多少年来,评书就是在这情理之中延续、发展。

评书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一直被看成是江湖卖艺的,说评书的人也是闯荡江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登不得大雅之堂。1949年以后,评书逐渐被归为曲艺团的编制之内。在北京、天津、河北、东北,有数不清的说书艺人,他们或消失于民间,或归纳于体制。“文革”期间,评书被当成四旧、牛鬼蛇神,成了“革命”的对象。但这种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的艺术,并没有因为“文革”浩劫而消失。

1979年,评书终于又回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当鞍山市人民广播电台把新录制的评书《岳飞传》通过电波传播出去的时候,评书又恢复了她的生机和活力。刘兰芳的丈夫王印权回忆,《岳飞传》在鞍山首播的时候,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几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他说:“文革期间文艺形式比较单调,就是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岳飞传》一出来,人们感到非常新鲜;《岳飞传》播出的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文革期间很多群众受到压抑,老干部受到迫害。《岳飞传》说的恰恰是一个爱国英雄精忠报国的故事,但受到秦桧的陷害,一下就和很多老干部受迫害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历史出奇地相似。”所以,《岳飞传》在当时与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一样,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现象之一,刘兰芳的名字可能也是当时文艺界知名度最高的人。

随后,单田芳的《隋唐演义》、田连元的《杨家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先后在全国播出,也就是从那时起,评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全国听众茶余饭后最常见的消遣娱乐形式。

二十多年过去,评书仍像当年一样,是广播中最重头的内容之一。当年刘兰芳讲《岳飞传》,最多的时候在一百多家电台播出,而今天单田芳的评书已经覆盖了全国五百多家电台。尽管今天的娱乐消遣方式多种多样,但评书仍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可是,当你历数一下今天说评书的人,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田战义、连丽如、张少佐、孙一……能说评书的人不超过10个。10年“文革”没有摧毁评书,但是在传媒时代的评书繁荣背后,评书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评书演员孙一说:“30年后可能就没有人说评书了。”这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作为评书界最年轻的表演者,孙一今年已经40岁,他说:“我回头一看,怎么没人了?”

单田芳: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评书

单田芳先生是当今评书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之一,他说了50年的评书,有录音记录的评书他说了有109部,加在一起有12000多回,如果他的评书每天播一回的话,可以播到2036年。如果把他讲过的评书列在一起,你会发现,从反映商周时期的《封神榜》到眼下的改革题材的评书,完全可以构筑成一部中国历史评书演义。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目前,每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听他的评书,他的听众将近2亿人。有人说单田芳的评书跟毒品一样,千万别沾,沾上就上瘾。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单先生今年虽然已70高龄,但身体很好,每天都要录上两三段,他的生命中,除了评书就没有别的。他讲评书的方式是,先确定一个题材,然后收集资料,传统评书比较好办,因为本子是流传下来的,只要稍加整理即可。而新评书则要花些时间,比如,他在录制《乱世枭雄张作霖》时,就花费了很多精力。“张作霖这书我准备十多年的时间,收集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了解他的人,早就想说,但不太敢。他杀害过李大钊,他反共,后来禁区逐渐取消,东北父老提起张作霖,津津乐道,这说明他不是简单的坏人。如果他没有头脑,怎么可能管理东北13年?怎么团结一批人在自己的周围。好人也不是生下来喀嚓一声就好到底了直到他壮烈牺牲,坏人也不是胎里坏一包脓,我要把他真实的一面说出来。”

“再拿我现在录制的《廊坊大捷》来说,我对廊坊一无所知,而且讲的是义和团大败法军的事情。这个事件我并不是很清楚,对廊坊的风土人情也不了解。怎么办呢?做实地调查。我走访了廊坊的很多地方,去了廊坊大捷的实地,但是那边的变化很厉害,几乎找不到什么历史遗迹,虽然那个地儿还在,地名也还是原来的,至于当时那场大仗在哪儿打的,当时的情形怎么样,有些老人还知情,脑海里也有大致的记忆。然后就找一些人座谈,都是那些老年人,回忆那会儿闹义和团闹红灯照是什么情形,之后再找文史资料,最重要是找一些本地写‘志’的专家,大伙儿开了有六七次座谈会,后来集成一个思路,责成其中的一个人把《廊坊大捷》写出来,最后交给我,我看了再加工,该删的删,该减的减,先拿脑子酝酿成熟,然后就开始录制。这个阶段你看有多长,准备了三四个月。”

明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单先生正在准备一部有500回左右的巨作《二战演义》,为此,他计划明年到欧洲去一趟,到当年的战场上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有个感官的认识,同时他也阅读了大料的资料,准备把这部最长的评书一口气说出来。他把《二战演义》分三个部分,一是“欧洲战场”,一是“太平洋战场”,一是“中国战场”,其中最先录制“太平洋战场”,从珍珠港事件到日本投降,希望在“抗战胜利日”的时候,能够推出。

一般而言,单田芳创作一部评书的方式是,他先把故事看一遍,把故事的脉络理清楚,看第二遍的时候,琢磨哪里该加故事,哪里该省略。看第三遍的时候,基本上就该记人名、地名、年代、时间。他每天4点多钟就起床,点上一支烟,沏一杯茶,就开始备课。今天要从哪儿讲到哪儿,头怎么开,尾怎么收。大概每天10点钟之前,三段书就录完了。下午,开始准备明天的书。周而复始,一万多集的评书就是这么说出来的。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别人根本帮不了他。单先生说:“我早就想出去旅游了,就是没时间。”

单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去说评书,“我并不喜欢评书,虽然我出生曲艺世家,亲戚都做这个,有的说评书,有的唱大鼓,还有打快板的,早婚娶的媳妇儿也是说书的……”他说,“我喜欢学工科和医学。”但是他最终还是说了评书,70岁的单田芳在回忆他的人生之路时慨叹:“人的一生可能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家里人出钱供他上大学,可他在考试之前偏偏病了,外语跟不上,于是家里人就劝他不要继续上学了,让他利用自己的文化来整理评书资料,说评书这样的工作比做医生学工并不次,而且收入也相当可观,一来二去他的心就被说活了。

虽然单田芳不喜欢评书,也没学过评书,但由于在评书家庭的环境里生活,平时家里人聊天也都离不开评书,听来听去也就听明白了。“我父母都没有文化,听到有什么好故事就让我记下来,把‘梁子’(梗概)写下来,用脑子记、用笔记,一般的书就都记下来了。”一开始,他还想着是个过渡,将来有机会我还是要去求学。没想到他一下就走红了。“我一高兴,就定了下来。”这一定就是50年。

单先生知道,说评书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行,所以,他到东北大学函授学习历史,“我的先辈都是文盲,说书靠口传心授。到了我这一代,口传心授怎么行?你说到一个词句典故,要知道它的出处才行,必须讲出所以然,这就需要去历史里钻研。我一开始说的都是传统书,不管是《朱元璋》还是《隋唐演义》,我都必须查查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情,看我们都把这些历史加工到一个什么程度,弄明白哪些是虚构加工,哪些是史实。”

有录音记录的评书单先生说过109部,没有记载的就更多了,尤其是评书进入广播之前,都是在茶馆里说。1954年到1964年期间,单先生在茶馆里说传统评书,后来有指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能统治舞台,工农兵要占领舞台。于是,单先生就改说新书,先到书店里看小说,然后回来就说,《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都说过,这些说完了,又改说苏联小说,《一颗铜纽扣》、《红色保险箱》,甚至连《福尔摩斯探案集》都说过。在单先生说过的评书中,从来没有触及过金庸的作品,“金庸小说我看过,但大多没看完。电视剧我看过,我很喜欢他的东西,金庸那是武侠小说的大师,写的细腻、丝丝入扣,我们说书喜欢有发挥空间的东西,他的小说没有我们发挥的余地,他的电视剧也太多了,再说书也没什么意思了”。

从广播到电视,从电视到广播

单田芳评书的影响,不仅仅是为几代人留下了一种声音的记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评书在一度衰落的时候又能再度繁荣,在电视媒体霸权的时代,评书仍通过广播媒体传到千家万户,让这门艺术扎根在广大老百姓的心中。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单田芳先生曾经为陕西电视台录制过一套电视评书,这是评书艺术第一次走向电视,从此,评书开始大规模走向电视。在很多评书演员看来,电视是介乎茶馆和广播之间的一个平台,虽然没有现场观众,但是表演的时候可以声情并茂,对演员进入到角色中有很好的帮助。在90年代早期的时候,很多电视台都有评书节目。在这期间,单田芳仅仅录制了一部广播评书《林则徐》,其余的都是电视评书。

1995年,单田芳来北京给北京电视台录制评书,一个朋友跟他说:“您家住鞍山,北京、江西、内蒙古各地跑,还不如在北京呆下呢。”那时候单先生录评书,都是电视台点名,所以他就会在全国跑来跑去的,如果能成立一个公司,专门给他录评书节目,一方面不会全国各地“往返跑”,一方面还能带来更多收益。于是,在几个朋友的撺掇下,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就成立了。这个公司的经营内容很简单,就是给单田芳录制电视评书。

单田芳艺术传播公司总经理肖建陆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也不懂市场,当时全国播评书的电视台就十几家,我们录一集评书的成本是3500~5000元,一集评书20分钟,每分钟卖8块钱,一集160块钱,就算卖给10家电视台才1600块钱,根本收不回成本。当时没有节目购销买卖,就是节目交换。我们只是让单老师把他的评书系统地录下来,不用这个约那个约了。电视评书录了大概一千多集,连本都收不回来。后来又想,电视剧热,把评书改编成电视剧吧。但拍了两部电视剧,都不成,投资方有权改编剧本,花钱的场景都去掉了,拍出来的东西就没意思了,肯定就没什么收视率。”同样,电视台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发现电视评书形同鸡肋,收视率不高,再加上成本偏高,所以后来纷纷取消了电视评书。仅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当他们取消了电视评书之后,每年的广告收入增加了2亿。

但是公司得生存,公司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最适合评书生存的土壤就是广播,制作成本低,市场大,全国有几百个电台的城市都在播评书。可当时能掏钱买得起的只有四五十家电台,其他都买不起,最便宜15块钱一讲也买不起。最后,公司采取贴片广告的方式,“我们这里免费给电台提供评书节目,但是我们要带广告时间。最初起步的时候也很难,前3年没什么广告,但咬着牙也得干,没有量就没有客户,现在已经打开这个市场了。”肖建陆说。

在肖建陆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上面布满了五角星,从乌鲁木齐到拉萨,从东北到海南。肖建陆介绍说,这些五角星代表着当地电台都在播放单先生的评书,“现在全国有300多家电台,500多个频率在播单老师的评书。”他说,“有人认为评书只是中老年听众,其实里面什么人都有,小学生也有,大学生也有,白领、蓝领都有。除了福建、广西、广东部分地区,其他地方都在播评书。现在广播书场被我们做得越来越火,全国有三四十个城市都有长书频道。比如廊坊的长书频道,每天有18个小时,每天播单老师7集书,每天重播一次,就是7个小时,差不多占了一半的时间。”肖建陆还介绍说,评书不仅在北方受欢迎,在南方同样受欢迎,南方市场差不多都是从2001年开始打开的。比如在四川,最早是德阳和自贡台播评书,这地区的人好多是从东北去的,电台里很多人都是北方人,所以就会刻意安排评书节目,所以就带动了当地听众收听评书。然后就扩展到成都台。在广西也是这样,都是从小城市开始,慢慢辐射到周边的大城市。

现在公司收益不错,每年仅税就上交一百多万元。不过肖建陆说:“以前一条30秒的广告在一个台播才合一两块钱,现在涨到五六块钱,最合适应该是每30秒50块钱左右,现在只有靠这种低价来吸引客户。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大客户,小客户根本做不起。现在广播分成几大类节目,一类是新闻类,这是电台必保的,都号称收听率最高的节目。其次就是评书,广播剧已经很少了,评书基本上都是黄金时间的节目,所以养成了人们的收听习惯,后来很多电台做其他节目征不上广告。”

现在很多人看到单田芳的评书有潜力了,都纷纷成立了公司,没有公司也有工作室,都在效仿着这样做。“这个市场大家都有份儿,慢慢地全国各地长书台开播,大家都有饭吃。”肖建陆说。孙一的四海艺同公司就是这样,孙一每年录制的评书有四五百集,在全国四百多家电台播出,产量和覆盖率仅次于单田芳。

评书承传,失去了土壤

如果单从受众的广度来说,评书无疑是受众最广泛的艺术形式之一,但就是这样有广泛基础的群众艺术,现在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除了单田芳之外,还有不到10个能说评书的人,能说长书的就更少了,而这些人每年的产量也不高,能说上三四百回的人不多。很多人说了多年的评书,也不过三四十部左右,而现在广播节目对评书的需求量前所未有的大。肖建陆说:“今年单老师事务性工作比较多,只录了四五百集,根本不够发的,公司应该一年发一千多集比较好。”试想,如果单田芳先生不说评书了,很多电台可能就不会设立长书频道了。

评书的繁荣,实际上是广播媒体一头热式的繁荣,在评书界,它的危机早就出现了,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像很多门类的曲艺形式一样,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以一种不符合它发展规律的“规律”发展着,也许真的再过30年,我们除了去听那些原来的录音,再也听不到新的评书段子了。

单先生在介绍他自己的经历时说:“说书解放以前没人管,沈阳好就去沈阳,营口好就去营口,1949年到1955年,政府也不严格管理,有特业科,到哪里去演出要开介绍信,有这个介绍信好办事。到了1955年,不能随便流动了,我当时正在鞍山,艺人登记,写履历,文化局存档,成立曲艺团,派干部来管理,有组织了。”这段话其实恰恰说明了评书这门艺术的生存规律,用单先生的话讲就是“浪迹天涯”。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地方能允许谁随便支起一个摊说书卖艺了,原来的各种文工团、曲艺团在市场经济下,落后的运作方式逐渐被更适应市场的文化团体所取代,很多艺术也因此而凋零,评书也不例外。单先生说:“我最早所在的鞍山曲艺团,出了不少学员,男的女的十五六个,大部分是艺人的子弟,都干了本行。一代一代都是这么下来的。现在改革了,学这个将来上哪儿就业去?谁开工资?没有就业的机会,自身都难保。所以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学评书的人越来越少。”

评书之所以在今天还有市场,还有人在说,主要是因为老百姓喜欢,更主要的还是评书演员和其他演员不同的是,他越老越值钱,所以,今天还活跃的评书演员基本上都在60岁上下,而这些人的艺术青春都已经不多了,四五十岁的评书演员如凤毛麟角。太年轻的人一时还承担不了说书的重任,单田芳说:“比较而言,因为评书虽然是讲故事,但它讲的是一些人生的哲理,年纪大的人人生经历比较多,融入到评书里面的东西就会更多一些,可信程度要大一些。年轻人毕竟还嫩,走的路还没人家过的桥多,所以说出来可信程度不大,也只能是听故事而已,你听不出他的那个内涵。评书这东西,不讲浮华只讲故事,如果你的感受多,当然可以讲得比较深刻,人也爱听。”

还有,评书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其他艺术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的口传心授,从前,带徒弟都是要管徒弟吃喝,徒弟跟师父形影不离,观察师父的言谈举止、表情动作,从中领悟。特别是,师父在茶馆说书,徒弟在下面看,可以仔细琢磨今天师父哪些说得好,哪些说得不好,在台上台下的交流中,能获取很多经验,现在都是对麦克风说,没那个条件了。单先生说:“带徒弟也是个负担,要管他吃喝,后继无人的情况也就出现了。”肖建陆经理说:“评书跟京剧不一样,梅派怎么唱,你就怎么唱,可是单老师说一部《隋唐演义》,你就不能说了。在解放前可以,没有现代传媒,他在沈阳说,你可以在营口说。如果想自己创作一部评书,功底又不够。”
孙一说:“这个艺术很古老,断代的原因是她失去了本身的土壤,第一个土壤茶馆没了,所以演员就少了。”孙一就是小时候常去茶馆里听评书,听着听着就喜欢上了评书,后来辍学,15岁就登台说评书。他说,“小茶馆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演员自然就慢慢出来了。现在没那个场合,很多东西都要断代。评书是经验、阅历堆积出来的一个人,这人出来了,这书也就出来了。他跟老师收徒弟不一样,老师在茶馆里说书,徒弟在下面听着,书也不是一个样,一部书能说出好几个样,他高兴的时候一个样,不高兴的时候一个样。徒弟可以把这些总结在一起,然后都吸收到自己的脑子里,到他用的时候随时可以调出来。现在没有这些环境了,你说怎么培养徒弟?”

单田芳先生也说:“在茶社里说书说了十多年,要讲究演员得发展有发挥,还是茶社里比较好。茶社从明代就有,几百年来的经验证明,评书不适合大场合,适合两三百人的范围,大剧场观众看演员都看不清,不便于交流。但现在茶社没了,只能走向电视广播,在录制电视评书的时候,就一摄像机,空屋子,一点交流都没有,原来对着观众说书,一抖包袱大家都乐了,有情感的交流,电视就是你瞪着眼干说,一开始别扭透了,后来逐渐适应了。”

孙一认为,现在老年听众比较多,年轻人都是嘴上说“我爱听”,可真正抱着收音机在听的都是老年人。“两天能培养出一个电视演员,一个月能培养出一个电影演员,三个月能培养出一个话剧演员,‘梦想中国’这样的节目几天就让你成为歌星,可是10年培养不出一个评书演员,这个行业不好干。”孙一说。

单先生说:“在当年,河北省流落民间说书的艺人有5000多人,东北也许更多。”肖建陆曾用“空前绝后”一词来形容单田芳现在的影响,可是,评书今天面临的危机,到将来说不定就真的“绝后”了。

现在,即便有了茶馆,也无法振兴评书,主要原因就是说书的人少了,用孙一的话讲就是,“以前一块两毛五可以吃一盘锅爆肉,现在十二块五也吃不到。”以前的评书艺人一天在茶馆里挣几块钱就可以养家糊口,现在一天最多挣几十块钱,连自己都养活不好。廊坊电台有意搞一个茶馆,想把北京的评书演员请过去说书。可是他们支付给演员的费用还不够汽油钱和过桥费。所以,原来的茶馆,本来挣钱就不多,都改行做别的生意,即便还能坚持下来的茶馆,也不能说评书了。

单田芳说:“我没能力办个评书学校,但办个培训班还是可以。学这门手艺都是要有口饭吃,光看电视学不来,得有老师教授,政府不扶植,个人要办个学校很难。天津有一处北方曲艺学校,现在情况也不是特别好。靠个人,谁也无能为力。”

改革评书,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孙一一直是主张改革评书的人,他的脑子很活,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翻着花样往前走”。在东北的时候,为了振兴评书,他搞过好几次评书大奖赛,然后他又拍过评书电视剧、评书广播剧,现在他又开始琢磨对口评书、三人评书……总之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这门古老的艺术能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所以单田芳说:“有像他这样的人,评书不会绝种。”

最近,孙一注册了一个品牌“评书快餐”。他认为,现在没那么多的人有闲心去听一部上百回的评书,“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一百多回,别人半天没听明白是啥玩意儿。所以我现在10回左右就一部,现在录了20部了。比如《十大军阀演义》、《二战十大经典战役》”。他不仅让评书变得短小精悍,同时在内容和手法上也吸收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以适应年轻人的口味。比如他在《和传》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嘉庆打开了和的仓库,当时就傻了,‘我靠,老和啊,你也太酷了’。”在形容和的富有时,他说:“这位和在当时就是世界首富,就是那时候的比尔·盖茨。”甚至,他还在说的同时加入了演唱。孙一试图把相声、小品中的幽默搞笑手法移植到评书之中,同时也在评书的结构上做些改革,比如开场白不念诗,而是讲一个故事等等。

孙一的评书快餐,特点就是快,几讲就把这事了解完了。他说:“我讲的都是历史,历史不能胡说,否则误人子弟,但能不能把历史讲的诙谐一些呢?”这是他一直在探索的。

由于之前有过评书改编成电视剧失败的教训,所以,单田芳在改革评书方面比较慎重,但他支持评书改革。今年,单田芳艺术传播公司制作了一套“动漫评书”,实际上,就是把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配上动画画面,让人更直观一些,以吸引中小学生观众,这样的动漫评书,每集的成本大约在1万元左右,当然,在电视台播出的回报也比较高。如果这一尝试成功的话,会吸引更多年轻的评书爱好者。单田芳说:“也许孩子们会爱看我们的评书。但哪条路对、能成功,现在还不好说。我今年说奥运会,反响就很强烈,街上人碰见我,说奥运会不错,这说明新形式、新题材能吸引人。”

单先生没事常看电视,他天天看凤凰卫视台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节目,很受启发,想起当年北京“八大怪”里有一个说报纸的人,那时候的人都没文化,他在茶社里讲报纸。他念报纸,带骂大街的。国共战争到什么程度了,最后骂一句:“蒋介石这——我管不了他了。”接着就讲别的时事,老百姓不认识字,听他讲天下是什么样,也挺有意思的。单田芳说:“你别看现在报纸铺天盖地,不看报的大有人在;电视天天播,不看电视的人也不少。但这个说报纸节目要是能做起来,看的人肯定不少,我也盼着能说报纸。说说阿拉法特、萨达姆,我早就说,这次美国大选,布什肯定连任,克里肯定没戏,美国人胆小,布什主动出击,避免美国再遭受恐怖袭击。我要说这段就会把这个判断说出来。我在鞍山的时候就看过《红墙内外》、《江青史》这些东西,写得不错,老百姓肯定爱听,但思前想后还是不敢说。”

评书不管怎么改革,最终还是要让更多说书的人出来,只有这样,明天才会继续有人说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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