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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阎之争的社会学记录——徐明是谁

2004-11-03 14:48 作者:李鸿谷 李菁 2004年第45期
唐德刚形容胡适,“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天天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徐明算得上这样“一条金鱼”吗?如果不在事实层面做繁复而细碎的察究,徐明是谁——这个疑问,众多媒体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资本的代言人。资本挑战权力,这一轮足球风波宏大叙事的主题早已确定

唐德刚形容胡适,“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在在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徐明算得上这样“一条金鱼”吗?

体育记者尤其是专业报的体育记者向我们描述这一群体,说中国新闻界,体育记者是最具职业感的记者群体。以我们也介入采访的此次徐明们与中国足协之争事件来观察,这一说法未必夸张。体育专业媒体记录10月18日大宝饭店的中超委员会会议:一身蓝色西装的大连实德俱乐部总经理林乐丰绝对称得上这次会议的主角,而会场上的林乐丰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手中的那两部手机。在会议召开过程中,林乐丰的一部手机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或许对这一圈子而言,在敬业的体育记者努力下,他们就是玻璃缸里的一群金鱼。

意外总能让人好奇。我们查询了有关徐明的资讯,仅有类似人事档案的记录:1971年出生于大连市庄河县,小学、高中和大学他都以少读一年提前毕业。1990年毕业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后,回到庄河市外经贸委任职员,次年辞职下海。我们去到这所学校查阅其同学录,并寻访能描述徐明的曾经的同学,收获有限。《足球报》的李承鹏可能是此次事件中与徐明有最充分接触的体育记者。“你问过他的经历吗?”这是我们对李承鹏的好奇心,“或许要过一两年,我才会问他的过去吧!”——这个答案同样令人意外。

徐明是谁?在中国最透明的媒体环境里,这仍然是一个疑问。当然,我们在大连的采访不是没有收获,在否认一些传言的同时,也找到一些事实。同样不利的事实是,10月26日,足球投资人会议结束后,徐明事实上向媒体关闭了他的声音。我们种种的事实与疑问,在截稿时间压力下,只有等待未来一个可能求证的时机。

如果不在事实层面做繁复而细碎的察究,徐明是谁——这个疑问,众多媒体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资本的代言人。资本挑战权力,这一轮足球风波宏大叙事的主题早已确定。以相对审美的态度来观察,在现实的舞台上,这就是徐明与阎世铎两个人的对决。

更放松一些,以符号的角度来想象,徐明是谁?这个问题,阎世铎会给出什么答案?

在与记者的通话中,中国足协前副主席王俊生的态度出乎意外地平和,“过去是单纯的足球人,现在做经济工作,确实有一些感想”。不过,王拒绝在电话里向记者叙述他的感想。以这个过来人的观察来定义,徐明与阎世铎何尝不都是“单纯”的呢?资本的傲慢在前,权力的傲慢在后……中信集团一位官员甚至说,他们甚至需要学习如何谈判。

中国足球以及足球风波的“社会性产出”,南京大学政治学者李永刚给出的是正面评价:它是中国民众情绪的减压阀。因而它的风波是具有讨论价值的样本,但是宏大叙事往往导向无可操作性,仅限于情绪的层面。
威廉·富特·怀特在他那本经典的社会学著作《街角社会》里,创造出的一种分析框架:寻找群体里的等级、还有领袖,以及规则……或许,穿越简单的资本与权力符号化的表面,玻璃缸里的徐明与阎世铎们,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足够丰富的信息。

老大

足球圈子里的记者、球员以及相关各色人等,乐意将这个圈子称为:江湖。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为足球记者的思想资源与现实“拷贝”,这或许是一个好玩的收获。我们联络大连万达老总王健林,他的办公室主任一听说谈足球,脱口而出的玩笑是,“我们不当老大已经很久了”。不过,当王健林坐在记者面前,却出乎意料坦荡,“你直接问吧,我没有什么不能讲的”。这难道是王健林不当“老大”之后的一种状态?

有江湖,就有老大。不进足球这个圈子,未必有切身之感。

两位记者跟我们谈及同一件事,感觉却完全不同。这是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对徐明与张海的采访,记者对张海的问题是,“听说你们几个月没发工资了,你能代表健力宝吗?”张海说,“这是股东意见不一致造成的。”这时,站在镜头外的徐明插话了,“张海,股东意见不一致,也是中国足球大环境不好造成的,股东们其实也是受害者。”

《足球报》记者李承鹏在自己的文章里记录下了这段对话。“社会记录”的总策划却描述了一个令他感觉意外的局面:“张海接下来,按徐明所说,又对着镜头重复了一遍。”对于非足球圈内记者,一时之间,未必明白足球“江湖”,“张海多少也算得上一个老板啊!”我们与李承鹏在面库那间饭馆说起此事,他也颇感意外。寻找并发现领袖及其产生规则,是社会学研究者最为艰苦的工作之一,显然足球这个江湖,简单多了。

真正逸出足球圈,而在更广泛层面让社会注意到自己的声音与行动,是徐明那13份被媒体描述为“资本挑战权力”的文件。这些文件最核心的内容,其一、成立中超职业俱乐部联盟公司。所谓资本的“挑战”,也即向中国足协索回属于自己的四权,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与监督权;其二、要求中国足协向各俱乐部公布历年财务状况。

这是北京国安10月2日罢赛,又对中国足协处罚不满,要求召开中超常委会会议重新讨论处罚问题的前一天,徐明通过网络通过记者发布的中国足球未来的“白皮书”。体育专业媒体对这13份文件给出的判断未必不准确:踢开足协闹革命。

最热闹的讨论来自对徐明方案的技术性层面,以及他是否有资格由“派系王”变为“革命家”。记者细究徐的文件,求教各方人士,即使体育界官员,也无人否认他所发现中国足球真实的问题。一位政治学者甚至断言,“仅从他所提出的问题看,就很难说他失败”。

老大的位置,自此,不再是足球圈人士的共识。问题是,徐明并不仅仅止于理论阐发,他是实际的资本操盘手。“启蒙”并非他的目的,“救亡”才是他的追求。此刻的徐明,自然有资格意气风发,像革命传统电影里的那些青年革命家,“是我们这几个投资人顺应了历史,抓住了历史,从而也被历史选择”。

但是,大连那些深知徐明的重要人物仍对徐的高调深感疑惑,“这跟他一贯低调的作风太不相符了”。在这些朋友圈子里,徐明获得的口碑远远超过记者的一般想象,“他最大的一个优点是特别谦虚,对谁都特别客气,见谁都喊大哥、大姐的,谁都可以当他老师的样子。这么多年,即使现在他在外界看来已经很红,但这些老朋友感觉不到他态度上的一点变化。他常年在北京,我有事去北京,只要他知道了,肯定会打一个电话过来,说我这有几辆奔驰,用车的话就说一声。他这么年轻,做到这么周全不容易。说实话,我要像他那个年龄,我也做不到照顾那么周到。开句玩笑,也说明他精力充沛,这么细枝末节的事他也能操心到。”

徐的一位非大陆的顾问说是他建议徐不要直接面对媒体,“那样事情的回旋余地就小了”。但是,徐在此次事件里,明明白白要做“老大”。

退出足球四年多,“只是这两年,我的朋友才逐渐说我明智,这么准看到了市场的发展”,王健林说起那支曾属于自己的足球队,平静淡然并无矫饰。不过,在王健林将大连足球由万达转给实德的前两年,更多的说法是:万达没钱了,玩不转了。这或许是一个原因,“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投资人完全变成了提款机”,大连万达的七年,王健林说,“在足球上纯粹的缺口,就贴进去两个亿,包括基础设施、训练中心、球队的大客车等等。”不过,真正令人觉得麻烦与恐怖的是,“当时我已意识到赌博集团对中国足球的入侵”。相关人士描述曾经的大连万达与王健林:在恐韩、恐日、恐伊的大环境下,大连万达是惟一争脸的,所以王健林说话还是管用的,上面多少还听。这一背景下,王健林对赌球的担忧,“我跟王俊生进行了一次长谈,很认真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提醒中国足球别重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联赛的覆辙,建议成立司法部门,请公安部门和法律部门介入。遗憾的是,谈话半年,王俊生离开了他的位置”。从这个层面拯救中国足球,王健林显然并非惟一的努力者。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掀起中国足坛打黑最重要的地方体育官员,回顾曾经,向记者感叹,“(那次打黑)我给的定义是:被人工流产”。

主动或被动,王健林与陈培德都离开了他们曾经的位置。当然也有不悲观的人。

准备退出之际,王健林说他“首先想到的是徐明”。不过,之前万达已在和几家企业谈,“大连电信差不多快和我们签合同了,但突然说上级部门不同意”。后来,徐明描述他与王健林的这次交易,“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我在王健林的办公室和他只谈了5分钟的话,他问我你想不想搞足球,我说好啊,你大约什么价格?他说6000万元。我说你这么好的一支球队,这个价格太低了一点吧?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吧?他说我在大连有一幢楼,评估是7000万元,加起来1.3亿元。我说这样吧,加起来一共1个亿的转让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让,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转让。就这么简单。”

在这次转让之前,王健林说“和徐明合作过一年”,1999年,大连队冠名,“万达-实德队”。不过,万达的主业是房地产,而实德的核心是型材,“在他们各自的主业上很难说他们之间没有来往,只不过这在足球之外,不为足球记者所注意”。知情人说5分钟的谈判故事未必这么戏剧与简单。

徐明第一桶金是一个关于虾的故事。徐明的第一份工作,“实际上是在帮助外商做出口贸易”——“根据国家政策,那个时候虾的出口是需要出口许可证的。我在仔细研究政策后发现,国家并没有规定熟虾的出口也需要许可证。于是,我把这个发现跟外商讲了,最后他们邀请我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当时,虾出口的利润很高,买入价在7万元左右一吨,而卖出价却高达37万元。这是徐明跟自己朋友讲述的他的故事,结论是,“正确把握政策取向”。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比较广泛为人所知的大连胜利广场与星海湾填海的土石方工程。胜利广场的土填到了星海湾,这是这一财富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所以,如何能接到这一工程,是一般人想象的故事核心,但对于刚刚起步的徐明而言,获得土石方工程工具翻斗车的本金与资金,才是更为基础的事实部分。结果是他都完成了,无论是工具、合同以及工程。

此后,徐明的创富团体逐渐壮大。知情人对他发展的描述,多少充满敬意,“1995年左右,当时全国还是木窗、铁窗,他第一个进上亿元的生产线,引进设备,生产塑钢门窗,那时建设部还未在全国推广这个项目,应该说他眼光独到。当全国都生产塑钢窗时,他马上转型,生产型材。这几步,他走得挺好”。

接下来,是足球的故事了。

至少看上去,徐明足球老大的期待,并不仅仅是中超冠军,甚至亚俱杯冠军。即使对于做房地产的王健林,他也否认足球的知名度可以帮助他多卖房子,而对并非销售消费品的实德,“知名度更不代表直接的销售或利润了”。徐明的豪气很明确,“我就不信,搞足球赚不了钱”。新的老大,带着足够的本钱,以及对足球的资本理解,还有因资本而积累的广泛人脉下场了,当然有新的玩法。虽然最初的时候,徐明也坦陈自己“并不懂球”。

盟友

进入玻璃鱼缸、进入大众媒体的聚焦灯下,徐明选择的时机是10月13日——这天凌晨中国足球队客场负于科威特队,下午中国足协正式公布了对国安罢赛的处罚方案,晚上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李士林与徐明共同面对记者。徐的表态非常直接:反对足协对国安的处罚决定。

按照一般观察,中国足球,在其边际效应递减的这个时代,种种坏消息,甚至无法刺激中国球迷粗壮的神经,所以当时我们杂志给出的判断是:厌倦。不过,徐明选择这个时机下场,以及他后来的种种作为,仍然颠覆了我们曾经的结论。中国足球的故事有这样一个高潮,即或是一个寓言,也是精彩的。

国安仅仅因为10月2日那一场球而大动肝火?在11年的中国足球生涯里,这是国安第二次真正萌生离场的念头。它未必是庸俗的历史必然论。

今年是中信集团成立25周年,依循一般国有公司惯例,“我与中信”——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成长的故事征文,自然成为庆祝集团生日最平常的选择。张路记录亚足联主席维拉潘的一篇“我与中信”,获得了这次征文的奖励。偏巧又是董事长王军给张路颁奖,领了奖的张路却被要求留下来讨论国安足球,“你把我的话带给他们”,在场的不少中信员工都看到了老板的不悦。按照足球记者对国安的了解,一般而言,一支球队一年的收支相抵后的硬投入大约4000万元左右,过去国安一直拒绝出售冠名,硬生生自己扛着。后来,韩国现代汽车终于说服国安,将自己的“现代”挂上了国安队员的胸前。“从其合同来看,大约每年能进账3000万元左右”,这事实上大大减轻了国安的经济压力。“但正因为有这笔投入,国安想今年努力打一打,引进内外援花了不少钱,结果却总让人生气。”

在中国足协断然拒绝七家俱乐部要求“延迟中超”之后,国安副董事长罗宁仍然表示了他最强烈的不满。在星期六(10月30日)与上海申花队的比赛前,国安收上了所有球员的手机与电脑,并且规定如果发现谁通电话给予重罚。这种种举措的理由非常简单,“害怕。害怕队员参与赌球”。结果这场球国安赢了。事实上,知情者描述说国安退出之心萌生已久,“或许仅仅为了等到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联赛冠军”。而更熟知国安俱乐部的相关人士描述杨祖武以及他们的管理团队,“真是倾尽心力”,饶是如此,仍然玩不懂中国足球。罗宁接受采访时近乎悲愤,“足协在给我们发的文中说,相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搞好以后的比赛。我告诉他们,不要相信我们,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只能管住球员的手机、管住球员的电脑,但我们管不了盘口!”

不知这轮京沪之战的胜利能否稍稍慰藉一下罗宁的悲愤,但上一周京深之战,给杨祖武深深的刺激是,“刚发了奖金的球队却输给了连工资都没拿全的对手”。抗争拿不到工资的准冠军深圳健力宝队,在尝试罢训两天后,在自己的主场赢了北京国安。这场胜利后,主教练朱广沪却透露,“(健力宝)集团已经提出,不管是深圳企业还是外地企业,只要经济效益好,能对球队负责任,就欢迎来接管俱乐部”。

因此种种背景,在10月26日足球俱乐部投资人会议上,张海的身份受到会议的质疑。会议之前,深圳俱乐部按足协要求发来传真,表示董事长叶红汉因临时有事,不参加此次会议,并声称张海不代表健力宝俱乐部。即使旁观者也觉极端的是,这次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确认会议代表身份,阎世铎要求联赛部主任郎效农朗读深圳健力宝那份“声称张海不代表健力宝俱乐部”的传真。张海的应对之策是拿出了深圳俱乐部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营业执照,那上面还清楚写着法人代表:张海。一番往来,张海最终还是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

至少看起来,张海未来要解决自己的身份问题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深圳健力宝已传出转让消息之后。这个时候,徐明曾经在电视镜头外帮张海补充的那句——“也是中国足球大环境不好造成的,股东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可能是惟一稍有价值的解脱之辞。

江湖

足球既为江湖,就不仅仅只有盟友与对手,曾经的恩怨多少会在一个大事件里现出原形,只不过,叙述起来稍显枯燥。

尹明善,重庆力帆俱乐部董事长。在此期间惟一一次接受《体坛周报》采访。

尹明善透露,徐明等人曾多次给他打过电话,拉他入伙,但都被他婉拒,“他们这样闹的动机和目的先不评价,单单就他们采取的方式和手段都是不合程序的,何况中国足球真正要革命,也轮不到他们来领头”。

在两年前率先举起反实德系大旗后,尹明善就被外界塑造成徐明死对头,尹明善对此很无奈,至今他仍然强调,他从来没仇视徐明的地方,“我尹明善没有一个私敌,对于徐明,不管他搞足球还是做生意,很多方面我都欣赏,我认为他是一代枭雄”。不过在尹明善眼里,他在足球方面跟徐明没有合作的可能,“大家理念不一样,这就叫‘道不同,不相为谋’吧”。尹明善表示,他在看到对于他多次与徐明、徐泽宪天南地北的密谋“造反”的报道后,感觉很好笑,“我也不知道这样炒作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几天我在北京开会,就有记者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跟徐明他们密谈,搞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尹明善承认最近一段时间徐明、徐泽宪都给他打过多次电话,希望他能够支持他们的倡议,还希望大家能够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我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这样做根本不合程序,而且他们倡议的不少内容我都并不赞同,怎么可能随便就附和”。

徐明13点“革命倡议”,尹明善认为其中不少部分是符合当前形势和俱乐部利益的,“比如公开财务、民主放权等方面的要求是势在必行的,如今中国足球的环境大家都看到了,谁都知道应该改革,但怎样改革,却必须自上而下地稳步进行”。

张澎,沈阳金德俱乐部董事长。北京国安与大连实德两场罢赛的对手就是沈阳金德,在此期间他惟一一次接受《足球报》专访。张澎在接受采访中说——

这些天来,这7家俱乐部陆续有人给我们的总经理何兵打电话,要求我们加入。首先我们不想参加这次会议,其次联赛我们接着打大连实德队,对我们来说,这是关键一仗,球队无法在这个时刻分心,何兵也不能脱身,所以我们派人去北京。我并不赞成现在就建立职业联盟,事实上许多俱乐部内部运作都有问题,中国足球外部环境又不好,赌球、黑哨已经成为职业足球发展的公害,现在不妨先解决点实际问题,比如如何把赌字从联赛中抹掉,如何让黑哨永远消失,其实把这些实际问题办好,比建立一个什么联盟更有用。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上,中国足协要高度重视,不能总以“找不到证据”来搪塞球迷和媒介的关注。如果非要区分的话,那叫我们中间派好了,我们是持观望态度。

楼世芳,上海申花俱乐部董事长。在参加中超常委会议前,将其在《足球报》周三的“一统斋专栏”文章提前到周一发表,并称:这篇随笔就是他将在会上所要表达的观点。文中说——

革命——请不要亵渎这个神圣的字眼。革命,令我想起鲁迅笔下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夏瑜,一个是阿Q。前者是为了革命而掉了脑袋,死后一腔热血还被人用馒头蘸着,以“治病”的名义去卖钱;而那个阿Q,确确实实是从未庄到城里去革过命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多了一些吹牛皮的资本而已。

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责过所谓的“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为了激起同情,他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己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声讨资产阶级。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来抨击资产阶级。为了拉拢人民,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他们的臀部依然带有旧的封建烙印,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当然,马克思说的并不是当时的英国足球,更不是今天的中国足球。

官人

我们的同事在天津曾与阎世铎一道吃过饭,印象是:仰头喝酒,开口“兄弟”。楼世芳在他的“一统斋随笔”里,也写道,“平素中国足协官员相见,他们时常以兄弟称呼我们”。足球记者笔下的阎世铎,虽然未曾见过接受那家媒体有价值的采访,却不妨碍记者记下他一口一个的“兄弟”。做记者多年,各色官等,多少见过一些,未采访足球,从不知有“兄弟”一说。或许这也是足球江湖对官场的“改造”。

阎世铎的酒量又是足球圈子里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话题,不是因为他不能喝,而是因为他太能喝,所以限度在那里,是一个长久的疑问。这一问题最新的答案是国安副董事长罗宁给出的,记者记录下他的说法是,“老阎酒量不行,最多就半斤的酒量,根本喝不过我和徐明”。这次酒量测试,是10月18日中超会议后,阎世铎与徐明、罗宁等的一次饭局。

按照正史的叙述,中国足球职业化变革,始于两个契机:其一是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之势兴起;其二是国奥队兵败吉隆坡,再次失去进军奥运的资格。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论及足球,“中国足球到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什么精神负担了,足球改革的胆子要更大一些,迈出的步子要更快一些,一些重大的措施可以采取了”。在王俊生那本《我知道的中国足球》一书里,这一过程是其重点内容之一。但是,即使现在,采访体育总局有关官员,对足球职业化并非全部认同。当时与现在的反对、质疑的内容并无改变——中国特殊的国情里,足球市场化可性吗?颇具吊诡的事实是,足球职业化在目前被广泛指责不彻底的舆论环境下,更真实的一种系统内的反对却是,足球该不该市场化。但这种声音被广泛地忽略了。

体育专业人士描述的中国足球职业化:从计划模式到市场模式是被动的、突变的过程。

所以,记者的此次采访,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足球改革与体育系统在市场经济下的自身变革,有无逻辑上的关联。这个问题从未得到过清晰的答案。

从时间逻辑上看,足球之变在1997年前后可能与中国体育整体格局之变发生契合。那一年中国政府机构大调整,国家体委在这一变局里,被拟出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其一是取消国家体委,与文化部合并为文体部;其二是将国家体委改造为体育总会,如纺织部改为纺织总会一样。结果这两套方案最终都被摈弃,变化仅为两字,国家体委变为国家体育总局。由国务院组成部委变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中国足球突变式的职业化变革,在体育系统整体格局保持稳定的状况下,现在看起来,仍然只是孤立事件。所以,中国足协的角色,在浙江省体育局前局长陈培德的分析里:“党政群事企,五位一体。”——既有党组织,又代表体育总局行使政府职能,也是群众团体与事业单位,结果还有企业行为经营足球。比较此次俱乐部要权与两年前轰轰烈烈的足坛“打黑”运动,陈培德最明显的印象是,此次球迷关注大大减少。他所定义的此次俱乐部与足协较量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阎世铎就是“五位一体”中国足协的常务副主席。当然,阎世铎上面还有足协主席,但一位地方体育局官员告诉记者,一次饭后闲话,阎世铎感叹,“虽然是副主席,天塌下来,还是得由我顶着”。这一说法,无论是两年前的打黑,还是此次与俱乐部对抗,都证实阎世铎所言不虚,前台中心的那个角色,永远是他。

饭局

革命是不是请客吃饭?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你的标准是过程,还是结果。

10月18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受《体坛周报》之托,与徐明等人对话。在对话前,白描述说,“之前3个小时,他们一直和阎世铎在一起。这非常出乎大家的预料,因为当天下午正好是中超常委会要开,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是,这些带有革命风暴味道的俱乐部老板与阎世铎之间有点针尖对麦芒的意思,可晚上他们坐在一起足足有3个小时。回过头我想这也正常,足协与俱乐部就像是互相面对的一对刺猬,离得太远会冷,离得太近会扎得慌。”

一对刺猬,这是一个诗意的解释。请客吃饭,正是政治的常规技术。

除了测试阎世铎的酒量外,徐明们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了吗?回避任何情绪层面的干扰,客观地讨论技术面的得失,结论是否定的。

问题首先是,徐明们这次饭局希望得到什么?

徐明在中超委员会前抛出的13份“白皮书”式的文件,虽然知道它不太可能成为此次中超委员会会议的议题,但期待引发足够的关注,应是题中应有之义。10月18日的中超常委会,对此议题拒绝得非常规则化,主持会议的朗效农首先给与会者发放了两张打印好的相关法规条文,“按照中超章程,如果要提出议案供大家讨论,那么必须提前15天把这个议案送上来,既然章程我们现在还没有修改,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遵守”。接下来是常委们就会议议程进行表决,自然,没有实德议题的议程得以全票通过。

在这一结果下,问题不再是徐明们希望这次饭局得到什么,而是阎世铎希望通过这次饭局为他的拒绝作出什么样的“补偿”。足球记者甚至用黑体字记录下阎世铎的酒话,“值得注意的是,阎世铎甚至在席间说出这样的话,‘我承认,我阎世铎的特长在于行政管理,而在市场经济方面我不行,谁行就该让谁搞,我钦佩你们这些市场经济的能人,中国足球改革必须进行’。”阎世铎的姿态果然奏效。有一位观察者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些老板甚至觉得阎世铎在足协里也只是执行者的角色,它与俱乐部的总经理差不多,而我们投资人应当与总局的领导对话才合适”。所以,白岩松描述他不断听到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豪言。有意思的是,白的文章标题用了这样的判断,“但愿不是个笑话”。

显然这次饭局大家都没有展示真实的酒量,所以俱乐部投资人们醒得也快。这就有了第二天再请阎世铎的故事。如果上一轮饭局,投资人们有真实的收获,这一轮邀请阎世铎,便是一次绝无意义的行为。

泡在中国足协办公楼里的记者描述说,在阎世铎与徐明的电话里,徐明明确提出最好面对面进行“沟通”,而且还请阎世铎“吃晚饭”,“中国足协必须给出具体的改革时间表,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将会采取进一步的集体行动”。

10月19日,也即饭局的第二天,阎世铎、朗效农还有董华一并应约到了实德大厦。当然这次双方没有再喝酒,但达成了一份包含三点内容的“会议纪要”:一是强调中超联赛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且要早改、快改、大改;二是必须依法办事,成立中超足球联赛足球俱乐部投资人联席会议,研究提出改革意见;三是中国足协将于近期召开中超联赛投资人全体会议。

专业媒体对这一见面给出了如此评价:阎世铎被逼画押。

至少有比上轮饭局更好的收获,一份白纸黑字的“纪要”。所以讨论起自己的对手,“应该充分肯定阎世铎对中国足球的贡献,他是一个精明的人”。

情形果真如此乐观?

又过一天,10月20日下午,徐明、张海应阎世铎之邀赴足协,得到明确答案:首次投资人会议将在10月26日召开。而前一天,投资人们已经发布这一会议将于10月22日召开的消息,而且相信阎世铎已经默认这一时间,结果硬生生让阎把时间往后挪了四天。记者也记录下了俱乐部代表们的遗憾:张海说,“我们哪里想得到他作为足协掌门人居然这样不讲信用”。

口头的威胁在这等情势下,变成7家俱乐部“关于延迟中超联赛余下比赛的申请”。看上去已经最后一搏。

22时……

故事已近尾声,结束并不美妙。

10月26日,大宝饭店,阎世铎的主场,首次投资人会议。

让人敬佩的足球记者记录下了阎世铎的雷霆之怒:

在徐明即将发表讲话的关口,来自大连实德俱乐部的办公室主任赵新伟向足协官员表示“给每个委员发一份十六大的文件”,但是实际上他发给每位与会者的是一份7家俱乐部在香河开会后形成的决议,发完文件后,这时正轮上一名委员讲话。阎世铎开始翻阅这份所谓“文件”,发现文不对题。阎世铎一直等到发言的代表讲完话,然后当即问发言的代表:“你的发言结束了吗?”这名代表很快回答道:“结束了。”接下来,阎世铎手拿着这份所谓“文件”,口气无比严厉地说:“你们这是在公然挑衅中国足协的权威。”然后他说,“这们这么做非常不严肃,完全不讲信用。”他最后一字一顿,“我告诉你们,我个人可以不干,包括我们整个班子都可以不干,但是你们要记住,中国足协永远是中国足球的领导!”随后他把这份文件重重地摔在前面的桌子上。

还留有一点意味的余声是22时的矛盾叙述。

《体坛周报》与《足球报》都这样记录:晚上22时,徐明的座驾悄然驶进了国家体育总局,据悉有总局领导召见他。《足球报》后来直接问徐,徐的回答:“胡说八道”。《北京晚报》后来又向体育总局求证,结果同样的否认。

有无这次召见,其实并不重要,它暗示着这样一种广泛的猜测与疑惑:以中信或徐明拥有的资本,必定拥有与其匹配的权力资源,在这场冲突里,为什么中信或徐明的资源并没有助力?

看起来似乎令人意外。不过,熟悉中信此类巨型公司运作的专业人士分析说,一般而言,他们要动用自己的资源,这其实也符合组织程序,一定是在企业发展与生存碰上重大而急迫的问题之际,否则成本太高;同时,还需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即这一问题必须要给出是与否最明确的答案。由此而观足球之变,它是一个系统之变,谁也无法给出最为确凿的是与否的结论。在这一没有外在助力与阻力格局里,“其实对双方都算是公平的”。

中国足球未来还会有精彩故事吗?米卢问中国足球记者,“你是不是要考虑转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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