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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一切刚刚开始——中国摇滚在2004

2004-10-29 12:03 作者:马戎戎 2004年第42期
摇滚乐手们的价值观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和混乱;中国摇滚的方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模糊而充满无限可能

如果把1986年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身穿长褂、身背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的那一刻作为中国摇滚乐第一次在公众面前的亮相,到2004年,中国摇滚乐已经18岁。这一年,值得这个18岁青年记忆的事情至少有两件:2004年8月的贺兰山摇滚音乐节和两个月后国庆黄金周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举行的第5届迷笛现代音乐节。前者打出了“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旗帜,将18年来最有符号意义的摇滚音乐人集至麾下;即使是“老干部大联欢”式的讥讽也无法否认它在商业和社会效应上的巨大成功。后者召集了40支中国目前最好的新生摇滚乐队,以4天8万人次的空前规模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青年摇滚文化展示,但主办方希望收支平衡的商业尝试无疑落了空。中国摇滚18年来的游移和彷徨、冲突和希望从来没有像2004年这样摊开在公众眼皮底下。摇滚乐手们的价值观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和混乱;中国摇滚的方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模糊而充满无限可能。正如乐评人张晓舟所说,18岁的中国摇滚正走在从Pole(德国实验电子舞曲先锋)到刀郎之间的雪山和草地上

到2004年为止,由香山脚下的迷笛现代音乐学校主办的迷笛音乐节已经是第五届;5年来,这个原本只在学校食堂进行的学员汇报表演影响逐渐扩大,参加的乐队从“土产”变成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新锐摇滚乐队。今年“十一”之前,在“加强石景山区文化建设”名义下,刚刚从“环球嘉年华”尝到甜头的国际雕塑公园主动与张帆联系,希望能将迷笛音乐节移到公园举办,门票收入四六分成。这样,“迷笛”音乐节和它本身附带的文化开始了5年来在普通市民面前的第一次亮相。

10月1日,2004迷笛音乐节第一天,在玉泉路地铁站内,文身、金属链、鸡冠头、铁钉、项圈、皮带、布标——打着鲜明摇滚符号的青少年们络绎不绝。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这些摇滚孩子和文艺青年、媒体一起,在空旷的雕塑公园里听音乐、玩POGO、摆地摊、发呆、晒太阳、喝啤酒、支帐篷,完成了一次都市内的超现实自我放纵。4天8万人次的摇滚青年们的集体亮相显然让石景山的普通市民们措手不及;地铁售票员和路人们疑惑地看着这一群群奇怪的孩子、雕塑公园周边居民愤怒地给一切有关部门打电话控诉音乐节扰民,音乐节因此将时间从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调整成了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7点。这一切确实是国际雕塑公园负责人和石景山武警支队的人没能想到的,在他们原来想象中,这应该是一场游园会,最多是大型演唱会。但事实上,第一天上午,台子一搭起来,从音箱里发出第一声狂噪尖利的音符开始,就与传统联欢晚会式的演出不一样了。

参加过前4届迷笛的乐评人颜峻由于身在国外没能参加第5届迷笛,但他认为这一切是可以想象的。

迷笛学校创立于1993年,目标是提供基础的现代乐器演奏培训以及相关音乐理论课程,由于学校的老师有很多都是中国摇滚乐、爵士乐的热门乐手,历届毕业学生中,有不少组建了摇滚乐队。第1届迷笛音乐节是2000年4月30日至5月1日。第2届还是相同的日子,乐队从30多支增加到44支。第3届搬到香山,演出场地从学校礼堂搬到开阔的草坪上,时间改为5月1日至3日,乐队多达51支,观众也达到了6000到8000人次。第4届受SARS影响,推迟到10月的头3天举行,乐队41支,观众人数过万,台下有一半观众表示是第一次参加。至少有数百人来自外地,晚上,草坪上的帐篷里、学校的礼堂地上,睡满了年轻人。

颜峻回忆说,前两届,基本没有宣传,观众不是地下乐队的成员就是地下摇滚支持者——参与者完全被“自己人”的规模所感动,艺术交流变成集体的自我认知。从第3届开始,迷笛音乐节开始有义工加入,有主流媒体的协作宣传,有更多外地和外国乐队参演。善于捕捉另类文化风向的文艺青年,也纷纷赶来过节,导演、作家、模特、歌手、艺术家、摇滚乐明星、媒体策划人,凡是和另类沾点边的人物都涌了进来,和世界上最穷的朋克、浪人、无业游民挤在一起喝两块钱的啤酒。节日的气氛出现了,大型的内部Party变成了公开的节日。

第4届,迷笛音乐节显示出来的,则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曾经以《自由的边缘》而闻名的记录片导演孙志强,又以《节日》为题制作了关于第4届迷笛音乐节的作品,人们在镜头里微笑、踢毽子、玩火球、表演行为艺术、发呆、点蜡烛……而舞台上的乐队也更懂得让人群燃烧起来。

这一切带来的是摇滚文化的散布:从2000年开始,春树这样的朋克外围遍布北京的各个角落,破衣服、铁钉、贴纸、手绘海报、燕京啤酒+都宝烟、小面积文身、涂鸦……这些标志性符号也已经扩散到了乐手圈以外的地方。文身热甚至鼓励了许多人购买简易的文眉机和普通墨水。同样,中国摇滚乐也开始成为一些年轻人的必需品,并从此开始积累自己的风格。1997年以来大受欢迎的lo-fi+噪音+大音量+效果器+压抑的气氛,以及“人人可以弹吉他”理论,尽管一直遭抨击,也逐渐自成了风气。  

这些都是张帆在今年敢于用“迷笛”进行商业尝试的信心来源,他认为迷笛最具吸引力的或许不是乐队和音乐,而是那种“生活在别处”的自由的可能性。贺兰山所代表的明星化、娱乐化、大制作、大产出的摇滚模式和迷笛所代表的更自我、更宽泛的摇滚模式共同构成了当下的中国摇滚文化景观。从这两场音乐节中,我们看到的,是各种风格的摇滚音乐在中国都已经发展起来,从最传统的旧金属、朋克、民谣到最新锐最另类的TRIP—HOP、HIP—HOP、电子、迷幻以及中间地带的木马、便利商店等所代表的流行摇滚,从流畅、优美到粗糙、有破坏性的多样性;是摇滚乐日益扩大的边缘受众:白领、商人、学生、甚至几岁的孩子。整个社会呈现出日益承认和宽容。正因为如此,颜峻才可以断言,但中国摇滚乐文化的雏形和基础已经奠定。另外可以断定的是,两次摇滚音乐节无疑是一场社会接受度和商业潜力上的“圈地运动”——找到了两极,开发中间地带和向外扩展就容易了。

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年之内两次大规模的摇滚音乐节、两次在主流媒体上集体亮相对长期处于娱乐业边缘的中国摇滚乐来说绝对是一次良好的普及运动,很多青年人只是在今年才终于见到了崔健、“唐朝”的现场;也只是在今年才知道了“二手玫瑰”、左小诅咒、“扭曲的机器”、“痛苦的信仰”,甚至“BONK”、“声音与玩具”。但是,骤然的兴奋过后,有什么东西被彻底改变了么?中国摇滚乐真的从此就能有一个质的飞跃么?

悲观一点说,核心问题依然都没有解决。残酷地说,此次音乐节的参与者对狂欢的需求要高于对摇滚的需求。

被称为“最妖娆的摇滚乐队”的“二手玫瑰”每场演出都会有这样一段串场词:“中国摇滚乐是中国最大的公益事业,20年来一直没赚过钱。”没赚钱就意味着:良性的商业运作机制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

摩登天空总经理沈黎晖几年前曾是清醒乐队的主唱,由于“不赚钱”,沈黎晖转型成为商人。沈黎晖将良好的摇滚乐商业运作机制形容为一个金字塔:最下面的是大量、频繁的酒吧、俱乐部等小型空间巡演;中间是商业演出、唱片发行;最上层的是大型音乐节和大型音乐会,目前显然每一块都留着非常大的空白。

并不是没有市场需要,沈黎晖认为中国摇滚乐的市场还是很大的,比如“林肯公园”的版权自前年才引进,到现在已经发了25万张;而国内目前上半年卖得最好的唱片就是流行摇滚风格的姜昕——20万张,前几年新裤子乐队的专辑也卖出了10万张,而就整体国内唱片市场来说,每年的摇滚唱片的销售额都能占到整体销量的一半。另外,从版权角度上看,摇滚唱片才是真正值得唱片商付版税的:流行唱片只是一时的销量大,但好的摇滚乐唱片一直都是一版再版。2004年,美国联合录音工业选出了20世纪最畅销的十张唱片,从老鹰乐队到平克·佛洛伊德再到惠特尼·休斯顿,每一张都与摇滚有关。贺兰山的商业成功并不是发掘了中国摇滚乐的商业潜力,而只是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商业金字塔里,沈黎晖认为目前最容易发展起来的是最底层:小型空间巡演,最难突破的是第二层:由于演艺机制和目前中国摇滚乐的现状,大部分摇滚乐队很难获得和流行歌手一样的演出机会。在盗版达到95%的唱片工业里,失去大量的商业演出机会意味着大量盈利机会的流失。

然而沈黎晖和京文嚎叫唱片的负责人吕玻都承认,中国摇滚乐迟迟发展不起来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本身的创作问题:“一切商业运作都围绕着产品,产品不行你叫我怎么做啊。”吕玻的嚎叫签下了26支摇滚乐队,出了28张唱片,每张唱片的销量只有2.5万张,距离他理想中的5万张差了一半。在雪山音乐节上,吕玻对媒体表示已经到了对中国摇滚乐队本身创作水平反思的时候了。吕玻说,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摇滚乐队虽然很多,但有商业潜质的实在不多,大多数摇滚乐队沉浸在个人化情绪中不能自拔,缺乏对现实和他人的关照。而黄燎原在采访中更是把许多摇滚乐队称为“边缘贵族”:自己把自己抬高到旗手和斗士的位置。他说:“你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如果你认为你是先锋的、前卫的、实验的,那为你投资的人要和你具有一样的眼光和勇气。”

一个正常的摇滚乐环境肯定是从最流行的POPROCK到最另类的摇滚乐手都有唱片在唱片店里出售,都能靠音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摇滚音乐会就像流行歌手演唱会一样不间断到惹人厌烦,每种不同口味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但这个美好蓝图的前景需要拥有庞大的,足以支撑哪怕最另类风格的摇滚乐文化人群。现在,无论是迷笛的8万还是贺兰山的12万,都不够大,而且大多是参与狂欢的目的。颜峻非常反对崔健从流行歌曲受众中夺取摇滚乐市场的做法,他认为喜爱摇滚乐的核心人群的扩大才是支撑中国摇滚乐发展的根本。但问题在于,在这个人群不够大之前,只有先用良好的商业机制和大量优美动听的摇滚乐作品来夺取市场才能保证这个人群的逐渐扩大。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在目前阶段,沈黎晖说“商业解决一切”是正确的。

好在,这些在2004年都显露出了长势良好的萌芽。黄燎原已经将贺兰山做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张帆也将继续在2005年做青年摇滚文化的拓展;沈黎晖目前正在做一个全国性的酒吧连锁演出工程、吕玻已经在更注意唱片质量而不是乐队数量,大家都在努力充实这个已搭建起框架的金字塔。而两次音乐节不仅展示了中国摇滚音乐的力量和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成功地对社会对摇滚乐的认知和宽容度做出了探索,给了从普通民众到摇滚乐人一个正确认识摇滚乐的途径。正如张帆所说,“摇滚乐不是洪水猛兽”。

2004年,中国摇滚乐的18岁,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但是一切可能性都浮出了水面,发展轨迹和方向已经清晰地显现。所以,这一年,一切都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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