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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恐怖主义的新砝码

2004-10-21 16:48 2004年第43期

2004年10月12日,巴基斯坦一部落长老集会商讨解救中国人质办法

无法到达的目的地

10月14日,记者乘坐国航班机从北京飞往巴基斯坦南部的港口城市卡拉奇,然后转机往伊斯兰堡。和记者同机的32岁巴基斯坦医生Numair Younis刚在北京参加完一个为期9天的业务学习,10月9日人质事件发生时,他在北京看到新闻后“马上就给家里打电话,不明白怎么会发生绑架中国人的事情呢”。家人说当地普通百姓对此事也都不理解,“中国人一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发生在部落地区的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他对记者要前往事发地区采访的想法非常吃惊,“那个不安全的地方连普通巴基斯坦人都不愿意过去”。Numair Younis住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从没去过西北边境省,他指着地图向记者比划道,伊斯兰堡以南的安全省份和剩下的不安全区域在巴基斯坦是两个世界。所谓的不安全区域专门指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它们与阿富汗有漫长的边境线,局势一向不稳定。尤其是在政府势力控制以外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当地长老是实际的行政长官。巴基斯坦政府为确保安全,在白沙瓦一个叫做Bara的地方设立了检查点,进部落者必须要有政府的通行证,另外只有联合国和许可后的新闻采访车可以通行。即使这样,政府或军队也会派武装人员陪护。

Numair Younis的焦虑神情让记者想到了在巴基斯坦驻华使馆签证时新闻官的眉头紧锁,“我建议你们两位女士不要去伊斯兰堡以北地区,我担心你们的安全”。为保证记者安全,好心的新闻官特意给巴基斯坦政府发了联系函,当我们10月14日夜辗转到达伊斯兰堡时,巴国外宣局官员已经到机场来接我们。两位官员把我们带到DEPAPAE旅馆,“靠近总统府和其他政府机构,比较安全”。一再嘱咐记者不要夜里私自外出后,他们才放心离去。

第二天一早,旅馆送来当地英文报《黎明》,头版显著位置刊登着大篇幅人质被解救的消息。虽然戴着黑色头罩,仍可看出王恩德露出的眼鼻神情相当动容,悲怆而激动。这种激动也马上鼓励我们离新闻事件再近一些,还是要尽力争取去现场。可是当与中国大使馆联系时,政治处一位官员的直接反应是,“人质事件刚刚解决完,怎么你们两人又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来了?我给你们的惟一建议就是立即回国!安全回国!”到下午,记者与巴国政府联系,为了免遭拒绝,我们提出只去西北边境省省会白沙瓦。但显然中国人的安全成了该国最敏感的问题,政府回答是除非军方同意,否则不能成行。晚上记者被邀请参加巴国新上任副国务部长的晚宴,部长女士几次诚恳地向中国记者解释巴方为解救人质所做的努力,他们不愿意中国人再冒险发生任何意外。政府的一再警告也使我们对局势更加警惕。

我们所住的DEPAPAE旅馆位于伊斯兰堡的商业区Blue Area(蓝区),由于伊斯兰堡更多意义上是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商业并不发达。街道基本上为两车道或四车道,路边的高层楼房仅有四五层,少见大型店铺。在这个典型的南亚穆斯林国家里,街上男女长袍披身,多数妇女用头巾蒙着脸庞,以至于我们两个穿着牛仔T恤的女孩显得十分突兀。在旅馆碰到的中国人听说我们要兑换当地货币卢比,自告奋勇陪我们同去。街道旁散乱的一排商铺中夹杂着不少兑换小店,十来平方米的空间,玻璃门上写着兑换美元、欧元、日元等各种业务,每个兑换店门口都站着一两名荷枪实弹的高大警卫,目光犀利。我们渐渐发现,街头所见的男士基本可以通过着装分为两种,要么是穆斯林长袍,要么是深色制服的警察、军人、保安等,肩上挎着一米来长的步枪。在机场这些重要场所则是冲锋枪,胸前斜挂着长串的子弹夹。我们后来住的假日酒店保安措施更为严密,所有车辆进入停车场之前必须让持枪保安先用探测仪和反光镜对车身全面检查,进入酒店的客人须经过安全门,另一名持枪保安站在一旁。在当地长期生活的中国人介绍说,自从“9·11”事件发生后,伊斯兰堡的保安措施就很严密了。

10月15日记者碰到刚刚从部落地区回到伊斯兰堡的中国某公司几个员工,“巴方政府为我们进出派了两辆警车,一前一后,两车警卫全部带着冲锋枪”。即便如此,行进队伍两次被部落的人群围住,“逼到了车跟前”。中国人也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意图,“或许只是好奇,但当时场面已经相当紧张,警卫都绷着弦以防万一”。刚刚发生的人质事件无疑使气氛更加紧绷起来,“中国人在没有严密防护的情况下进入该地区,太危险了。”于是记者只得暂时放弃向部落地区进发的想法,在伊斯兰堡以各种方式采访。

成为目标的中国公司

10月16日上午,记者开始寻找王鹏所在的中国水利水电集团驻伊斯兰堡的办事处,由于只知道中国公司大多集中在F8街区,我们和当地出租车司机一起边找边问。从F6一直到F11街区基本上是这里的富人区,一幢幢浅色的二层别墅闹中取静,每栋别墅门口都有持枪警卫把守。到门口一问,这些为中国人服务的警卫对中国记者特别热情,几个人争相介绍自己,“我的老板也是中国人”,口气十分自豪。对经济条件不发达的当地人来说,能为中国公司打工是一份让人非常羡慕的职业。然而每个公司门牌上并没有表明自己的名称,后来公司人员向记者解释说,一来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氛围,谈不上广告效应,再则是“为了公司的安全”。

在巴基斯坦生活的中国人中,大型工程项目人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中国以前有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的传统,近几年实行国际招标后,巴国的大多数大型基建项目仍由中国人承建。据估计,目前在巴基斯坦建有代表处的中国公司有50多家。直到今年5月份巴基斯坦西南部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港建设工地发生爆炸事故,还没有出现过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恐怖活动。中国大使馆政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记得,以前每年会发生几起中国商人被劫财事件,“中国人在当地过得比较殷实,但发生的事件都比较单纯,还没有因遇袭而丧命的事发生”。但是在瓜达尔港爆炸事故中,12名中国监理工程师在部落地区乘车外出时遭遥控汽车炸弹袭击,其中3名中国工程师在爆炸中死亡、9人受伤。曾对此事进行报道的一位记者形容说,歹徒放了30公斤的炸药,怕威力不够,还用了两个煤气罐,虽然作案手法很低下,但“袭击目标特别明确,就是要致人于死地,制造影响”。“这成了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瞄准中国人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瓜达尔港爆炸事件被称为巴境内第一起袭击中国人的死亡事件,有说法是恐怖分子所为,也有说法是中国公司雇佣当地员工引发另一些利益群体的不满。

恐怖阴影接踵而来,就在这次中国人质被绑架的前20多天,同样是高玛赞工地发生了三名工程师被袭击事件。由于巴基斯坦西北部水利资源丰富,相当多的水利建设项目落在局势混乱的西北部地区,邻近阿富汗的部落地区更成了中国公司的恐怖地带。虽然不少中国公司已经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但“我们在明处,恐怖分子在暗处”的局面让大家颇有防不胜防的感觉。“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雇很多保安,只能提高警惕。如果真有那么雄厚的资金,可能一个车就配五六个持枪保安。”在巴基斯坦同样做水利项目的另外一中国公司的员工说。
在巴基斯坦承建了几个大型项目的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也感到了气氛的紧张。公司在旁遮普省的巴罗塔水电工程项目是江泽民任国家主席时亲自签下的合同。这个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总额为25亿美元。项目在北方地区有四个工程,马上要开工的真纳工程以巴基斯坦的国父命名,项目非常重大,但也处在西北边境省,靠近此次人质事件的出事地点。一位姓叶的工程师在即将完成的巴罗塔项目呆了6年,回国三次,家属来探亲三次,相当于一年和家人见一面。一般工程师是不允许家属探亲的,但这个工程模式和四川二滩水电站类似,采用意大利和英国的公司模式,比较人性化。“家里人特别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最近不断打电话催我回去。”2002年是项目施工的高峰期,在工地的工程师有130多人,现在只有60多人,由于旁遮普省的治安较好,巴罗塔工程也没有特别的安全措施。但是这个事件发生后,“我们肯定会加强安全措施,限制外出,即使必须外出,也要快去快回,并要求巴方武装警察陪同”。

就在人质被解救当天,中国水利水电对外公司的张保平(化名)正在被公司派往巴基斯坦工地的路上。他们建设的“曼哥拉水坝增高”项目是和当地公司联营,总投资额2.8亿美元,中方出资1亿多美元。公司在部落地区马拉坎也有项目,一直都要求大家不要单独外出。在今年7月阿富汗的中国工人在营地被袭击之后,公司更要求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当被记者问到,刚刚出事是否会让他感到害怕时,张保平苦笑说,“作为援助项目还是要继续做,只能几方面联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保安措施了”。

恐怖主义的中国砝码

与恐怖气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人相当友好。记者还在飞机上,就遇到巴基斯坦医生Numair Younis的热情介绍:“每个巴基斯坦人都知道中国是在巴独立后第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这些都写进了我们的小学课本,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Numair Younis说,不仅是历史书,政府在很多教育书籍里都有专门章节讲述中巴友谊,“我还记得小学四年级时候,有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来访,我们全校学生都带着鲜花去机场迎接。怎么现在会发生劫持中国人的事件呢?”

在10月14日航班提供的当天报纸《巴基斯坦观察》上,头版署名Dr Samiullah Koreshi的一篇评论员文章《释放中国人》充满感情地说,“有哪个巴基斯坦人能够想象,一直与我们同患难的最好朋友会在这里遭遇危险?整个国家都为此感到愤怒和耻辱。这些工程师勤劳地帮我们建水坝,他们都是诚实善良的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友善的国家。把这两位中国人当作人质,就是把全体巴基斯坦人当作人质!当我表达出释放中国人质的心愿时,我想我也表达了全体巴国人最深切的感受。请立即释放中国人质!”

得知王鹏遇难消息后,记者在该公司伊斯兰堡办事处碰到的30岁巴方雇员马力克情绪激动,他摊开双手问记者,“We are brothers! What happened here?!”(我们是兄弟,这是怎么了?)几个逐渐聚拢来的巴方雇员都认识王鹏,虽然他来办事处的时间不多,但他“英语很好,特别喜欢和我们聊天”。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人怀着类似“老大哥”的情谊,记者在机场或酒店遇到当地人,第一反应就是问:“Chinese”?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大家会高兴地笑起来,“good friends”。出租车司机遇到中国男性的第一句就是,“Brother! My big brother!”

“正是因为巴基斯坦特别重视和中国的情谊,所以中国人成了恐怖分子向政府施压的砝码。”《光明日报》驻巴基斯坦记者周戎分析说。这次发生绑架的南瓦济里斯坦属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这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由于历史和民族习性原因,从1947年巴基斯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后,巴联邦政府就一直遵守当地部落与殖民时期的英印政府签署的协议,不干涉部落地区的内部事务,所以与绑匪进行谈判都是巴基斯坦政府委托当地部落长老进行的,谈判代表中最具官方身份的是来自部落地区的一名联邦议会议员。目前大约有数百名与“基地”组织有牵连的武装分子藏匿在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今年3月以来,巴基斯坦政府在这一地区展开了多次清剿,击毙和抓获了100多名恐怖嫌疑分子,还要求藏匿在当地的“外国人”向政府登记以换取赦免。但直到现在,这一地区恐怖分子的活动依然非常猖獗。当地安全状况不佳,中方在实施这一项目之初便采取了很多措施保障中巴两国工程人员的安全。比如,中方人员的生活营区设置在部落地区之外丹格镇附近的哈塔拉,尽管增加了上下班的路途,但毕竟可以保证中国员工在晚上睡个安稳觉。中方还从当地部落武装中专门聘请了保安人员,中国员工上下班和出行时均有保安人员陪护。中国工程人员的生活营区和水坝施工区外围,都由巴基斯坦最为善战的边防部队负责把守,但悲剧还是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中国人——新的目标

《光明日报》驻巴基斯坦记者周戎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南亚局势的变化,“中国人在这里开始成为恐怖主义的无辜牺牲品”。从历史形成来看,巴基斯坦由旁遮普族、信德族、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四个民族组成。人口占绝对优势、达到一亿人的旁遮普人主要聚集在有粮仓之称的拉合尔地区,是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中的主力。不到3000万的信德族人大部分从商以及加入政党。西北边境的普什图人向来骁勇善战,多数在军队或政府机构效力。600多万俾路支人则分散在巴基斯坦全国各地。

部落问题原本在巴基斯坦并没有成为影响大局的严重问题。从1947年巴基斯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后,巴联邦政府就一直遵守当地部落与殖民时期的英印政府签署的协议,不干涉部落地区的内部事务,在印巴分治一年后加入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一直有较明显的分裂倾向。后来巴基斯坦设立了西北边境省,在省内设立17个联邦部落直辖区域,部落开始逐渐形成规模。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大批阿富汗人从俾路支省或西北边境省进入巴基斯坦。这些人常年在阿富汗征战,一旦打了败仗,逃到相邻的巴基斯坦部落地区躲起来,遇到合适的时机再纠集到一起策划恐怖行动。

周戎提到,这些混迹于部落的外籍人有着非常明显的两面性。他们和当地部落的女孩通婚,在部落里非常朴实善良,是部落居民的好丈夫、姐夫、好女婿,非常遵守部落规定,听从长老的指示。但是在部落之外,这些外籍人中的有些人就是恐怖分子,可以为了所谓圣战干出非常血腥的行径,甚至把部落居民也带入到恐怖活动中。但是缺乏文明社会教化的部落人并不关心他们在外面的行为,当巴基斯坦政府开始进行反恐、清剿部落外籍人时,他们往往受到庇护。“这次人质事件,将是巴基斯坦政府和长老势力对抗的一个重要事件”,只是“中国人质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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