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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看

2004-10-19 15:13 作者:李菁 2004年第42期
“中超”在一袭华丽的外衣之下,却难掩其固有并越来越多的破败。如果说十年前的甲A联赛“把打跑的球迷又找了回来”,那么现今的中超就是把找回来的球迷又“打”了回去——原因很简单:不好看;可不好看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2004年10月2日,在中超第14轮的一场比赛中,在1∶1与沈阳金德战平的情况下,北京现代队由于不满判罚集体罢赛,沈京之战提前结束

“中超”在一袭华丽的外衣之下,却难掩其固有并越来越多的破败。如果说十年前的甲A联赛“把打跑的球迷又找了回来”,那么现今的中超就是把找回来的球迷又“打”了回去——原因很简单:不好看;可不好看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150元,难以想象这是2004年某场足球比赛的全部门票收入!但它的的确确是真实的,这是陕西国力俱乐部总经理王珀亲口告诉记者的数字。“就算中超冠军深圳,不也是只有1000个人在看?这真是中国足球的极大悲哀啊!”8月,陕西国力为了生存刚刚“改嫁”到了宁波,不无讽刺的是,他们告别的恰恰是一度被视为“金牌球市”的西安。

在毕熙东的印象中,1997、1998年是中国足球的巅峰:“那时观众数量最多,对职业联赛的需求旺盛,俱乐部至少真心实意地搞足球。”毕熙东说,那时平均每场的上座率都在2万以上,“到了2004年,官方统计数字是7500到1万”。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最火红的几年,《足球之夜》也迅速完成了由诞生到走向巅峰的全部过程,那时每周四晚的节目的确成为“球迷每周的节日”,这里的镜头捕捉到的那些或喜极而泣或仰天长叹或黯然神伤的球迷,如今仿佛也永远定格成了历史。中央电视台著名体育评论员张斌坦承《足球之夜》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远不及从前。虽然有电视表现手段更加先进和多元等因素,但它与整个中国足球的大势是同步的。“从1994年开始的联赛,最初三年是最红火的三年。自此以后问号越来越多,假球、黑哨不断出现,联赛的公正性受质疑,总体颓势不可避免。”张斌说。

“职业化最初的几年,北京很多孩子都以穿国安队的绿色队服为时尚标志。但现在还能看见几个孩子穿这样的衣服?”张斌说。现在许多青少年都转到看NBA,“这威胁着足球”,张斌担心的并不是成熟消费者对足球的放弃,更重要的是目前弥漫的对足球的愤怒、无奈直至冷漠情绪“对未来的消费者的侵蚀”。

有人形容中超各大赛场只有一种表情:赛场上更加粗糙粗暴,赛场外愈发惨淡冷清。回想1999年的甲A,同样风波不断,但不论是万达的退出,还是渝沈疑案,当事人慷慨悲壮,社会各界群情激愤,虽然“假A”之类的说法也从来没中断过,“但只有在收官阶段幕后交易才多一些,平时大家都还很投入地在玩这场游戏”,旁边看游戏的人也跟着悲欢起伏。体育圈里的一位人士说。

中国的足球为什么越来越不好看了?

2002年对中国足球而言,确实有值得记录的一页:中国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但为了这次成功,将联赛搞得支离破碎,限制国脚留洋,尤其是取消升降级所带来的后遗症至今为外界所诟病。

“足协高层的本意或许是以为只要取消升降级,就没有打假球的市场和理由,但这样一来也打掉了很多可看的因素。”搜狐体育评论员方肇说,“取消了升降级制度后,俱乐部的投入少,球迷不关注,赞助商也跑了;是足协自己把受关注的因素都打掉了。”而在甲A存在的假球、黑哨,到了中超以后,反而变本加厉,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职业化”已然成了我们走向成功的美好标签,职业化并没有带给球员带来职业水平上的根本性飞跃,著名体育评论员张路调侃:“过去我们常说踢不着球还踢着腿,去了世界杯之后才知道,还真是连腿都踢不着。”某足球俱乐部一位官员评价说,在中国建立起职业联赛,是前任足协主席王俊生的“功绩”,“但王俊生最大的问题在于屡次大赛中国队战绩太差”。有了这个教训,继任者便以“战绩”为第一考虑,“为大赛让路”、“豪赌××杯”等种种“大手笔”,也因此给外界留下“功利足球”的评价。当年,中国推行职业化联赛时,曾明确“联赛为本,以联赛提高足球水平”的思路,可是“本世纪最后冲击世界杯的机会”一来,联赛被打得七零八落、身价骤贬。

“很多人在周末看球,是一个固定的消费习惯。我们一会儿给世界杯让路,一会儿给亚洲杯让路,法甲、意甲、英超这些足球发达的国家,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要么二三个月没球赛,要么一周二三次比赛,这叫什么规律?我们俱乐部的利益谁来保障?”陕西国力的总经理王珀难掩抑郁之气。

到了2004年,甲A摇身一变成了中超。沉疾未除,又添新病。中超赛程的支离破碎,球员水平的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俱乐部在经营发展上的无所作为,足协管理层在处理假、黑、赌问题上的软弱无力……联赛的水平不可能不低,球迷的心不可能不凉。

在毕熙东看来,场面上的难看并不仅仅是队员战术意识的欠缺,实际上更暴露了长期以来管理者与现代体育运动大相径庭的管理思路。他解释说,足球在30%~50%的状态下处于无氧运动,“但我们长期练的是12分钟跑有氧耐力,缺乏长期无氧状态下的训练,所以在突然的转身、加速、冲刺等动作上,都表现了速度慢、爆发力差等特点,以排球的训练标准或传统的‘三从一大’来要求足球,根本不符合这项运动的根本规律”。“为什么米卢的足球好看,因为他是快乐足球,甩掉了功利足球的包袱。”毕熙东说。

2004年注定是中国联赛惨淡的一年。为了让路于国奥,中超推迟到5月份开打;如今的情况是要在最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打完余下2/3的比赛,大量的一周两赛既使球队疲于奔命又会使球市冷冷清清,而球员到岁末还得冒着严寒鏖战。而在重新开打之后,早已支离破碎的赛程竟然还要照顾大连实德参加亚洲冠军联赛而作诸多调整。

更可怕的是,原本只是地下层面的赌球传闻,不知何时已成了公开甚或半公开的事实。莫名其妙、结果蹊跷的比赛愈演愈烈,甚至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但是组织者却没有任何办法去制止这种可怕的态势。“以两支球队为例,赢的一方拿出30万元作为奖励,作为主力队员也许能到一二万元,其他人拿的再少一些;可是如果你跟庄家的盘口一致的话,这一场一个球员可能会拿到20万元。这个钱好挣还是累死累活才拿到几万块钱好挣?”毕熙东算了一笔账。

当种种传闻以各种方式被验证后,没有球迷再愿意投入到这些真伪难辨的比赛中。上半年业已完成的8轮中超联赛来看,上座率跌到职业化10年以来的一个新低。球市的陡然下滑的效应,对每个俱乐部来说都是直接而巨大的。“国力已经有8个月没发工资、14个月没发奖金了,当年最红火的金牌球市西安,2000和2001年,单球市就有1200万元的收入;可去年上半年,才有10万元的收入。”王珀坦陈,“真的很难生存了。”俱乐部资金的困窘反之又给了球员赌球的空间,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它的效应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可我们一场比赛又要花出多少钱呢?一场球的保安费、足协管理费加上场地费,要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每个俱乐部每年上千万的投入,钱都被澳门赌场庄家挣到了。”

“中国足球,十年没出前锋、没出前卫!十年前比高峰老的郝海东就在踢前锋,十年后,前锋还是郝海东;大戚(戚务生)时代的前卫就是李明,十年后,这个位置还是李明。这不也是中国足球的悲哀吗?谁是中国足球的罪人?”王珀的质问声有些悲怆。

1994年的中国不可能来F1,但2004年,什么都来了。以往球市的人头攒动已成追忆,“放在三四年前,足球还是中国的第一运动。那时的郁知非,打死他他都不会玩F1;现在你让郁知非选择F1还是足球,估计打死他他也不会选后者。”方肇语带调侃,但伴随其后的叹息也是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足球者的一份深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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