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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玩了

2004-10-19 15:37 作者:朱文轶 2004年第42期
几年来,陆续退出的国资先后有红金龙集团、华晨集团、平安保险、全兴集团和红塔集团。留下的则大部分在挣扎。

如果国安俱乐部真的最终选择说“不玩了”,它也不是第一个。在十年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历史上,先是苦心孤诣两年的周建国宣布“大撒把”,继而代表中国足球尖峰水平的王健林也决意退出足坛。两年前,来自美国的国际500强企业之一的百事可乐不声张地发出一纸通告,退出赞助商行列,去年底,国资巨人红塔集团“金盆洗手”。屈指一数,不光表情黯淡的大赞助商纷纷卷席退场,那些曾经叱咤于联赛的国企红金龙集团、华晨集团、平安保险、全兴集团早已不在。

1998年,阿维兰热卸任时表示,我刚当上国际足联主席时,国际足联的铁皮柜里仅有20美元,现在它却有40亿美元。体育记者李承鹏说,仅此,我们足以原谅这名老人所有的昏聩,因为他成功地使足球成为这个星球巨大的“印钞机”,并让默多克、特纳、贝卢斯科尼这样的大腕趋之若鹜。而在中国,仍然没有人能让足球转动成一个行之有效的赚钱机器,十年间,那些看起来莫名其妙涌入足球产业的“热钱”,曾经毫不在意回报,蜂拥而至,又在匆忙间悉数退场——竟成了中国足球改革职业化的最大特征

去的,和留下来的

几年来,陆续退出的国资先后有红金龙集团、华晨集团、平安保险、全兴集团和红塔集团。留下的则大部分在挣扎。

“只要有可能,我们还要支撑下去。”青岛颐中集团的执行总裁刘青文曾对媒体表示。但他也承认,在集团内分管足球的经历让他“备感痛苦”。1997年,当时的青岛市领导点名颐中接手青岛足球,八年以来,成绩平淡的俱乐部没有如领导所愿把足球变成青岛的“城市名片”,但为此已经付出了7个亿。而当烟草行业不景气的时候,这一包袱更显沉重。

由实力更为雄厚的山东电力投资的山东鲁能俱乐部,情况也并不乐观。总经理董罡表示,占国外俱乐部收益55%的电视转播权,在鲁能却是零,因为在地方看来,足球起的是提高凝聚力的作用,怎能向地方电视台收费?国外俱乐部的门票收入占总收益的25%,鲁能的票房在全国数一数二,也只能达到1000万元,其他广告和产品开发,虽“努力去做”,也只能收回1000万元。各种收入都算上,鲁能俱乐部每年仍需要股东“输血”5000万元。而民营资本、陕西国力俱乐部的老板李志民据说已经因为足球而不名一文。一名业内人士说,“那些跻身中超的足球俱乐部的盈利,往往靠的是关联交易——根据需要由母体公司直接给俱乐部划拨资金,或由关联股东买下俱乐部广告权益”。

甲A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投资者剩下张海和徐明,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构建了足球市场上的两大势力——“健力宝系”和“实德系”。从表面的投资关系看,健力宝集团在中超中将拥有三支球队:深圳健力宝、辽宁中顺、上海国际;而实德集团拥有两支球队:大连实德、四川冠城。两大民间投资者成为与中国足协分庭抗礼的利益主体。按照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的说法,张海与徐明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以足球作为资本运作的传媒和载体,经营的是足球之外的产业。

8月份张海下课之前,健力宝俱乐部爆出拖欠球员4个月工资及奖金700多万元的消息。而有专业人士分析,2003年,健力宝俱乐部获得的投入只是利用健力宝集团的担保获得的5000万元短期贷款,就算今年没有收到任何广告费、转播费之类,半年的开支应该不会超过2000万元,如果资金没有被转出俱乐部,5000万元的投入肯定还有很大部分剩余,不可能连球员工资和奖金都发不出,“很可能钱在关联交易中发生了转移”。

按照罗卫东的划分方式,十年职业足球经历了三个阶段:1994年初到1997年是产品经济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产业或金融资本进入,看中的是足球给企业自身带来的广告效应;1998年到甲A后期是商品经济以交换为主要特征,足球成了交换的工具,可以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税收优惠、土地批租、上市额度等一系列好处。这也是一些俱乐部老板虽然明知在中国玩足球挣不了钱,但仍前赴后继进军足球圈的主要动力;目前是“符号经济”,也就是徐明与张海式的资本运作。“这个市场的特点是,资本运作规则合拍于关系运作的规则,产权控制权服从于潜规则”,他说,“去的里面,亏损的肯定有,但也的确有人通过它获得了远远超过这个市场范畴的收益。”

在不久前,商务部发布的“第三次公布原油、成品油非国有贸易进口经营备案企业名单”中,大连实德名列其中,这意味着这家民营企业获得了可能获利丰厚的成品油贸易牌照。联系到去年实德集团发起并成立的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务院特批的4家保险公司之一),徐明和实德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大量资本和这个产业说“不玩了”,另一方面,少数私人资本在足球领域扎根多年,直接、间接掌控了多家俱乐部从而构成与中国足协对立的新垄断“民间势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无不使中国的职业化足球陷入某种高风险之中。

可有可无的足球

61岁的时候,戚务生向他执教的第四支俱乐部队递交辞呈,他执教这支队伍尚不到一年,去年,刚在成功地将红塔带入中超后,戚务生就辞去了担任5年的红塔队主帅的职务。两次辞呈的个中原因都无人知晓。而回京休养的几天内,天津市高层领导下达了原则性批示,着重强调了“保持稳定、充分信任大戚”。

被称为“活化石”的戚务生同时也被许多人视为中国足坛的几个悲剧性人物之一。1996年,戚务生的国奥队被韩国队以3比0干净拿下;同年底出征亚洲杯,创下中国参加亚洲杯最差记录;1997年十强赛上,戚务生再次失手。但这并不影响众多俱乐部在戚辞职对这个本土教练的趋之若鹜,一名评论人士分析说,这些地方官员和俱乐部看中的就是他的“关系”,他与中国足协,以及教练、球员的深厚交情,是比执教水平更有效的武器。洋教练解决不了的问题,大戚大多能够摆平。“对中国足球而言,它们要更有效”。

关于“中超”上座率的统计有若干版本。官方的统计相对乐观,首届中超联赛首轮6场比赛,观众总人数为108000人,平均每场比赛观众人数为18000人,但比之以往的“甲A”也已下降了近50%。有一种说法,央视在欧洲杯结束后,后来改为亚洲杯结束后,再后又改为奥运会结束后将与足协和文广集团谈判并转播余下的“中超”。但这事似乎被搁置了。央视投怀送抱于上海F1、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和上海、北京的NBA输出赛。足协似乎没有更强大的砝码去说服央视对“中超”扶危救困。央视体育中心的马国力说,“中超”转播权按商业运作,是一桩买卖,央视可以买,但要看值不值,要看“中超”的广告吸附能力强不强,“国家电视台也有保值升值的要求”。

“中超”开赛那天,中央电视台的张斌在家里看转播,有人问他:你是不是特别失落?他回答:我不失落,我感到特别轻松。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第11年,这是我们的团队第一个周末没有去现场。张斌说:“失去转播中超,对我们《足球之夜》今年明年的影响不大,我们做国家队还是有空间,而且中超比赛的转播对我们也不是决定性的,从以往的经验看,甲A联赛对体育频道的贡献也不是特别大,大家看比赛有很强的倾向性,更愿意选择地方台。比如北京要转播一场对大连的比赛,收视率可以达到5%,这对拉升收视、塑造观众忠诚度很重要。但它对中央台体育频道的推广价值已经下降,放弃中超报道与转播也是长期博弈的一种需要。我们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心平气和接受这个事。但联赛与我们的下游产品——“足球之夜”,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节目就是因为联赛诞生的。《足球之夜》制片人刘建宏承认,《足球之夜》的影响力早在失去报道中超权利之前就开始下降,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回落的过程:“我们的节目是趁着足球改革的大潮出海的,一出来就不错,联赛红火了就是收视率。我们曾经狠批假球黑哨,但发国难财发不了,1998年我们热中于舆论监督,但联赛这东西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惟一,但对广大观众来说并不是惟一的,观众可以不看,足球臭,人家为什么还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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