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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引出的历史话题

2004-09-24 11:38 作者:舒可文 2004年第38期
——专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秦佑国

copy美国原版的小住宅,所有细节都昭示着这房子是中国的

北京黄金地带街头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的招贴有些不寻常。中国现代建筑成就并不眩目,主办方也并非国家级的权威机构,可是国际建筑大师来了,国内的知名建筑师也来了,地产巨头也都关注着,当然也有出资协助的。据承办展览的负责人罗丽介绍,参加展览的国家多达16个,而且多来自发达国家。在展览的八个重要论坛上,国际上风头正旺的建筑师,库哈斯、赫佐格、德梅龙、扎哈·哈迪德、斯蒂文·霍尔等都将出场,八个论坛的套票高达8000元。如此盛况,除了在今天“中国”这个词汇可以被正确地误读为“今天世界最大的建筑实验场”之外,它还在继续讲述着城市性格蜕变的历史故事。

以北京为例,仅1949年到1958年10月间,北京已经五次调整市界,由1949年1月的707平方公里增至16800平方公里,人口也由187万人增至658万人,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定位是“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由此开始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向工业化、行政化、科研学院化和军事化的改变。1982年时,《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把北京的城市性质确定在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在这一次的定位中被删掉;但是到90年代初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又在城市性质上叠加了“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建设目标。所以说,北京是一个城市定位不断变化,规划一直赶不上超城市化速度的特殊城市。作为城市整体,北京已经在作为古都城市的性格上叠加了许多特质,旧城仅只是其意象的一个层面。从城市中心到五环路的广大城市空间里,城市性格变迁的历史遗迹层层叠加散布,每一次变化都有生猛的倾向。在秦佑国院长的叙述中,从100年中国现代建筑来看,无不在做建筑上的中国表达。

20世纪现代建筑的开端

三联生活周刊:秦院长,中国的现代建筑一直在变化,而且似乎并不总是出于建筑技术变化的理由,还有很多是文化概念的理由,比如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就向国际招标,兴建最大胆的建筑。而现在开始对一些大工程方案的修改又有一个反“殖民化”的理由。究竟怎么样才是恰当的中国现代建筑?

秦佑国:说到中国的现代建筑,到底始于何年姑且不论。我们以19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作为考察的起点。这一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这是一个背景。1900年以后,清政府推行“新政运动”,废科举、兴学堂,旧衙门改新政府,这时北洋大学堂、清华学堂这种学堂建筑,和大理院、陆军部、资政院等政府建筑,都开始采用西洋建筑形式,也扩展到了普通民用和商业建筑。这些,我们在老照片中都能看到。另一方面,欧美教会在各地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的建筑倒是采用中国传统“大屋顶”的形式。这两种建筑的设计者都是外国建筑师。

最有意思的是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两个大学毗邻,由一个美国建筑师H. K.墨菲规划设计。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是政府的,采用的是西洋古典建筑风格。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是欧美教会办的,反而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还有许多教会大学,如协和医学院、辅仁大学、金陵大学、湘雅医学院、华西医学院都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

到20年代中期有一个变化,很多知识精英到欧美考察游历回来,像梁启超,对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有新的理解了,当然国内政治上也有变化,在此背景下,政府和公共建筑开始也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典型的是1925年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和1927年美国建筑师Moller设计的北京图书馆。这也都是通过国际设计竞赛中选的。

但是,普遍的变化出现在北伐战争以后的1928~1937这十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觊觎,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情感,蒋介石本人也推崇孔孟之道,那时候的口号都是“中国本位”、“民族本位”、“中国固有之形式”。

1929年首都计划明文说了,“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

1929年征集上海市政府设计图案时有这么一段话:“建筑式样为一国文化精神所寄,故各国建筑,皆有表示其国民性之特点。近来中国建筑,侵有欧美之趋势,应力加校正,以尽提倡本国文化之责任。”这时候许多政府和公共建筑,不论中国或外国的建筑师,普遍都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如上海市政府大楼(1933,董大酉)、武汉大学(1933,开尔斯)、南京国民党党史馆(1935,杨廷宝)、南京中央博物院(1936,徐敬直)等。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中国建筑和那些教会大学、教会医院建筑的中国式在形式上是相同的?

秦佑国:虽然在形式上一样,但是背景和出发点却很不相同,不宜混为一谈。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需要提到,一是一批在海外学习建筑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回国,他们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建筑。二是中国建筑在“大屋顶”形式之外,又发展出另一种方式:建筑的形制是西洋的,装饰图案和建筑细部是中国的,如梁思成1929年设计的吉林大学校舍和1932年北京仁立地毯行、1931年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北京交通银行,还有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1934,赵深)、南京国民大会堂(1936,奚福泉)、上海中国银行(1936,陆谦受)等。

为什么人人关注屋顶

三联生活周刊:忘不了中国传统文化、又要在现代世界中发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我们的心结。

秦佑国:当然。1949年之后,国民党在台湾的建筑,与当时大陆的建筑十分相似。1955年受苏共赫鲁晓夫的影响,也有批判“复古主义”“大屋顶”的运动,但时间不长,最后不了了之。1959年建成的国庆工程中,民族形式又被唤起。

这里有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1911年清王朝变更为中华民国的政权更迭,并没有引起建筑风格上的剧变,1900年后采用西洋风格的倾向一直延伸到20年代中期。1949年中华民国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更迭,也没有终止三十年代在民族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大屋顶”、“民族形式”。两次政权更迭在政治上讲,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都未引起建筑风格的剧变。

1959年国庆工程的民族形式有新的发展,一是把“西洋建筑的形制,中国传统的装饰和细部”这一表达方式发展到臻于完美的地步,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为一代典范。二是传统屋顶的使用,不用沉重的“大屋顶”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都用攒尖顶,相对不显得沉重。可能也因为攒尖顶四面对称,容易和平面方形的塔楼建筑配合。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传统性和民族性的表达会集中体现在屋顶的形式?

秦佑国:当然是大屋顶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事实上,不仅是中国传统建筑,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建筑最能体现特征的也在屋顶,如俄罗斯的洋葱头屋顶、伊斯兰的穹顶、泰国佛寺和宫殿的屋顶、印尼的船形屋顶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屋顶就最能体现民族和地方特征?其实很多建筑的屋顶都很花哨,不仅是体现民族性的,反正想体现的特征都往屋顶上放。

秦佑国:因为屋顶“不上人”。建筑中屋顶受功能制约最小,屋顶形状可以三维变化、丰富多彩、奇形怪状;黑格尔说过“建筑是地球引力的艺术”。正因为屋顶受功能制约最小,屋顶形状可以变化。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果然有材料和结构上的不同,但最大的不同在功能,所以要采用传统形式,势必采用对功能影响最小、又最有传统特征的屋顶。所以,在当今中国的“欧风”建筑,也在屋顶和装饰与细部上模仿。

革命之后紧接“后现代”

三联生活周刊: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大规模的建筑,少数建筑就只考虑“革命”的主题了。

秦佑国:不能小看这个时期,它的风气和现在的风气也有联系。尽管这个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批判”,但“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还透着民族主义的情绪。这时期的风气是形象比附和概念附会。西红柿还要改名为“永红柿”呢,建筑设计也出现双塔七层寓意纪念二七;头顶火炬象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注意,这个火炬是西洋式的,不是中国火把),因为风向难定,火焰就只好冲天;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三面红旗”也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但形象与比例尺度把握得还好。

毛主席纪念堂和北京国家图书馆,这两座国家级建筑由老一代建筑师主持,分别采用了两种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方式,可以看作是1959年的国庆工程的延续。它们的落成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以后,事情好像变得更复杂,建筑的话题不仅在建筑业内,也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话题。

秦佑国:因为中国打开封闭了30年的大门,忽然发现错过了发展现代主义建筑的时机,人家现代主义已经被宣布“死亡”了,中国建筑师面对的是后现代了!于是所有问题都出来了。80年代一些建筑师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借用“符号”、“变形”的手法,以“文脉”的理念,尝试中国传统的后现代表达,其中不乏较好的作品。最突出的是贝聿铭先生在香山饭店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性民族性表达的尝试。

但是,现代主义建筑阶段的缺失对中国建筑影响太深刻了,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建筑设计中理性的丧失,充斥了形式主义和拼贴手法、格调低下建筑,而且这些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后现代退出历史舞台而在中国终止。

“夺风”、“欧风”与恶俗之风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北京的建筑好像是最不受欢迎的,所谓“瓜皮帽”。

秦佑国:那时有个“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有一批“夺风”建筑,高楼顶上加上小亭子,不伦不类,故然有“长官意志”在内,但理论依据借助的就是所谓的“文脉”。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建筑和50年代的“复古主义”“大屋顶”是什么关系?

秦佑国:完全不能等同看待。20年代末开始,延续到50年代初的“大屋顶”,是设计者怀着民族情感自愿设计的;而“夺风”建筑,建筑师是不愿意设计成这样的,他们对中国传统建筑和传统文化的功底比老一代人也差多了。所以这些建筑大多无美观可言。

“夺风”建筑后来再无人问津,但“欧风”建筑却在90年代在房地产大潮中席卷了全国。“欧风”席卷中,风水堪舆、口彩谶语被当成了传统文化被普遍地信奉,上至政府领导、社会精英下到普通民众。文化革命中产生的“形象比附”和“概念附会”,改掉了“革命”的词语,换上了“文化”的包装。在设计方案的说明中和评标会上的介绍中,很多“天人合一”、“天圆地方”、“阴阳和合”、“大鹏展翅”,什么“龙”、“凤”、“蝴蝶”,听到太多了。外国建筑师进入中国也不能免俗,奥运规划中弯曲的水,说是象征着龙;卡洛斯设计的郑州艺术中心声称像蝴蝶。对建筑的评价,以“像什么”为标准是什么意思啊?且不说领导、开发商和民众,就是专业人士有时也这么说。国家大剧院的实施方案,赞同者说成是浮在水面上的珍珠,反对者说像个××,不提了,总之很难听。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杂”,被“独尊”的儒家,讲伦理、纲常,重治国、治家,乃经世之学;佛教的哲理太深奥,与民众和普通僧尼的佛事相离甚远,老百姓求神拜佛是求实效。道家和道教的差别也是如此。风水(堪舆术)的核心是趋吉避凶、荫佑子孙,是十分功利的。一些仕途不顺的文人会“寄情山水”接受“老庄”思想,国破家亡的后主、流臣会唱出绝世的悲歌。所以不能简单地说笼统地说传统文化。“杂”可以荷花为例,“出污泥而不染”,“留得残荷听雨声”是文人文化;“步步莲花”、“莲座”、“莲云”是佛教文化;年画中的“和(荷)合”、“连(莲)生贵子”、“连(莲)年有余”是民俗文化。而且百年来的多次革命,又造成中断和混乱。现在,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一些恶俗建筑就来了。如北京附近的“福禄寿三星”旅馆,邯郸郊外耸立在山顶的巨大金元宝,沈阳方圆大厦就直接以铜钱为形。

这股风气,不是从建筑学的原理和形式规则出发,就降低了中国建筑的品味。

中国建筑是否需要现代主义复兴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和您说的缺了现代主义这个阶段有关?

秦佑国:所以说,现代主义这个课要不要补?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建筑很多审美趣味低下,一会儿欧陆风情,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其实正好证明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社会的审美、社会物质技术条件没有达到,我说的补课或者复兴是在这样一个含义上。有人说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中国是非常特殊的,一方面是信息化社会的革命,一方面是工业革命很多基本的东西还没有完成。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就提出中国建筑需要现代主义复兴。从风格形式体现出来的建筑艺术会随着时代、地域、民族、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建立在工艺技术基础上,或者称之为精致的设计和精致建造基础上的美却可能是永久的。拿服装做例子,没有很好的料子,做工很粗糙,又追求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服装是什么?地摊货。我们有些领导对建筑的理解就是对地摊货的理解,这是最大的问题。而相当多的建筑师对建筑艺术、建筑创作的理解,太多地注重形式。设计院对建筑设计人员也只重方案设计,轻视技术设计。就因为我们没有经过现代主义这样的阶段,我总觉得中国建筑需要现代主义复兴。不能再过多地把着眼点放在形式上,忽略建筑中的另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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