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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文物大案的两个男主角

2004-09-22 13:01 作者:李菁 2004年第37期
这起内盗案所暴露出来的管理漏洞、体制漏洞乃至法律漏洞,具典型意义。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桩案件作为“标本”会被屡屡提及

2004年7月7日,“11·28承德特大盗窃、倒卖文物案”在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两年前暴露出来的承德外八庙文物失窃案被视为中国文物界的“第一大案”,虽作案手法并无高明之处但作案时间却相当长——从1992年开始至2002年事发,整整跨越了十年。这起内盗案所暴露出来的管理漏洞、体制漏洞乃至法律漏洞,具典型意义。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桩案件作为“标本”会被屡屡提及。

最近,这桩大案的第一男主角李海涛等来了一审死刑宣判;与此同时,与此案关系密切的另一位当事人因其特殊身份和背景,也成为近期媒体有关此案报道的又一男主角

幽静小院的惊天大案

9月1日中午,承德郊外的“须弥福寿之庙”里,游人寥寥。入门不远的右侧,是一座朱红高墙围起的独立小院。拾级而上,发现厚重的木门从里面被紧紧锁住。从门缝向内窥探,空旷的院子里只有一个保安百无聊赖地斜躺在椅子里。

小院里面那幢名为“御座楼”的两层楼房,是承德外八庙管理处的文物库房——7000多件馆藏文物集中于此,使其可能拥有价值连城的身价。在一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座小院安静而空寂。所以当两年前内地文物失窃新闻由香港突然爆出时,没有人会将此与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院联系起来。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香港金钟道万豪酒店,佳士得拍卖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底价为200万~300万港币;另一件乾隆时期银坛城(坛城是佛教徒理想中极乐世界的模型);这两件物品上保留的原始标签,上面分别有“留平××号、复查××号、故××号”字样,使人怀疑是故宫藏品。国家文物总局从被提供的编号入手,查实它们确属故宫文物,调拨单显示,已经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调至承德外八庙,均为国家级馆藏文物。警方后来发现,此次拍卖共49件物品竟然有46件涉嫌来自承德。

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慈禧太后从承德调拨大批文物进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为使文物免遭战火洗劫,故宫博物院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文物南迁,大批文物迁往南京保存,而部分未南迁的文物则被清点标号封存当时的北平,因而留下“留平”、“故”等标签。六七十年代,为充实地方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近十万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馆,返还原属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部分文物,并另拨了原存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文物。

对于被拍文物的来源一时众说纷纭,一度更有传言称是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运往山西途中失窃”,以致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不得不亲自出面否认。

承德警方并没有让种种猜测保持很长时间,侦察进入第十天时,目标便被锁定。“从侦破角度来讲,此案难度并不算大。”警方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所有有机会接触文物的工作人员毫无例外地接受检查”,但随后发现了更换文物编号、涂改记录和账目的线索,诸多疑点集中在承德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李海涛身上。

2002年12月7日,李海涛被承德警方传讯。同一天夜间,专案人员从李海涛其妻陈某在承德县一偏远小山村居住的干妈家,找到了大批尚未出手的铜鎏金佛、古画、玉器等馆藏文物。清点时,摆满了满满一炕。在土炕的一角扔着的一个破旧的布娃娃的腹中,公安人员竟找到了一张84万元巨款的存单。

从人才到大盗的距离

从弥须福寿之庙出门向左百米有余,便是李海涛所在的工作单位——外八庙管理处。“李海涛?”许多人听到记者问起这个名字,先是一愣,然后是一言难尽的表情。从某种角度说,李海涛是使他们陷于集体“不名誉”之人,但对于李海涛,大家并没有表现通常会有的憎恶或痛恨,更多却是惋惜和不解。

在2002年12月被正式逮捕之前,李海涛刚以文物界专业人才的身份,得以享有承德市每月100元钱的“拔尖人才”津贴。

1981年,从部队转业回承德的李海涛被分配至承德市文物局,在外八庙管理处做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那时,李海涛只有21岁。

李海涛的工作被通俗地称为“看庙的”。“他那时挺苦的,工作地方离市里挺远,他看的那个庙一年四季不见阳光,我每次带客人去,就看见他穿着军大衣,缩在角落里捧着一本书在看。”当地一位曾在旅行社工作过的工作人员这样回忆他。

李海涛的努力很快使他赢得了机会。一位工作人员记得,不久在挖掘附近一座古庙时,意外在屋檐上发现了两幅古画,但已经破损不堪。后来是李海涛找到沈阳的故宫博物院得以修复。

李海涛在专业领域的优势很快确立,并得到认可。他很快得到去复旦大学进修的机会,学成后不久,又当上了文保部副主任。李海涛的业务能力至今无人否认。他对藏传佛教颇有研究,他以“彼岸”为名,写了《承德欢喜佛之谜》、《藏传密宗佛像考证》、《佛门探艺》等书,工作人员说,出事前皆在景区有售。

对李海涛相对一致的评价是“节俭”。一年四季骑着辆破自行车、背着小而旧的军用书包,是李海涛给人最直接的印象。作为外八庙的“文保处主任”,李海涛的收入比在庙里工作的一般人员高了一截,但其穿着之朴素,却是连“看庙的”工作人员都有些看不上的,“平时就穿着工作服——蓝色的粗布大褂走来走去,背的破军挎直到被抓前不久才换成皮的”。

李海涛的节省有时甚至到达“吝啬”的程度。“为了省午饭钱,他休息那天也要跑到单位来吃,而我们中午饭一顿就五毛钱。”管理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李海涛在法庭上将自己最初的动机归结为“心理不平衡”。刚到文物局时,李海涛看到文物管理没有章法,他承担起这一工作。“以前这里的文物都是分散保管,而他进行了编号、清理归档,使之规范化。”7000多件文物由此归档入库。其律师说,那时的李海涛应该说是心无杂念的,“当时文物连档案都没有,如果想偷的话,那时候就偷了”。

李海涛认为自己劳累的代价只换来了领导年终的一句口头表扬,平时无所事事的人反倒成了先进,自己所得到的所付出的并不相衬。于是内心渐渐失去了平衡。

还有一种说法将矛头指向其家庭。一位同事说,生性老实的李海涛给人的感觉是在家里一直被看不起,几年前曾传出李与其妻陈某离婚,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一年前又复婚。李海涛此举也许是为自己的“后路”作打算。

由承德检察院提交的起诉书中,认定李海涛盗窃文物总数为288件,目前,承德警方已追回234件,其他有下落的文物也正在追缴。到了后期,李海涛的犯罪动机显然不是“心理失衡”就足以解释的。

李海涛的生意场

据李海涛自述,他第一次“下手”是在1992年。并不能断言彼时的李海涛就有了卖文物谋财的完整计划,但得手之顺利以及风险之低,无疑极大地“鼓舞”了他。“出手快、来钱快,也没人管、没人问,李海涛的胆子越来越大。”案子的主审法官这样总结。在庭上,李海涛的表现相对镇静,法官由此说,“这说明他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思想准备”。

1993年,李海涛见到来承德旅游的闫峰夫妇。闫峰是李海涛在复旦进修时的同学,当时刚刚辞去公职做古董商。两人见面诸多细节不为外人所知,但重要的一个结果是,李海涛将外八庙的一件文物转瞬换来了闫峰的4万元现金,此后开始了两人往来数年、16件文物的交易过程。

吴洪宽是李海涛在复旦进修时结识的另一位同学,时任海城市博物馆文保所副所长,公职之外兼做宠物生意,李海涛先是用手中的一件文物换了吴洪宽的两只宠物狗,然后同样成为吴洪宽的稳定货源。

闫峰、吴洪宽的出现为李海涛开启了一扇窗。如果说之前的李海涛有动机、有条件、有“货源”,那么这两个人则使他的“生意链”完整起来。其后,李海涛由吴洪宽而结识了职业文物贩子王晓光、再由王晓光结识更具实力的买家。后来,李海涛几乎成了有求必应的“供货商”,外八庙的库房成了他自家后院,外面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便从中“提”什么样的货。

在工作场合的李海涛经常挎着小包,往来于库房和办公室之间,“他平时也经常来库房清账、点账,另外,文物的布展、除尘或是调换,都有他身影,大家早已习惯了,从来没有人怀疑他在干什么。”外八庙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

李海涛后来在向警方供述说:“我们进出文物库是有规定的,进库时必须两人以上,出库不能带任何东西。我主管文物库,文保部的其他人对我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我从未一个人进过库,当我和几个同事一同进库后,我就安排他们到别的库区做一些日常工作,我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将文物伪装好,等一起出库时带出来藏在办公室床下或橱子里。”

李海涛说,小件文物一般是装在纸箱子里,上面放些文档为掩护带出库房;大一些的东西用展布包上,让同事或外边的临时工帮助抬出去。进出的容易使李海涛胆子越来越大,一尊近一米高的佛像曾被他以60万元价格卖掉,后因对方嫌不吉利而遭“退货”,李海涛竟又自如地将佛像送回库里。

李海涛在近十年的盗卖活动中,所得到仅320万元人民币和7.2万美元的赃款。从结果来看,李海涛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财富,于他而言更多的只是短暂的数字概念而无多少现实意义——据李海涛交待,他用这部分钱买了两套房产,还收购了一些古玩和工艺品,剩下的钱根本未动,案发后如数上交。他惟一花掉的可算作为满足“个人私欲”的钱是为了个人出书而花的10万元。

关于另一个男主角

出于赎罪抑或其他心理,被捕后的李海涛交待得痛快而彻底。闫峰、王晓光等这些参与买卖的“下线”也迅速落网,除此之外,很多文物的买家都集中在一个叫“李春平”的人身上。

此“李春平”正是因在多种社会活动中大量捐款而获巨名的54岁美籍华人李春平。在李春平的众多身份中,“慈善家”的角色似乎已取代其“十全保健品公司董事长”以及“文物收藏者”等其他角色,成为外界知晓李春平的惟一标识。

关于两个之间的交往,李海涛的说法是:2001年5月,他通过文物贩子王晓光认识了李春平,当时李春平以5万元人民币价格买了他手中的一些文物。但不久一次交易中,李海涛嫌李春平出价太低,而转手卖给一个叫“台吴”的文物贩子,后来以5.6万美元卖出的物品在香港拍卖会上以300万港币成交。

李春平知道此事后,声称要告发。为“平息”事件,李海涛特地从库房里盗出一尊83厘米高的铜鎏金无量佛和一尊木质供养人像给李春平。很快,王晓光这个中间人便被甩掉,变成了二李直接交易。李海涛交待,自结识李春平后,他先后将86件文物卖给李春平。按照李海涛的供述,李春平与其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他也在警方供词中提及,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出事后,他曾与李春平电话及面谈商量对策的细节。

李海涛的律师认为,李春平后来是“布置任务”,结识李春平,于李海涛而言不仅仅意味着“生意圈”的扩大和提升,也是交易物品的品质开始提高,“二级文物从此开始盗卖”。

对此,李春平的解释是:“卖给我这些文物的人没说是他偷来的,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如果我知道这些东西来路不正,我根本不会买。”但承德文化部门一位官员说,李春平“一辈子都在和文物打交道,当然知道这些东西是皇室所有”。2002年12月,李春平承认自己曾从李海涛那里买了十多件文物,但承德市公安局仅在其住处提取到8件文物,李春平称其余几件已在搬家过程中丢失。

“李海涛、王晓光和张华章在供词中分别指认了李春平,同时证明在香港拍卖的文物当初是卖给了李春平,但他不承认。”审理此案的一位法官说。据说,李春平当时曾这样表示过,“如果香港那些东西有证据证明是承德的,我可以出钱买回来。”这位法官的看法是,“几千万不是个小价钱,这样表态说明心里还是有数的。”

这桩文物大案的另一疑点是,这么一大批文物是如何顺利通过封锁严密的中国大陆海关,抵达香港的?

据承德警方的调查,委托佳士得拍卖这批文物是一位叫Swee.Yit.Hall的马来西亚籍华人,持有英国护照,当时佳士得拍卖行将拍卖所得338万港币已汇入其在汇丰银行的账户里。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此前佳士得拍卖行将为另一代理人理查德(又名Robert Dole)拍卖所得的352余万港币也汇到此账户上。有意思的是,这总数为660万汇款中有615万又由该账户转入了澳门葡京赌场一个叠码仔的私人账号上,经查明,是还理查德于2002年11初在葡京赌场所欠615万港币的赌债。

在关于此案的官方报道中,李春平被标明“另案处理”。实际上,在案发后,李春平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恢复了自由。承德警方的一位人士回忆,当初要求李春平交出500万元取保候审。李春平说,不用说500万,5000万也没问题。当时尚未听说过李春平的当地办案人员把这理解成狂妄的吹嘘,后了解了其背景后,他承认也被李春平的“气势”所震撼。

李春平在承德被短期拘留过几天,与其接触过的警察回忆,李春平一直情绪平稳,自始至终都显得很放松。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可以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半小时内,李春平接了三个电话,然后都是一样的苦笑:“这么点小事,弄得海内外都挺关注。”李春平在前不久与某媒体联合举办的慈善晚会上,当场捐出100万元现金。据说他当时还打电话给一位办案人员,“我说我是好人,不是坏人,你们相信了吧!”

一位警方工作人员在被要求评价李春平时显得很迷惑,“他好像在对中国在文物方面的相关法律表现得相当单纯”。这位人士说,李春平经常求对方跟他聊天,而他自己最愿意讲的是自己身为老红军的父亲,“他很怀念自己的父亲,讲着讲着就哭了,哭得很单纯,像个孩子一样。”这位官员也承认,警方在处理李春平问题上颇感棘手:“毕竟他(李春平)的身份是美籍,无论法律上的问题还是法律之外的问题,都不是承德警方单方面能够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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