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封面故事 > 正文

一个富人,多少个希望小学?

2004-09-16 11:31 作者:朱文轶 2004年第37期
北京长安街南,二龙路附近的一处老胡同。今年年初,两位全国政协委员——范宝俊和徐永光,正在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发展第三部门、推动中国第三次分配的提案。范宝俊,前民政部副部长,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徐永光,前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内最知名慈善品牌中国青基会的创始人。

我们可以很坦然地谈论财富,这一点对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而财富的价值,仍有必要厘清几个基本尺度,一是只要我付出了一定的劳动,社会应当支持我过普通人生活的选择。二是如果我想过富有生活,社会应当指明方向,提供机会。三是我有了足够的财富,要给社会提供相应的报偿。前者实质是社会保障问题,中者是激励机制问题,后者是权力的责任问题。有其三,一个富人的财富才会给他人或一个地区带来幸福感。但看起来,尚处于积累中的大多数中国富人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财富价值观

中国富人的钱袋子

北京长安街南,二龙路附近的一处老胡同。今年年初,两位全国政协委员——范宝俊和徐永光,正在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发展第三部门、推动中国第三次分配的提案。范宝俊,前民政部副部长,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徐永光,前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内最知名慈善品牌中国青基会的创始人。

同样在这一天,长安街北。穷各界数年之功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被喻为第三次分配之主要“组织法”的法规草案,提交到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这一条例首次规定,在成立全国性劝募基金会之外,企业和企业家个人可以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型私立基金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说,美国同样面临严重贫富问题,但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范宝俊解释说,社会分配机制有三重,其一是在市场机制上的首次分配,企业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其二是政府通过税收机制,实施的第二次分配。其三,当仅通过税收不足以调节贫富差距的时候,需要在自愿基础上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让社会分配更趋公平,市场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中国,以青基会为例,希望工程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7元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国内福布斯富豪捐钱给基金会的事情,我这里可以肯定没有。”一大型基金会负责人说。在记者随机调查的国内10家较知名的慈善公益组织中,其中8家给予了否定答案,还有一家答复不确定,另一家存有富豪捐赠记录。

一家有劝募资格的基金会负责人介绍,有一些曾被广为宣传过的某些企业捐助,却经常发展成让各个基金会难于处理的呆账。如某知名奶业集团,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提出各类宣传条件,并且最好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元捐赠仅到账20万元,余下的80万元,演变成“收账”马拉松。该基金会曾考虑过采取法律途径,但这类案件在该基金会历史上太多,法律手段的成本和人力,基金会很难负担。

根据青基会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而大城市有63%的个人为希望工程捐过款。

青基会负责人徐永光介绍说,青基会募集到的资金有60%来自内地,海外(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占40%。国内的捐赠者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一种是机构,机构包括企业、机关、部队和学校。国内捐赠大部分来自个人,或者个人表现出来的机构(有很多是机构组织,但捐赠资金实际仍来自个人)。“个人捐赠以工薪阶层为主,但现在大的个人捐款有所上升。机构捐款里以跨国公司捐款比较多。如可口可乐、宝洁、摩托罗拉、朗讯等公司与青基会有差不多十年的合作关系,每年都要捐赠300多万元。”

中国特色的“善举”

制度性的慈善有两种动力。一种是责任的动力,一种是避税的动力。

国外利用公益捐赠达到避税目的的行为是很普遍的,这也是于捐赠者个人和社会都有利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认为,在我国,这样的动机并不普遍。原因在于有关的制度。她说:“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对公益捐赠的优惠政策是: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捐助,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而且纳税人必须是通过国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包括青基会、希望工程基金会等)、国家机关向公益事业和受灾地区捐赠者方可,直接向受赠人捐赠者不允许扣除,且还要照章纳税。惟一的例外是去年‘非典’期间,为了鼓励社会捐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出台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对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防治‘非典’事业捐赠给予所得税优惠,即社会力量向各级政府民政、卫生部门,以及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为防治‘非典’事业捐赠的现金和实物,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但这项措施在疫情解除后即停止执行。因此,在这种制度下,一般不存在利用捐赠避税的可能性。”

而去年“非典”期间,上海市科委获得的最大一笔现金捐助,2000万元来自问题首富周正毅。不过,周正毅的这次捐赠行为,没有举行任何公开的仪式,甚至没有告知媒体。而当时,上海房地产界正流传着“上海首富缺钱,房地产开发处于停滞阶段”的谣言。

“我要是没钱了,我能随便拿出2000万现金捐赠?”周正毅不愿意公开他的捐赠行为,就像不愿意公开他的投资行为一样。“而且,我的实力怎样,生意的合作方都很清楚,用不着去解释。”

“这是周正毅的一次成功的政府公关行为,他在政府募捐之前就主动捐赠了这么多。”一位上海市新闻办政府官员私下表示。他认为,周正毅的发家史和在香港不断的绯闻在政府官员中颇有微辞。周正毅的低调捐赠在这位政府官员看来,一是周向政府展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主动示好。

孙立平认为,中国富人的慈善观念虽然正在形成,但仍然难以摆脱一些本土特色。他说,许多“善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营造富人的一种经营资本或经营生态,“其实,只要分析一下问题富豪,也可以发现同样的逻辑,他们大多也都有此类的善举,而且同时也都往往拥有‘青联委员’、‘政协委员’,以及‘人大代表’等种种头衔。”

公益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投资形式,把原本用于转移财富于穷人的第三次分配,许多时候变成了在富人集团或者权力集团内部的又一次分配。孙立平说:“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社会资本往往是与政治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权力因素在内的社会资本便没有多少含金量,一些富人的‘慈善行为’往往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可以看作是其企业或个人营造这种权力化社会资本活动的一部分。”

一份有关中国企业家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报告清楚地描述了某些企业或个人营造社会资本的阶段性。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他下海之前是一个没有背景的普通干部,在最初的阶段,他所利用的主要是如亲戚、朋友、同学等既有社会关系。接着,当企业具有一定规模之后,则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某种关系,但这样的联系是相当不固定的。到了第三个阶段,即在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的过程中,开始积极介入社会公益事业,目的在于获得包括“青联委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在内的身份,而当获得这种身份之后,他开始进入上流社会,一方面可以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建立关系,另一方面则可以以同一个圈子成员的身份与一些官员形成更为巩固的关系。“由此可见,许多捐赠行为,往往是企业或个人经营活动的一部分,这与其所处的体制和社会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关人士透露,中华慈善总会和上海慈善基金会已发展了8年,但去年中国的人均慈善捐助还不足1元人民币。

阅读更多更全周刊内容请微信扫描二维码下载三联中读App,注册就有红包哦!

版权声明:凡注明“三联生活周刊”、“爱乐”或“原创”来源之作品(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未经三联生活周刊或爱乐杂志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 、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刊、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或“来源:爱乐”。违反上述声明的,本刊、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相关文章

已有0人参与

网友评论

用户名: 快速登录

《立冬》现已上线即刻前往 App Store 搜索“三联生活节气”体验更多精彩。

《霜降》 《寒露》 《秋分》

微博@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lifeweek
扫描下载三联中读App
三联中读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