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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民歌的生态问题

2004-09-16 10:36 作者:王晓峰 2004年第36期
大家都明白,形式并不重要,谁获奖也不重要,重要是展示中国民间音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最终达到保护和传承它的目的

台湾阿美族“巴奈合唱团”与专家交流

8月21日,全国近百名民间歌手会聚山西晋中地区的左权县,参加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南北歌王擂台赛。这些人中,没有璀璨的明星,没有鲜花,没有追星族,也没有更多的媒体关注。他们走在街上无异于任何一个普通人,只是身上五彩斑斓的服饰能让人们判断出他们来自某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并让过路人投来一瞥诧异的目光。也正如他们与众不同的服饰一样,这些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他们身上还保存着一种差异——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越来越少的文化基因,或者说,他们还会唱几首民歌。

这次活动被冠以擂台赛,其实并不存在打擂,它更像是一个歌手大奖赛的形式,当然,大家都明白,形式并不重要,谁获奖也不重要,重要是展示中国民间音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最终达到保护和传承它的目的

原生态是个什么态?

“原生态”是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从杨丽萍的原生态舞蹈《云南映像》到这次擂台赛所强调的民歌原生态特色,它越来越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词汇。但似乎很少有人去探讨到底什么是原生态。

一直从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词作家陈哲对人们滥用“原生态”一词提出很多质疑,他说:“生态文化不能离开生态去谈,它不是从文化去谈的,而是从生态去谈的,用最形象的比喻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文化,是指这里有独特的地貌、特殊的血统,只要是部族符号起作用的地方,一定是民间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的地方。”陈哲把民族民间文化分为三种,一种是原生态的;一种是离开原生态环境但还能保存下来的,他认为这一类是民族根文化;还有一种是人们把前两种文化以现代手法改良加工变成商业文化的。如果以陈哲的定义,现代人们对原生态的描述大都是第二类,即根文化。

“如果部族还延续原来的习性、习俗,以及这个民族劳作、歌舞、表达情感、婚丧嫁娶等等这些形式还存在,如果这个文化在这种环境中诞生,就是原生态文化。”陈哲说,“生态一谈进去,你就必须作出一个正面回答——你的生态是什么?你的文化跟生态有什么关系?”

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告诉记者,2002年举行首届南北歌王擂台赛,目的就是为了展示中国最“土”的民间音乐,但实际效果并不好,地方文化部门推介上来的很多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音乐,甚至还有一些专业演员,这说明地方文化部门对本地区的民间文化还不够了解和重视。所以,第二届擂台赛,主办方强调了原生态,因为只有这样,地方推介上来的歌手才能保证他的原汁原味。

但事实上,以记者的观察和了解,此次擂台赛中大部分歌手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用“根源音乐”来描述他们或许更确切一些。比如来自内蒙古的几个团体,他们在当地都已经很有名气,已经有能力把自己推向市场,虽然他们演唱的呼麦和长调传承了蒙古族音乐传统,但他们的生活状态已经不是处在原生态了。而更多来自汉族地区的歌手,他们展示的民歌已经和原生态无关了,比如来自江苏的团体演唱地《拉网号子》,它仅仅是对原来的农耕生活状态的继承而已。真正的根源文化在今天现代文明环境中,生存空间越来越小,面临的生存状态和原生态文化有些相似之处,所以常常容易被混淆成原生态文化。

而这次擂台赛中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的是来自台湾阿美族地区的“巴奈合唱团”,团长林正春介绍说:“阿美族没有文字,但是有语言,平时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聊天,然后就唱歌,所以歌曲就这样慢慢流传下来了。”阿美族的生活区域在台湾的东海岸,由于地理环境,导致东部与西部一直处在“隔绝”状态,所以阿美族地区的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存比较完整,受外界的干扰也比较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一些游客的到来,才把阿美族音乐带出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师范大学许常惠教授下乡调查后发现阿美族的音乐很好,他去国外讲学就常常播放阿美族的音乐,就这么传到世界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就用了阿美族的音乐,还引起版权上的纠纷。但这件事让很多人知道阿美族的音乐还这么好听。后来,台湾唱片公司一个叫郭英男的阿美族老艺人出版了两张唱片,让更多人知道了阿美族音乐。林正春说,阿美族有很多部落,每个部落的歌曲也不一样。由于阿美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歌曲也没有具体的歌名,比如《饮酒歌》、《拜访歌》、《犁田歌》、《完工歌》等,从这些歌名中也不难判断出他们的歌曲与劳作的关系是那么紧密。

根源民歌的生存危机

李松说:“民歌是很难保护的,因为它的生存空间不在了,传承下来的可能是一种表现形式,但文化内涵变了。”这句话要是用陈哲的话来形容就是,“东西还是那东西,但是已经不在那树根底下了”。

近几年,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民间文化保护,在对民间文化的普查中,发现民歌遭到的破坏相当严重,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得到相对完整的保护外,大部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导致民间文化逐步变异、消亡。所以,保护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任务相当艰巨和紧迫。

民族民间音乐面临今天的窘境,一种最普遍的看法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很多民歌已经不适合在今天生存,所以它的消亡是必然的。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还从未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民族民间文化危机。从西方文明发展进程看,过度的工业化是导致民族民间文化消亡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是,它的工业化阶段非常短便进入了信息化社会,工业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信息化对文化差异性的破坏几乎同时出现。它和西方社会先工业化再信息化是不同的,工业化的恶果让人意识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并能及时找出对策,所以当西方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在对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上能有一个提前量,而中国没有。

陈哲说:“既然要抢救,说明它生命力不强,优胜劣汰它就应该死掉,抢救是违背历史规律的。我认为:人类的发展是错误和正确相伴而生的,不按这个观点看问题会把事情闹错。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获得今天的繁荣和高度市场的现代化,但文化人一谈到文化命运和人类命运都开始忧心忡忡。如果我们能做到更先见的话,能避免很多问题。文化的问题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掉的,和生态问题一模一样。假如它纯属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能否让它消亡得更慢一点?虽然现在科技发展很快,但文化不一定也要这样快,文化和科技不一定是完全并行的。如果说我们不能阻挡历史,我们就让它自然发展,尽量减少人类的干扰,同时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补救工作?”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这么一件事,也许能引起人们的深思。广西一个代表队的领队农敏坚,曾经做过县长、县委书记,现在是广西平果县人大常委会的党组书记和主任,他利用业余时间收集整理了四千多首广西壮族地区的民歌,并且出版成书。在保护当地嘹歌方面,从拯救到传承发展,他有一整套保护发展措施。一个地区有这么一位领导,应该说是一件幸事,如果中国两千多个县都有这样的一个人,基本上也就不存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问题了。他介绍说,保持广西民歌的原汁原味,有一个“动力论”,那就是民歌中的“倚歌择偶”功能,这是延续广西嘹歌传统的动力。但是当记者问参赛的两个女歌手,是否将来通过对歌去找男朋友?她们的回答却很肯定:不会。

或者,从台湾阿美族地区生活方式的改变更能看出原生态音乐是怎么逐步消失的。林正春说:“部落现在开放了,有很多观光客和专家来,阿美族音乐逐渐在盛行。但是官方没有做保存整理工作,没有投入资金保护阿美族音乐,只有一些爱好者做这件事。现在的年轻人受主流文化影响,会唱阿美族歌曲的人越来越少。”同时,他还介绍说,“阿美族在台湾有14万人,现在在东海岸只有六七万人,其他人都去台北和高雄了。同时,卡拉OK引进到部落中,很多人都唱卡拉OK。部落的开放,台湾的流行歌曲和台语歌曲都进入到部落,阿美族文化从观光客那里受到冲击。台湾马兰部落是阿美族音乐的发祥地,所以当时我们就在马兰组成合唱团,希望通过我们到处演唱让人了解我们,但是我们都没有经费,也没法出去演出。”最后,林正春的太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非常后悔没有教孩子说说我们的语言,现在他还不会说我们的语言”。

李松说:“生产生活方式变了,比如求偶,要通过情歌和歌会,情歌的很大一个功能就是求偶,人们通过歌会来展示自己的歌喉、舞蹈、身段、服饰,以此来考量你的价值,然后再作出决定。但是这个功能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用了,因为现代社会不用等到每一年的那一天,一个电话或者一个短信就解决了。以前歌声要不动听就找不到漂亮的姑娘,那时候要是唱歌是什么状态?从社会环境上说,比如《走西口》这样的歌,丈夫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或者若干年才能回来,这在现代社会里是不能想象的,而且基本上是音信全无,只有干等。这时候那个妇女她在沟边上憋出来的情歌是什么状态?现在丈夫走了不回来,那咱们就拜拜吧,我再另找一个,就憋不出这样的歌了。这就是它的社会空间没有了。再说生产,劳动方式发生变化了,像号子这样的劳动歌曲。话两头说,也不那么悲观,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还非常活跃。”

陈哲认为:“有些民歌的功能丧失了,附着在这一功能上的文化也就萎缩了,这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这是我们爱莫能助的。但是未必说面对面谈恋爱,全球人采取同一种择偶谈情方式是最优美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离婚率最高的不是民族化传承的地区,是都市化相对发达的地区,择偶最方便最快速的地区,呈现出来的快,失败、分裂的也快,这是不是我们人类所追求的?如果不是就不能说它是惟一的,如果说它不是惟一的,我们的社会就没有理由鼓励一定要这样。如果这个观念成立,是不是就有可能在很多地区保存一块家园,或者说叫生态文化特区?”

根源民歌遭到另一个冲击是非经济因素的人为干扰。原文化部部长周巍峙告诉记者:“1950年,我发表了一篇《发展新中国民族唱法》文章,反映出音乐界唱法之争。一个叫洋嗓子,一个叫土嗓子。当时对洋嗓子的看法,它是打摆子;民族唱法是嚎叫,说民族唱法没有教材。1953年,我给周总理汇报工作,我说现在歌曲有三种唱法:西洋唱法、民间唱法和土洋结合唱法。对民族声乐的训练很特殊,就是提高民族歌唱演员表现能力,不改变他的演唱风格。比如才旦卓玛在上海学完之后她还没有改变唱法。有一种观点就是民歌唱法不科学,必须学西洋唱法,简单说就是西洋唱法唱民歌。从彭丽媛开始,到现在出来的歌手都差不多,民族的魅力都没有了,眼睛闭上分不清楚谁是谁。”

他介绍说:“中国民歌在建国后遭受好几次打击,1953年民间文艺汇演,强调民族风格,但当时就提倡西洋唱法,这个观念在当时很流行。后来大跃进,全都去唱革命歌曲了,原来的民歌都不能唱。‘文革’时期,民歌都是四旧,是下流的东西,少数民族的都是异国情调,江青说不能唱,所以就不能唱了。”

前段时间,王昆与金铁林关于民族唱法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今天人们意识到真正根源民歌唱法重要性的必然结果,电视时代把学院派民族唱法传播得很广泛,并在人们潜意识里形成了一种印象——民歌就该是这么唱的。很多地方的歌舞团或文工团都放弃了自己的区域特色,改跟电视上的民歌学,所以,如果现在从各地歌舞团中找到一个真正原汁原味的歌手已经很难了。今年7月,陕西省歌剧舞剧院在京举行一场陕北民歌演唱会,居然没有一个歌手能把本色的信天游唱出来,甚至连最土的王向荣也唱不出原来的味道了。当一个歌手穿着只有唱歌剧时才穿的裙子演唱西北民歌时,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李松在谈到民间唱法和学院派唱法时说:“我觉得从概念上讲,问题的关键在于民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民歌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各类比赛或教学、国民教育或专业教育中把中国民歌搞成一种模式,我认为这谁都不会同意。在一段时间里,学院的教学都遵循了某一种模式,把人的发声按照一定模式调整到最好,采用全国通行的普通话,然后给中国民歌定一个标准。我认为媒体有责任告诉公众中国民歌是丰富多彩的,是这么多东西构成了中国民歌,它们互相交融,但是永远不应该认为它们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像西洋唱法那样,最后出来一种最科学的。”

从一个歌王的命运看民歌保护出现的问题

石占明的名字想必没多少人知道,但是在这次左权民歌擂台赛期间,石占明的名字被一次次提起,他的照片被放在大街上的宣传栏里,他的歌从街头的高音喇叭里一遍遍传出。石占明,第一届民歌擂台赛的歌王,山西左权人,一个30岁普普通通的农民,在获得歌王称号之前,他就是一个羊倌。那么,在他获得歌王之后这两年,他的命运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对石占明自己来说,他的变化就是原来能唱三十多首民歌,现在会唱一百多首了。他用一句比较冠冕堂皇但说出来却又是那么实在的话来形容自己:“要充实自己。”但是据记者了解,这个歌王在这两年来命运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他走在左权的街上,有一半人都能认出他。他每年至少有10次上电视的机会,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对石占明来说,却增添了很多烦恼。他为了能方便生活,从山沟里搬到县城,这就意味着多出一份开支,孩子要上学,自己又常常到北京等城市演出,各种支出让这个歌王目前欠了几千块钱的债。几千块钱,对于这个贫困县的农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原来他可以通过参加县里的红白喜事活动挣一点钱,但是现在县里不让他参加这些活动。原来他在村里有一个演出班子,县里也不让他跟那些人“混”,因为这有损歌王的声誉。本来,他想到县文化馆工作,但是文化馆的人嫌他太土,又不会说普通话,没有让他进去。

那么,左权县又为石占明做了哪些事呢?记者了解到,从石占明获得歌王的两年间,尽管他已经成了左权县的一个文化品牌,但县里没有奖励过他一分钱,甚至连个奖状也都没有给过他。县里有什么活动,会把石占明叫来,演出完之后,连口饭也不给,便打发回去。曾经有不少文化公司准备跟石占明签约,给他演出的机会,但是石占明不敢,因为县里不让他签约。不过,这个羊倌歌王无怨无悔。实际上,他不敢走出去是因为怕走了之后,老婆孩子会有麻烦。

当石占明的歌曲在街头播放,他的唱片在县城的音像店里热卖,不少人对石占明说:你这回发财了。石占明却摇头苦笑:“这跟我没关系。”为配合这次擂台赛,县委宣传部给石占明录制了一张唱片,但是石占明没有拿到一分钱。文化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个同志问石占明:“他们让你录你就录啊?”石占明无奈:“领导说让录我敢说不录吗?”“那你为什么不要版税?”“我不敢要。”

在左权,还有一个民歌手叫刘改鱼,建国初期,她因为一首《桃花红,杏花白》而闻名全国,她的命运和石占明不同,她告诉记者:“我从盲人宣传队那里学到了很多歌,文化馆发现我嗓子好,就推荐到我榆次专区,结果专区给我推荐到省里去了。后来省里把我派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群众业余音乐舞蹈比赛。”就这样,刘改鱼的歌唱遍大江南北,从此人们也知道了左权是个民歌之乡。同样是左权人,同样是农民出身,两代歌手,却经历着两种不同命运。

而记者从其他方面了解到,这次左权为了办民歌擂台赛,非常重视,开幕式当天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盛大游行,参与者上千人,这次擂台赛支出达300多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每个左权人口袋里要拿出20元钱,这对于一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既然这300多万都能掏出来,为什么不能奖励石占明几千块钱呢?擂台赛第一天,石占明去看比赛,但是被挡在了剧场门外,因为他没有门票。上届擂台赛的歌王,居然进不去,这是县里负责人的一时疏忽还是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

你能说左权县政府不重视民歌么?当然重视,不然不会花那么多钱,可是他们为什么不重视一个歌王呢?这的确令人深思。一直在做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陈哲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这样的事情他见得多了,他说:“政府搞这些活动的关注点在哪里?是活动本身,而不是活动中的人。这些民间艺人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如果没有歌王,或者说这里没有那么多民歌,它就没有资格来办擂台赛。这些民间艺人是国宝性的,政府是为谁服务的?你把文化品牌立起来,目的是要品牌带动经济,带动经济的是什么?是人的资源。文化是生长在人身上,绝对不会生长在羊身上。他们只意识到这是私有财产,然后把他们控制起来了,但又不善于合理地、及时地、健康地人尽其用,这就是地方政府职能有漏洞。动力来自政府,但阻力同样来自政府,政府职能转换,如何把手中的权力变成服务性的权力?很多情况下,政府在做正面推动的时候,往往在做法不当、认识不清的时候把事情做坏了,这是最恐怖的事情。所以我倒觉得不是大张旗鼓去搞,应该把这些干部叫到民族间文化传承部门去进行普及性教育,否则民间文化和政府之间会产生一种隔膜心理,这时候的文化传承做得都有些变异。”

在问到文化部搞擂台赛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时,李松说:“实际上还是一个很长远、很复杂的过程,不是简单地让社会关注,有人愿意听,甚至传统的东西有市场,这个事就算解决了。我们在办活动之前就非常冷静,比如石占明,他一年11次上电视台,这件事5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对左权的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有多少好处?我们才能说清楚。这次我决心给所有的歌手都建立档案,要跟踪若干时间,传统文化有一个大概念,政府要承担责任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国家财富,要留给下一代的财富。所以,我们搞活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个,但至少先让人知道这件事。这不是搞一两次比赛就能解决的。我们也在考虑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也在设计一些办法,完全靠政府的行为是不现实的,我们希望社会和商业都能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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