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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电影的商业操作

2004-09-10 09:27 作者:孟静 2004年第35期
赵武对记者说:“9月份推出的《张思德》的票房目标是过亿,会用《十面埋伏》这样的商业电影的一切商业手段来推销它。”

电影《张思德》剧照

以发行主旋律影片起家的紫禁城影业公司的副总经理赵武对记者说:“9月份推出的《张思德》的票房目标是过亿,会用《十面埋伏》这样的商业电影的一切商业手段来推销它。”用策划人张和平的话说,就是“争取创造奇迹”。导演尹力在圈内很有名气,他的作品以细腻见长,他把这部电影全部用黑白片拍摄,使胶片耗资提高了一倍,寓意是“还原一个沸腾的延安”。在此之前,只有姜文的《鬼子来了》是用黑白胶片拍摄的

主旋律电影的最高票房是由《生死抉择》创下的,1亿元左右。其他票房较高的有2000多万元的《周恩来》、3000多万元的《离开雷锋的日子》,考虑到这几部影片的票价只有三五块钱,赵武说:“我们和商业大片拼的不是票房,而是观众人数。事实上,《离开雷锋的日子》就是1996年的国产票房冠军。”

从去年开始,投资主旋律影片的风险开始加大。首先是对这些影片的补贴取消,因为怕补贴养懒导演,鼓励办法改为拍完后如果反响好,就由华表奖奖励100~120万元。其次是整个电影界的萧条,赵武举例说:“1997年之前随便一部分账大片票房就有五六千万,成龙的片子如果放在春节档期,票房肯定有8000万元,但是去年的《飞龙再生》就只有2000万票房。”

主旋律影片比普通电影相比惟一的优势是有上级部门下文,号召组织观看,《生死抉择》98%的观众都是团体票,但实际上,这些文件现在只能起到鼓励的作用,对下级单位的强制作用已经消失。前不久公安部下文,推荐《疑案忠魂》,要求全国公安系统人员观看,全国有3000万干警,北京也有100多万警察,但最后这部票房的电影只有20多万元。赵武说,每年关于主旋律影片组织观看都会下很多文件,可是最后起作用的往往是影片的质量。“前提是像《生死抉择》这样的确实是好片子。”无论是导演尹力还是编剧刘恒,都不认为《张思德》可以用“主旋律影片”概括,他们更愿意称它为“政治题材电影”。人们对某种类型的电影产生了天然的防备心理,赵武说:“比如我们正在准备发行的《茉莉花开》就很发愁,如果按文艺片宣传,大家马上会觉得文艺片就是曲高和寡,肯定没有好的票房。什么叫主旋律?我们发行时把具有乐观、积极向上精神的影片都算作主旋律,像得奖的小成本电影《暖》,你能想到它也被划归主旋律吗?事实上,很多好莱坞大片才是主旋律电影。”他回忆说,中影集团当年曾经想引进《阿波罗13号》,在内部观看后,觉得这部电影虽然好看但它是美国的主旋律。“还有《拯救大兵瑞恩》,宣扬的也是美国精神,只不过他们的技术手段非常成熟。我们很难一步做成《阿波罗13号》那样。”

事实上,主旋律电影一直在探索。当年的《红色恋人》请来张国荣就引起了很多老同志的反感,这部电影的通过也颇费周折。赵武说:“他们都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像浩亮、童祥荣那样高大全,怎么能是张国荣呢?其实这些年主旋律影片一直在慢慢冲破旧的精神桎梏。”像今年的《邓小平在1928》中的重要角色——邓小平的助手就是由香港一个偶像明星余文乐扮演;而《陈云》请来陈凯歌监制,提出的口号也是要兼顾商业。从某种角度来讲,《英雄》也是一部主旋律影片。

“这种影片的操作比商业片难多了。”赵武表示,《张思德》动用了所有商业片的宣传手段:举行大型首映式,架设灯箱路牌广告,作了四款不同的海报,联合大学生电影节搞活动,开发周边产品,包括T恤、画册等。“这部电影的投资是1200万元,宣传费用是300万元,比一般商业片高很多。”中国电影集团的副总经理韩三平说:“宁可少拍两部片子,也要把宣传做大。”而在今年初,他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主旋律≠政治口号。

专访《张思德》编剧、作家刘恒

三联生活周刊:说实话,张思德对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相当陌生了,观众愿意去了解他吗?他和雷锋还不一样,雷锋是每年都会纪念,接这个剧本时你考虑到这点了吗?提起“为人民服务”,可能很多人觉得已经过时了,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曾经鼓舞过几代人的词汇在今天的价值?

刘恒:张思德比雷锋早死20年,人是旧人,但正因为不熟悉,人们对他有新鲜感。延安当地看他是一种眼光,“文革”前人们看他是一种眼光,现在的人又是新的眼光。我希望带着新的角度得出新的认识。他在抗战胜利前牺牲,1943年延安大饥荒,没有粮食,日本人正在走下坡路,很多战士开了小差,那时的口号是“逃兵只要回来就是好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从张思德身上总结出很多做人和政治的道理,比如强调精神状态,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人民服务等等。在今天激烈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主张保护个人财产,这时排他性就会增强,损人利己成为时尚,利他主义就可能使社会更和谐,是另一种出路。我重新观察这个人,他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的史料丰富吗?电影中有没有作家的想象成分?

刘恒:是不丰富,没有特别权威的资料,很多记述是相互矛盾的。有个故事,讲的是他从狼口里救了老乡的小孩。这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他抓住狼尾巴,另一个是他鸣枪吓走狼。经过口头传播的历史和真相变化非常大,英雄常常被浪漫化、夸张化、传奇化。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电影是由大量细节构成的,这些细节是你的想象还是有据可察?

刘恒:细节是以真实事件为基础,都是有影子的,但人物关系是虚构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25个直属警卫员之一,在他死时毛泽东掉了眼泪,周围的人都非常吃惊。我猜想他们是非常熟悉的。毛泽东从战士身上看到了感兴趣的东西,才会在追悼会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像我拍的《少年天子》,就跟真实的顺治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他更像一个悲剧英雄。

三联生活周刊:您非常擅长悲剧题材,张思德和其他英雄牺牲的方式不一样,是平凡的死,你怎么处理他的牺牲呢?

刘恒:我没有刻意煽情,结局可能会有一点伤感,跟人物本身一样平淡,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平淡,我不想硬挤眼泪。它不是悲剧,更像是一首圣歌。我喜欢看欧洲电视剧,它们多是改编自古典名著,受戏剧传统影响大,普遍沉重。跟时尚剧不一样,时尚剧宁肯为戏剧冲突牺牲掉人物,我觉得打动人的还是人物的命运。我喜欢悲剧效果,观众看完悲剧后情绪得到释放,或者说经过悲剧的洗礼,他会在生活中更加冷静。悲剧也能给人带来快感。

三联生活周刊:紫禁城影业公司说过,要把《张思德》做成红色经典,你认为什么样的电影是红色经典?

刘恒:红色经典哪是做出来的?是经过时间沉淀,观众认可的。我只能说这部戏我的完成是合格的。我从没把它当作主旋律电影,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件艺术品,是艺术片。

三联生活周刊:我查询您的资料发现,大多是关于《少年天子》的,做导演会比编剧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吗?在这部戏中您的身份是总导演,不用涉及太多技术问题是吗?

刘恒:成就感和身份关系不大,受关注的永远是演员。总导演是前苏联特有的制度,我做总导演是因为不用太劳累,不用天天盯着。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在电影学院进修过半年,就是为了做导演准备吗?相比于同为作家出身的导演朱文、刘毅然等人,你们有什么不同?您觉得作家导演和摄影系、导演系毕业的导演有什么不同?

刘恒:不是为了某部具体作品,是为了掌握知识,电影这种表达方式对我有吸引力。其他行当转导演都有成功的例子,美工师对画面结构、摄影师对镜头的感觉好,演员把握细腻,编剧塑造人物准确。不过长处就是短处,综合能力不均衡对电影表达非常有害。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演,我的优势是认真、敏感,编剧做导演的优势在于在剧本由文字转化为画面时,可以尽可能减少失真,更接近于写作时的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您以前的作品像《菊豆》等都是商业与艺术兼顾的,但《张思德》作为主旋律影片,可能商业上不那么成功。

刘恒:我只听从艺术的召唤,别的因素干扰不多。《张思德》本身是政治色彩浓,所以我想看看自己处理这类题材能达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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