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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品牌的打造者——张伟平

2004-06-30 10:04 作者:马戎戎 2004年第25期
戛纳26分钟掌声,索尼1亿港币买下首映权,前所未有的首映式……《十面埋伏》的宣传攻势已经拉开帷幕

电影《十面埋伏》剧照

戛纳26分钟掌声,索尼1亿港币买下首映权,前所未有的首映式……《十面埋伏》的宣传攻势已经拉开帷幕。大幕前,是一场轰轰烈烈以票房为导向的观众总动员;大幕后,是另一场由地方院线、广告商、发行商、演出经纪展开的权益争夺战。显然,《十面埋伏》已经不仅是一部电影,任何一个项目都是大手笔的商业运作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新画面影业公司董事长、投资人张伟平举足轻重。

从《有话好好说》到《英雄》的6年,是张艺谋在海外市场失利的状况下不断变换风格,在多种尝试中寻找新的创作方向的6年;也是张伟平成为张艺谋独家代理,逐渐熟悉电影,积累电影发行营销经验的6年;更是张艺谋的关注重心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的6年。张伟平,这个自称不懂电影,之前也不懂电影发行的人几乎是凭着商人的本能,搞出了“《幸福时光》全国选秀”、《一个也不能少》结合公益活动等娱乐手笔,一部《英雄》,更是在“冲击奥斯卡”的口号下,做成了全民文化事件。这6年间,张艺谋的创作领域从电影拓展到歌剧、芭蕾,文化身份也日益复杂。

一切都像一个传奇——一个不懂电影的商人和中国最有价值的导演之间迅速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张伟平帮助张艺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文化品牌;而张艺谋这块金字招牌,也成功地将张伟平从一名普通的医药代理、房地产商人,变成了一个著名文化推广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张艺谋怎样成为好朋友?后来又是怎样开始成为他的投资人?

张伟平:1988年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张艺谋的时候,我对导演还没有概念,只知道巩俐。在以后的交往中,五六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合作,完全就是朋友。而且张艺谋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俩性格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就是彼此间的交往是非常真诚的。

从《有话好好说》开始,我做他的投资人,那时他和巩俐刚刚分手,很多投资人因为没有了巩俐就不愿意给他投资。我觉得张艺谋遇上困难了,作为他的朋友应该关键时刻能出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天天一起喝酒,到事上就掉链子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只投资张艺谋一个导演?

张伟平: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只投张艺谋,其实就是为了规避风险。我知道张艺谋的优势在哪里,也知道他的弱点。我是这么考虑的:一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我们要客观地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影片本身,一部分是影片的商业操作,这缺一不可,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用张艺谋的话说,他是种萝卜的,那我就是卖萝卜的,他生产,我销售。张艺谋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导演,他有独到的对电影的智慧,在电影的想象力和创作力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导演能超过他。还有就是张艺谋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就像《十面埋伏》,索尼经典能够付1个亿港币。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说和你合作之前,张艺谋只是一个国际级导演,认识你以后,他才变成一块金字招牌,这是否和你能把他的电影推向一个社会事件有关?

张伟平:现在一部影片已经不是说影片拍得如何好,就会取得重大的票房成功,已经不是这个概念了。因为现在观众娱乐的方式太多了,不一定非要去电影院看电影。那你如何把观众吸引到电影院?《英雄》之前,我就发现,光靠娱乐新闻、光靠导演带着几个明星满世界走四方宣传,观众到那里看一把热闹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去不去看还两说呢。《幸福时光》的全国选秀还有点用,到《我的父亲母亲》就没有用了。推动片子的手段,要由小变大,从娱乐新闻变成家喻户晓的文化事件,成为每一张嘴茶余饭后的谈资才行。所以,后来你看,从深圳防盗版、到音像版权、到人民大会堂、到包飞机首映,都是在让大家觉得“怎么还能这样?”把宣传做得惊天动地,老百姓才高兴,才会有参与的意思,中国电影最需要的是中国广大观众和媒体的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张艺谋涉足了许多领域,这种领域扩张和你有关系么?

张伟平:根据实力情况。需要我帮助的,艺谋会主动找我。但他的主业肯定是电影,只有电影做辉煌的时候,才会带动别的相关产业发展,电影永远是根本。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你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盈利了么?或者,你是否认为名气也是一种盈利?

张伟平:我没挣着钱。从《有话好好说》,到《英雄》之前,也就是不赔不赚,我跟艺谋说,我不做电影会过得更舒服。至于出名,我昨天还在跟艺谋说,我无所谓。我别的产业都很成熟了,根本不用操心。而且我还有一个喜好,我不管出国还是在国内,有时间,就会请一帮朋友出去玩,包括去年奥斯卡,在《英雄》商业操作上帮了我的朋友,我组了一大团出去玩去了。对我来说,最大的享受来自于我的朋友,他们给我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直很重视媒介宣传,比如《英雄》的宣传费用近1500万元,而《十面埋伏》则进一步提升到2000万元。但同时,你对媒体似乎有很强的选择性,而且你似乎对很多媒体抱有敌意。

张伟平:我选择媒体,完全出于一种商业策略。首先,那必须是一个有影响的媒体,不是街边小报,我一部有影响的影片,当然要找最有影响的报纸。第二,我的公司在北京,所以,我会选择《北京青年报》,这很正常。但是比如一些小报,就是天天打电话,我都不会给他,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公正。有些媒体说我收买记者,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三联生活周刊:《十面埋伏》在戛纳放映结束后的“26分钟掌声”也是客观公正的么?

张伟平:26分钟掌声,说什么的都有。记者怎么写一是根据现场感受,一是根据实际情况。张艺谋带着刘德华他们鞠了不下10圈躬,这是我亲眼看见的;章子怡也不是第一次走红地毯,那天热泪盈眶;金城武和刘德华也楞了: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喜欢这部影片。掌声是26分钟还是25分钟不重要,重要的是确有其事,确实征服了戛纳、征服了老外,拿到了1个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媒体没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没有顾全大局去考虑这是一部国产影片,而是采取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吹毛求疵。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媒体的这种态度挺霸道的,而且你说话很直接。

张伟平:你要说一碗水端平,这事很难。我试过一次:《一个都不能少》把全国能请到、想到的媒体都通知了,租了12辆大轿车,大概有400多家媒体,拉到赤城。刚到就听到一大片抱怨声,我发现我错了,把大家凑到一起,大家就觉得这不是新闻了。所以,第二天回来,我在北京的报纸上,不超过4家看到《一个都不能少》的开机新闻,不超过豆腐块那么大。

还有一次,《鬼子来了》,姜文在昆仑饭店多功能厅请了200多家媒体,第二天。我就找到一家报道的。所以,我就发现,反而不如有选择性地给一家媒体。我们要的是效果,导演也好,投资方也好,要的是效果。最后,把人请多了,变成了没效果。

媒体和我们的合作其实是一种互补,我给你们娱乐新闻,你报道给大众,而且正是观众想了解的,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这个良性循环你做了手脚,我看见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又要给我胡写了,我就想把嘴贴上封条。

三联生活周刊:我听到的另一种声音是你在把张艺谋上升到一个民族电影代表的高度。

张伟平:我觉得,张艺谋为中国电影做出的贡献,应该有这个地位,站在这个位置上。否则,中国申奥片,为什么选择的是张艺谋而不是其他导演,上海申博为什么选择的也是张艺谋?至于上升到民族高度,中国电影是不是民族文化的代表?你看哪个导演还这么执著地拍电影,连电视剧都不拍,中国只剩下张艺谋了。很多好莱坞大公司找他去拍片,他都婉谢了,他就这么执著地拍中国电影。

三联生活周刊:还有一种声音是张艺谋这些年来变得越来越商业。

张伟平:我觉得不是越来越商业了,而是心里越来越装着观众了。从前他的电影永远在国外得奖,但国内没人看,《我的父亲母亲》国内票房也不好。现在张艺谋心里装着观众了,《英雄》国内拿了2.5亿票房,国外征服了很多老外,这又不对了,你说,他怎么做对?你说张艺谋还有没有活路?张艺谋够不容易了。

三联生活周刊:他的转变和他与你的合作有关系么?

张伟平:我觉得有关系,我们合作得太紧密了。张艺谋对我的态度非常看重,每一部影片完成,第一个看影片的一定是我。主要还是张艺谋本人的思考,但是不否认有我们相互的影响。

(摄影:白小妍/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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