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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老师关系与金钱

2004-06-24 11:26 作者:吴琪 2004年第26期
“当时考场外就像一个大的集贸市场,你若问出租车司机,哪儿作弊最厉害,他们一准儿告诉你:濮阳县三中门口。”

2004年6月8日,在福州一高考考点外有人兜售高考“试卷”,所谓的“试卷”与高考试卷一对比,却完全不同

失控的考场外

舞弊的公开性多少让人有些吃惊。

“当时考场外就像一个大的集贸市场,你若问出租车司机,哪儿作弊最厉害,他们一准儿告诉你:濮阳县三中门口。”

三中位于濮阳县一条主要街道国庆路的边上,学校大门到马路边要通过一条不足百米的巷子,马路两侧各种规模不大的文具店、书店、小百货一溜排开。6月7日、8日两天的热闹场景让摊贩们提到就来劲:差不多两千名学生、若干送考家长聚集在此,县城里的学生都是“打的”进出,“又是人又是车,闹轰轰的”。热闹劲延续到开考后,“上十个家长聚在一堆,每人拿着手机,嘴里念叨着A呀、B呀的,沿路都是。”在观察更细致的一位送考家长看来,“考试到了后半截,很多家长的手机就开始热闹了,有的发短信,有的干脆直接打手机,互相对答案。一个女的说第6题是C,旁边那个男的说他接到的是B,两人还差点吵起来。”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考生从考场奔跑出来的第一反应,“很多孩子手里举着手机,碰见熟人就喊,不错,不错”。在学校门口卖了十几年饮料的李老头的明显印象是,“学生有手机的特别多,去年就不少,今年更多。” 出租车司机张杰在两天里载过5拨考生,“有两拨在车上还在对答案,另一拨一个学生跟家长抱怨不公平,反正大家多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学校门口仅是一个外显的场所,让人更容易产生联想的是一墙之隔的考场。然而至少从表面看,考试准备工作安排中规中矩。按照三中考生杜成刚(化名)对记者的描述,校区内的所有教室基本上用做了考场,66个考场遍布四层高的教学南楼、三层教学西楼、三层教学北楼和男女两栋学生宿舍间的实验楼。每层楼仅四个教室,教室内看上去一目了然,四排座位的30个考生按照“七八八七”的人数入座,一人一桌,前后错开,“大家的答题卡是有A、B分类的,对每个考生来说,如果自己是A类答题卡,周围所有的人用的是B类”。

濮阳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提供的是考试公平的制度性措施。濮阳县的考点为县一中和县三中,监考老师一半来自濮阳本县,另一半则由邻县南乐县等地抽调。以本县监考老师的选拔为例,先从6个其他学校中选出360名老师,高考前一天下午再从中筛选出三所学校的100多名监考老师。还要确定邻县的100多名教师,监考老师到市里统一培训。6月7日上午开考前的一刻钟,所有监考老师在特设的办公室统一抽取教室钥匙,由此决定监考的教室,“全程都有录像监控的,而且每考一科,监考老师都要调整一次”。

高考第一天晚上,濮阳市高招领导小组和教育主管部门向各考点下发了《关于禁止考生带通讯工具进考场的通知》。有知情者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第一天就发现了用手机作弊的学生”,可并没有具体违规的学生被牵扯出来。到6月8日下午的综合课考试,由于考试题量大分值高,带手机的学生更多了。“一些监考老师在开考前让学生上缴手机”,最后三中1925名考生主动交出113部手机、3部传呼机,考试过程中老师又收缴了39部手机。而考场外的吵闹更甚,一些学生考完后欣喜地互相感慨:“我前后居然收到了5份答案!头两回还仔细看,发到第三遍、第四遍我就懒得理了。”

两天的高考结束后,学生们各自散去,考场内外的喧嚣也将随之逐渐被忘记。如果不是高考程序外的一次“额外”监督,平静并不会轻易打破。

舞弊被暴露前后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考场外作弊现场的偷拍才真正给濮阳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该栏目几个月前就接到当地好几人用公用电话举报高考作弊,今年高考前两位记者偷偷在考场外蹲点。由于学校大门及教学区距离马路近百米,根本无法接近教室。“2000年媒体偷拍湖南嘉禾作弊时,记者就在教室对面的楼里,教室里发生的事看得非常清楚。”等到6月7日高考真正开始后,在路边蹲点的央视记者发现,“马路边就有一堆堆的人念答案、发短信、打手机,即使在路边拍到的现象就已经很触目了!”和濮阳县三中齐名的另一所“重点”中学濮阳县一中也在国庆路上,两校相隔仅两三百米,“我走过去一看,门口同样有对答案的家长,只是人没那么多”。由于摄像记者只能在一处拍摄,所以只好放弃了对县一中的偷拍。虽然无法接近教室内部,爬到附近楼上的记者还是偷拍到了几个挂着工作证的监考老师偷偷离开教室的场景。

《焦点访谈》将所拍内容反映到相关部门后,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作了批示,河南省副秘书长曹国营任组长、省教育厅、公安厅等领导组成督察组于6月10日下午抵达濮阳。濮阳市委当天晚上成立专案调查组,从纪检监察、公安、教育等部门抽调150多人连夜开展工作,最后增加到290多人参与办案。《焦点访谈》给当地政府提出了四点疑问:一,教室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二,谁策划了这次作弊?三,到底多少考场、多少学生参加了作弊?四,监考老师是否参与了作弊?

6月11日凌晨3点至4点,濮阳县、南乐县在濮阳县三中监考的132名教师和濮阳县三中17名综合课教师全部集合到所在县的办案地点。办案人员同时对其中人员移动公司用户和联通公司用户在6月8日下午5点到5点半使用手机打电话和发短信的情况进行调查。至6月12日下午,一个以濮阳县三中政教处副主任田春山的7人舞弊团伙基本暴露。

记者6月18日来到濮阳时,各主要政府部门草木皆兵,由于全市11位领导干部(包括市教育局局长张秋郎、副局长解朝聘、濮阳县委副书记高朝亮等)都因此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主要领导均为临时兼任。市纪检委办公楼基本人去楼空,办公室主任冯金学说,市纪检委的80人几乎全部到专案组了,连办公室的人也抽调办案了,“我的印象中,这在濮阳是头一次”。下午市教育局则刚刚召开会议宣布该部门领导人的处分决定,招生办的一位中年女子跟记者谈及此事忽然眼圈发红,“(这个事)对我们做高考工作的人是个沉重的打击,高考招生工作有那么多重链条,一个环节出了事,影响了多少人的命运。”

6月17、18日是高三学生回校填报高考志愿的日子,原本离不开班主任,但三中的校门口贴着醒目的任命通知,全年级20个班中,大多数班级都由临时班主任替代工作。一些学生说,“考试完后就再也没见着班主任了,手机也联系不上”。

考场内“潜规则”

据知情人介绍,田春山称自己最初的动机只是“为了照顾关系户”,在高考中给熟人帮点忙,另外也挣点钱。作为濮阳县三中政教处副主任,田春山这个位置能够建立在这一地区的各种关系。当时,田春山找到高三年级主任肖付印,两人与高三年级主任数学教师李连培、高三十班班主任物理教师贾艳军、高三十六班班主任语文教师张省伟、高三十八班班主任政治教师崔光明一起找到几十个学生关系户,又有一些熟人听说此事后“慕名”而来。其中有两名老师甚至在课堂上公开跟学生说,如果高考需要帮忙,可以来找老师。在最终聚集的10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都是三中本校的学生,也有部分一中的学生托关系找来。与惯常人们所想象老师出于压力希望提高升学率相反,田春山的“客户”并不对县一中与三中区别对待,只要有关系还有钱,就提供答案。虽然这两所学校是竞争关系。“帮忙”的费用最初在每科1000元上下,随着考试的临近,又上升为2000到2500元不等。最终田春山等从100多个学生手里收取了20万元。

对于高三的大多数同学来说,并不知道这个隐秘群体的活动,而他们也并不成为老师拉拢来“帮助”的对象。本地媒体的一位资深记者项进(化名)对记者分析说,濮阳县是个省级贫困县,下辖22个乡镇,其中7个沿黄乡镇特别贫穷,110万人口中县城人口仅占10万。这种人口比例也反映在了班级上,县里中学约90%的学生来自农村,有很多人一天只有不足一元的生活费,回家一次就带来一周的咸菜,连馒头都舍不得经常吃,1000元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几近天文数字。而作弊还必须有手机,对于贫困生来说,“家里化肥都买不起,哪里还能买手机”。在学校中的另一普遍现象是,家庭贫困的孩子学习成绩往往不错,高考找人帮忙的需求并不大。

县城里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便成为购买“帮助”的主流人群,一些成绩不错的学生也抱着“有备无患”的想法加入,其中当然也有农村孩子。学生在交钱时同时把手机号交给老师,田春山等人在考试前做好了一张100多名交钱学生的姓名、考场、考号、手机号等基本资料的名单。事实上,真正加入到手机作弊的学生并不止于名单所记录者。一位知情人说,有些学生为了帮助好友,有些为了多几个人分担费用,一个人得到答案后往往传给自己联系的“下线”,到底参与收发短信的群体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

买通监考老师成了舞弊最重要的环节。深谙此理的田春山等人送起钱来“出手相当大方”,监考老师与自己这几位任课教师对钱数的分配比例是二比一,也就是说聚拢的20万元中,打点监考老师用了14万,田某等七位老师共得6万,每人最后分得8000到8400元不等。按照教育局实行的回避制度,监考老师与三中本校的老师并不相熟,这个数目不小的群体怎会如此一致地收受贿赂?在此地媒体工作的项进提供的解释是,“她们至少觉得收钱是安全的”。项进说,当地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有些老师争着送礼想去监考,因为“会有回报的”。虽然每个具体的行贿与受贿者可能并不相识,但他们已经有了“活动”时约定俗成的规矩。从知情人处得到的消息也印证了此种说法,这次在三中监考的老师来自四个学校,每个学校有一个监考带队人,田春山等只需将钱送给带队的四个老师,剩下的分配就由各学校内部协调。

按照与监考老师达成的约定,交钱学生立即在考试时获得优待。收钱后的监考老师记住需要“照顾”的学生,根据学生出价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交600元的学生给他一个宽松的考试环境,交1200的可以透露几道题”。而对于没有交钱的学生,田等特地嘱咐,“严格管理”。

有了监考老师的“视而不见”甚至是帮忙,舞弊的渠道变得相当畅通。只需要有人将考题偷出。李艳霞便是将考题带出考场外的一个关键人物。按照知情人的描述,李是从县三中毕业的郑州某高校学生,今年又“混”进考生队伍准备重考,她的弟弟刚好也是今年毕业。考试中,李艳霞用数码相机拍下题目,以身体不舒服为由上医务室,借机将相机塞到高三教师郭循奎手里,郭将题目带到田春山家里,做好后用手机传回考场。在三中43考点考试的一中学生杨飞、胡新可两人以李艳霞为中间人买到答案后,请同学曹广震的姐姐曹硕彦帮忙,用电脑向场内20名考生发送答案。其他各种网络关系的交易在同时进行,以至于花了钱的考生感觉“答案漫天在飞”。

舞弊的滋生空间

教育机会在濮阳的热门程度甚至超过普通人的想象。在濮阳县的四所普通高中里,县一中与县三中同为重点中学,两校对外宣称的升学率都超过了50%。记者在一份《全国重点高中分布套图》中了解到,濮阳县三中统考成绩一直名列全市前茅,1993年以来高考升学率平均增长33.4%,连续九年全县第一、全市前茅。重点中学永远供不应求,虽然市教育局的宣传栏里贴着“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班额(重点高中每班40人,普通高中每班45人)进行招生”的规定,事实上几乎每所重点学校的学生数都严重超标。以记者了解到的县三中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为例,20个班1800多名学生,其中1100人为应届生,另外8个班的学生都是参加过高考的“复习生”。

考上理想大学的愿望对于这个贫困地区的学生来说显得尤其强烈。策划舞弊的田春山为政教处副主任,同时兼任高三年级二十班的班主任,用同学的话说,是当地“有一定名气的化学老师”。田春山所带的二十班是一个重点“复习班”,所有学生都是高考曾经上了本科线,但因为没有考上理想大学而复读的,“都是瞄准重点大学去的”。对于普通学生来说,在县里重点中学读书已经是件荣耀的事,100多户人家的村子里仅有几个幸运者,“多数人初中毕业就出外打工了”,对于留下读高中的孩子来说,“心里都有上大学的打算的”。学校对于条件不够又想进入的学生,收取数额不低的“择校费”,而对于有可能拖后腿的学生,老师便劝其高考时以外校学生的名义参加。升学率在各种竞争中成了一个最核心的硬指标。

对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争夺成了一场持久战。按照当地资深记者项进的说法,“一个重点学校的社会能量相当强大,往往超出了学校本身”。濮阳县三中老师的关系户们是一个层面上各种权力阶层的一种纠结,这种争夺甚至延续到重点小学。出租车司机张杰介绍到,濮阳市某小学是重点,本来市公安局的家属院在京开路以西、胜利路以北,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对应的是金堤小学。但是“他们关系硬,最后家属院单独划到了市一小所属的片区”。

在这样的境况下,高考舞弊案的发生似乎不太难理解。而记者真正深入此地采访后,更多的舞弊“故事”进入了视线。记者从可靠渠道获得另一起濮阳市高考作弊的案件已经结案,该案由于涉案人数有限而被县三中的案件“遮蔽”了。据了解,今年6月7日下午,濮阳市公安局华龙区分局黄河路派出所接到110报警,称有好几个人在武警支队宿舍的一间房间里鬼鬼祟祟。接警民警堵住了房间里的6个人,才发现他们在为同时进行的高考“提供帮助”。被抓获的6人包括濮阳市外国语高中的英语老师,濮阳市检察院反贪局某副局长等,该副局长的女儿今年在外国语高中高考,便策划出“帮助手段”。

而就在《焦点访谈》6月19日晚上对县三中高考案曝光后,记者又接到当地群众的几起举报。其中一人称,今年高考时某县某中老师特意将优等生安排在一个考场内,考试中老师和他们一起做题,再将答案拿出来帮助差生。并没有挣钱目的的老师看中的是升学率,“一个学校多出几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命运便大不一样,老师的奖金也不一样了。”这位自称毕业于该校的学生说,“类似濮阳县三中的事可不少,只是今年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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