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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树与张悦然,作家和美少女

2004-06-17 11:00 2004年第25期
6月底才满21岁的春树没想好究竟在哪里开她的生日大PARTY,一个备选的地方是猜火车酒吧,经常有一些诗歌朗诵会在那里举行。春树主编了《80年代诗选》,自己掏钱印了几百本送朋友;另一个地方是凯宾斯基饭店,她想请朋友们在那里大吃一顿,她的随笔集即将出版,拿到版税自然要请客吃饭

张悦然的小说中几乎没有性描写,“我不知道怎样去写”。她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假想过她的读者会是有“幼齿”喜好的男人

6月底才满21岁的春树没想好究竟在哪里开她的生日大PARTY,一个备选的地方是猜火车酒吧,经常有一些诗歌朗诵会在那里举行。春树主编了《80年代诗选》,自己掏钱印了几百本送朋友;另一个地方是凯宾斯基饭店,她想请朋友们在那里大吃一顿,她的随笔集即将出版,拿到版税自然要请客吃饭

从传统意义上看,春树是个坏学生,张悦然是个好学生。春树喜欢北大,她在离北大很近的一所职业高中上学,但念到一半就退学了,“我实在受不了学校的那股愚蠢劲,其实学校里有好几个老师都挺好的,她们能理解我们,但好的老师也会被体制同化。”退学之后,她在家里开始写小说——《北京娃娃》。

张悦然在山东省实验中学念高中,2000年1月,她在“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得到了一个保送清华大学的机会,“我想学法律,毕竟女孩子学纯粹的理工科太累了。不用参加高考,我就疯玩了几个月,考了一次托福,成绩不太好,570,可后来教委又有文件下来说,只有理科的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才能被保送,其他一律取消,这不是戏弄人吗?”

张悦然于是重新准备高考,2001年夏天,她考上了山东大学,一个法律与英语的双学位班。“因为耽误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否则我可以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但很快,她得到了另一个机会,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济南招生,她参加了考试——数学、物理、英语,三门过后是面试,她说,实验中学是以理科为特色的,谁要是去上文科班就好像是笨点似的,所以她一直是理科生,她在济南呆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想要离开。现在她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三年级学生。

春树与张悦然应该算是老乡,但她的童年是在山东莱州的乡下度过。“我从农村到北京,并不觉得自卑,家里是穷,小时候也曾一年就有一件新衣服。”张悦然准备高考的时候,春树正在写她的小说。“我们家里就一台电脑,我和我弟弟要抢着用,写小说写了一年,等出版又等了一年,我都18岁了,在家里无所事事,吃父母的,肯定和家里有矛盾、吵架。我那时候真穷,穷得连上网吧的钱都没有了,我就发誓,在我20岁之前我一定要挣到100万。结果到我20岁的时候,我真有100万了,这就是奇迹。”

春树第一次“有钱的感觉”来自于王府饭店的购物经历,商业社会过早地给予她现实的商业刺激与启蒙。她看上了一双高跟鞋,4000多块,不舍得,与她同行的是购买了《北京娃娃》电影改编权的一位制片人,他对春树说:“买下来,4000块不算什么,以后,就算是4万、40万的东西你也会买的。”后来,她曾经为一次诗歌朗诵会专门买下一件1万块的MaxMara红色礼服,给父母在北京买了房子,给老家的姥姥和姨盖了新房子,最近她看上了一块价值3万元的欧米茄手表。“现在我和我父母一起住,我想我以后会真正的独立,会离开家,那在此之前我想和父母好好过上一段时间。”

春树在她的小说中讲述了她与妈妈的一段故事,有一次,她要去开封参加一个地下摇滚乐的庆典,妈妈不让她去,而她坚持要去,最后是妈妈陪她一起到了开封,她本来想在那里呆上一个月,但三天之后决定离开,因为那里的演出不好看。

“我有一个好妈妈,我小时候在农村,我爸在北京,有好多年都是我和妈妈一起生活。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好,即使我几天夜不归宿,他们只要看到我好好的回来了,也不会骂我打我。惟一的一次,我爸打了我一巴掌,就是‘9·11’那天,我和我弟争遥控器,这么点小事,他给了我一巴掌,我就到厨房拿了把刀出来,后来我就跑到外面的酒吧里去,后来就是所有人的电话都响了,说美国那里撞飞机了。”

春树混迹于地下摇滚圈子、感受到她的愤怒之时,张悦然在校园里开始她少女的忧伤。她还记得初三时的语文课本,她总会翻到柳永的词《雨霖铃》那一课,心里想什么时候才会讲到这一课呢。真讲到这一课的时候,老师并没有认真讲解,只让大家读一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课有改革,一周内总有几节课的时间是在学校阅览室里进行,上课就是看书。那时候,她读到了当时流行的小说,她说:“我当时就觉得有的文字很好,一看就知道是大学里科班出身,相比之下,有的文字就差一些。后来我看到一篇小说,并不觉得惊讶,因为我身边也有那种软绵绵的男生。”

她指的是高中的一个男同学,在她的某一篇小说中,她以“小野”称呼这个同性恋同学——小野喜欢上了另一个男生,给他写情书,结果那男孩把情书当众朗读了一遍,小野自杀了一次,后来又给张悦然写了封情书,“他想借此摆脱他的危机。表明他也可以爱一个女孩。”

21岁的张悦然很从容地谈论着“情结”、“故事的内核”、“迷恋文字”,她看库切、阿兰·德波顿这些最流行的小说,她还看时尚类的杂志,“因为想让自己好看”。她想在大学毕业之后能以写作为生,她回忆她的少女时代,说出来的话就像是小说:“我那时候有个男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卫生委员,我们要查各个教室的卫生,所以总是比较晚才回家,他的睫毛特别长,放上去一根棉签都不会掉下来。其实我还喜欢一个男孩子,他在日本呆过几年,所以有些大男子主义,我们两个总是吵架,我是班干部,总说他扰乱秩序要送他去老师的办公室,去办公室要走5分钟,这段路上,他总能说服我,让我放他回去。我喜欢这个游戏,送他去再放他回来。”

张悦然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的印数没有超过10万、《樱桃之远》印数20万,与另一些红火的少年作家相比并不多:“出版社也会暗示,该做的宣传我们都做了,发得不多还是内容的问题。有的相熟的编辑说,看我小小的年纪就要应对这个商业社会,怪可怜的。”

与张悦然相比,春树显得很孩子气,她的话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富有跳跃性,“我想写一本关于‘文革’的小说,可能因为我喜欢军装吧。要是再来一次‘文革’,我肯定是第一个被打死的,为什么?因为我有作风问题呀,我还上过《时代》,里通外国。”

她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说中年人才喜欢巴黎,她喜欢美国,喜欢美国电影,直截了当。她说她很快就要到美国去,9月份就会去读书,先念6个月的语言,然后可能去学哲学,“我喜欢萨特,有些东西我看不懂,可有些话我觉得就是替我说出来了。学哲学,因为想知道活着是为什么。”她轻松地笑起来,好像已经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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