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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我们为什么紧张

2004-06-10 13:31 作者:程义峰 刘蓁 2004年第22期
“食品进入市场后,特别是对一般消费者来说,价格因素被放大。在经济学上,‘食品安全’指的就是有足够的收入购买安全的食品”

2004年1月,福州市工商局查处了一地下年糕加工窝点,执法人员捣毁了用于加工年糕的各类工具

毒粉丝、毒腐竹、假劣白酒、病死猪肉、劣质奶粉……分析我国各种食品安全事故,可以发现受害者以城市困难群体、农民工及农村人群为主,由于经济收入和购买力有限,消费层次低,他们对日用食品的价格相当敏感。

与低收入群体不同的是,收入较高的人群有能力支付安全成本。著名学者徐晓新说:“食品进入市场后,特别是对一般消费者来说,价格因素被放大。在经济学上,‘食品安全’指的就是有足够的收入购买安全的食品”

中国农业大学的何宇博士曾对农村消费环境作过调查。他说,如今广大农村已经成了问题食品的重灾区,假冒伪劣食品出现的频率高、流通快、范围广,而且不法商人制假售假的手段和形式更高明、更隐蔽。农村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维权能力较弱,不少人购买食品时习惯于简单的钱物交换,不索要发票,更谈不上索取保修单等售后服务凭据,不懂得如何根据企业承诺的“三包”和售后服务条款等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益。而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一现象已经扩大到一些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和城市下岗失业人群。

徐晓新说,我国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消费者,具有居住分散、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环境较差、文化素质不高等特点,往往成为最脆弱、也最易受害的消费者群体。“他们选择食品时,很注重产品的价格差距,往往把价格因素放在第一位,几毛钱的差价就可能左右他们的决定。”他说,“与此同时,很多食品由于把成本压得很低而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在同类产品中可轻易获得低收入消费群体的青睐。”

“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徐晓新说,“一是不法制造商受利益驱使,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甚至掺毒;二是滥用食品添加剂;三是农药残留超标严重。由于农民的素质比较低和利益趋使,农民购买并使用剧毒的农药,这是食品安全问题最初的源头。另一方面,食品加工类企业对于资金和技术要求不高,行业进入门槛低,整个行业中企业众多,其中不乏小作坊式的小企业,增加了食品不安全的系数。”

何宇说,目前我国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促进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连续性。往往是在出现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之后,由上级行政机关发布行政条文,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这场风过后,打击假冒伪劣食品的行动往往偃旗息鼓,在风头上隐匿起来的制假造假分子又开始重新行动。这种缺乏规范和连续性的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过程,使得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难以摆脱泛滥——打击——食品安全问题暂时缓解——再度猖獗——再打击这样的怪圈。

以“调查、警示、质疑”为主题词的央视栏目《每周质量报告》自去年“五一”开播以来,收视率长期排在新闻频道的第一位。该栏目制片人吴光秋说:“我们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为了取得市场竞争的优势,很多企业大幅降低成本,市场上出现了‘香肠比猪肉便宜’、‘豆腐比豆子便宜’等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些不法生产商对市场造成了冲击。要根治这种不正常现象,除了政府监管,还应该加强产业控制,不断调整产业政策,用行业的力量来制裁制假者和不公平竞争。”

吴光秋说,《每周质量报告》面对的主要是大专以上学历的中高端观众,定位在城市。“我觉得在食品安全面前,不管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境遇都是一样的。但不得不承认,低收入群体在这方面的烦恼要更多一些,受的伤害也很大,因为城里人遇到的也许只是假货,而乡下人遇到的很可能是有毒食品。”该栏目主编沈伟则表示,栏目自创办以来,曝光最多的还是一些企业众多的农业大省如安徽、河南、山东、湖南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村是食品案件的多发地区。

38岁的杜佐林(化名)是广西南宁市一位食品商人,多年在全国各地跑食品销售。他向记者讲述了食品从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直到消费者的价格变化,以及自己看到的一些不法商人的所作所为。

“最近我和一个县办的罐头厂接触比较频繁,这个厂100多号正式职工,还有300多临时工,一年生产2000多吨荔枝、菠萝和龙眼罐头。从成本上看,一个罐头瓶及瓶盖要3毛钱,加上原料费,接近8毛钱。一瓶罐头的出厂价是一块多,有5%的利润,而到了批发商那里,利润可以达到10%甚至更高。也就是说,从批发商到零售商,每瓶罐头从1块多涨到2块多。因为批发商一般控制着固定的市场和客源,他们在价格上更有发言权,厂家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也经常跑到一些小型食品加工企业和小生产作坊去看,这些小企业都没有卫生管理制度,食品加工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卫生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混乱且严重超标;生产设备陈旧简陋,工艺落后,产品做不到批批检验合格后出厂。此外,在谋求暴利驱使下,企业还会故意生产假冒伪劣食品。而现实中,由于可以带来就业机会、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假货进行了保护,进一步加剧了制假造假的行为。”

在吴光秋看来,地方保护并不是最可怕的。“在很多食品案件中,政府掀开地方保护伞,显得不太困难。最可怕的是产业保护,为了行业的名声甚至少数人的私利,对制假售假进行包庇。从这方面讲,要根除食品危机,除了法制和市场的力量,还得调整产业政策。”

“穷人市场和富人市场”

——专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曹锦清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一段时间,阜阳奶粉事件,广东、云南的假酒事件等重大事故频频发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事件几乎集中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村地区。

曹锦清:这些事件的发生背后都有同样的经济方面因素:贫穷的老百姓消费不起安全食品,但是他们必须要消费,因此就有不安全但便宜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一碗面条,老百姓只管放到碗里的面条分量足够,无力顾及碗外面条的来源是否安全,碗外的卫生条件是否合格,或者碗外的就餐环境怎样。碗外边的东西也需要付钱,可他们只买得起碗里的东西,哪怕是“伪劣”产品。我去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小县城饭馆的环境真的很差,就在街边,尘土飞扬,还有苍蝇,餐具什么的也不消毒。但这些饭馆就是便宜,在这里能够用最少的钱把肚皮填饱,这就能够满足当地人的要求了。西欧18世纪、19世纪之际,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商业发展,贫富剧烈分化,也出现过伪劣商品泛滥的阶段。我们的社会就正在经历着类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怎样从经济学上理解商品与消费者的购买力?

曹锦清:在经济学中,一个商品的实际价格是受消费者的购买力限制的。只有有足够支付能力的消费群体才能够为商品的安全支付额外费用。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市场,被局限的商品价格,使生产者和销售者为了获得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基本利润,不得不以压低成本为前提。被压低的有劳动的环境与保障,有劳动力的价格——这些劳动力反过来就正好是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因此他们的消费能力越发低下——还有产品的原材料成本。当这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低到他们只能够承受低于合理成本的价格,提供给他们的产品便不得不被压低到合理的价格以下,这也就是大量假冒和劣质商品出现的根源。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我们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吗?

曹锦清: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贫富分化,市场也随之分成了富人的市场和穷人的市场。所谓富人的市场,是指有支付能力的人购买价格高质量好的商品。像食品,他们会在大超市、大商场购买。商家在这种情况下会考虑到信誉问题,进货质量就会好,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厂家由于销售价格高,也愿意投入高的成本,因此富人市场上的东西相对来说安全性更高一些。而穷人的市场,则是由于收入低的人们对价格敏感,他们的购买力不足,实际消费能力有限,决定了商品价格无法提高。销售价格不够高,其实根本无法生产,但是如果按照“好”商品的价格,那就完全销不动,针对这个市场的产品生产者想要获得利润,就只有压低成本一条路。在商品成本的组成中,劳动力的价格本来已经相当低,几乎没有再下降的空间,而劳动环境和基本劳动的劳动保护也是一直欠缺,无可削减。因此,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原材料成本上做文章。当消费者能够承受的市场价格已经低到比合格产品的正常成本还低,伪劣就必然出来。就像阜阳的问题奶粉,奶粉的成本要十二三块,可是消费者只买得起10元以下的,所以只能用毫无营养的东西代替。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看待政府的监管作用?

曹锦清:如今能够控制和监督假冒伪劣产品的力量太弱。政府的监管有很多问题,现在很多报道已经揭示出来了。另外应该起到自我检查作用的传统的商业伦理和道德责任,也表现得很弱。农村中以传统和道德建构起来的信用,在工业化面前,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面前,其约束作用就显得太弱。即使是还有保存着的村落中的诚信,也无法扩展到全国的范围。

三联生活周刊:有很多人也把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当成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曹锦清:这确实也是原因之一,但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对大部分伪劣产品也辨别不出来。我们比他们清楚的是,应该去大超市等地方买东西,我们相当于是把鉴别能力与信任度交给了超市。我们认为大超市为了自身的信誉,事先会检验,销售伪劣产品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说到底,我们能够去超市买东西,是因为我们能够支付得起超市为我们鉴别产品的花费。普通菜市场上卖两毛钱一斤的菜,超市卖两块一斤,这一块八可以看成我们为了食品安全的额外支付。但是一个贫困的人,他只有一块钱,除了吃饭还要穿衣,他付不起一块八,他只能去冒这个风险。低收入阶层是庞大的,即使他们的消费欲望被唤起,他们对消费的实际支付能力也不足,这个矛盾不消除,问题就不会真正消失。

最近查处的食品安全案件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致使13名婴儿死亡后,全国工商系统全力清查劣质奶粉,严厉查处制售劣质奶粉的违法行为。查获的55种不合格奶粉共涉及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家企业。经过一个多月调查,政府对47人进行了刑事拘留,31名制假售假者被正式逮捕。

广州市白云、天河、花都等地先后发生群众饮用散装白酒中毒致死11人的事件后,共查扣涉嫌有毒散装白酒245公斤,封存工业酒精25.6吨,取缔无照经营商铺、地下作坊149间。查缴了散装劣质白酒、含甲醛水果冻、有毒泡菜等一大批劣质食品。截至5月22日,“5·11广州毒酒案”中的22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缉拿归案,其中10人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浙江温州乐清市工商局在加强儿童食品监管工作中,发现两种型号的水果冻甲醛含量严重超标,分别达到每公斤18毫克和19毫克。5月14日,温州市工商局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查缴劣质水果冻,截至17日,共查扣“佐佐”牌劣质水果冻630袋,其他三无、过期水果冻46公斤。

5月中旬,接到义乌市工商局有关劣质罐头的报告后,浙江省工商局在全省紧急部署查缴有害劣质罐头,截至17日,共查扣劣质罐头2899瓶。

为彻底清查用工业盐、敌敌畏腌制的“毒泡菜”,成都市工商局对全市大型批发市场及各辖区内的大中型超市、经营干杂的个体户进行全面清查,共查获劣质泡菜11171袋,酸菜鱼调料等113袋。

5月17日,深圳市工商局联合有关部门,对豆制品加工点展开突击检查,查处“黑豆腐”窝点、劣质面食品制作窝点及无照烧鹅黑窝点17家。

5月17日,西安市工商局开展紧急查缴“黑酱油”的行动,截至目前共查缴假冒醋200多箱、酱油170多箱,勾兑用原料醋酸2桶、酱色3桶,假冒商标标识8000多张、包装箱3000多个。

宁波一些菜牛屠宰户为使熟牛肉色泽红润、保鲜期长,在煮牛肉时掺入亚硝酸盐,一些熟牛肉每公斤亚硝酸盐含量竟高达20毫克。为此,宁波市工商局余姚分局连续开展清查行动,截至目前已查获添加工业盐熟牛肉1000多公斤。

据介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近期派出13个督查组,分赴各地督查督办,推动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扎实开展。

世界上最安全的美国食品监管体系

美国在食品安全方面拥有出色的记录,民众对食品放心度普遍较高。但由于食品工业发展迅猛及生产、加工、包装工艺的复杂性和目前美国食品中依靠进口的比例越来越大,美国目前仍面临食品安全问题,包括生物致病菌、毒素、农药残留、有害金属、食品变质等。但美国建立的食品安全系统有较完备的法律及强大的企业支持,将政府职能与各企业食品安全体系紧密结合,美国还在“21世纪食品工业发展计划”中将食品安全研究放到了首位。

在美国,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非常繁多,既有综合性的,如《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也有非常具体的《联邦肉类检查法》等。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所有食品,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及监管程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围绕着“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流程,重点抓可能通过日常饮食渠道危害健康的食源性疾病预防,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联邦政府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相应部门一起,构成了一套综合有效的安全保障体系,对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实行严格监管。目前,美国主要有两个部门负责食品检验工作,一个是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和检查署,负责肉、禽、蛋以外所有食品的检验工作。还有其他一些政府机构负有保障食品安全的使命,包括食品安全研究、教育、预防、监测、标准制定和应急事件反应等,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所有食源性疾病的调查与防治。

这些食品检验机构有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专家,如化学家、微生物学家、毒物学家、食品工艺学家、病理学家、分子生物学家、药理学家、营养学家,流行病学家、数学家和卫生学家等。他们的工作包括检查食品公司、收集并分析样品、监控进口产品、检查售前行为、从事消费者研究和进行消费者教育等。如果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就不允许其上市销售。消费者发现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举报。

美国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都是大企业,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企业,因此掺假现象极少。销售食品的基本上都是超市和商店,到夏天虽然会有一些露天菜市场,但全是蔬菜水果,没有肉食,减少了食物变质或污染的可能性。对于竞争激烈的企业来说,信誉就是生命。因此各企业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为顾客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以扩大销售,而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损害消费者。

从1996年开始,负责监管肉、禽、蛋等食品安全的美国农业部所属机构——食品安全及检验局决定,废除美国所有肉禽屠宰加工厂等已实施百年之久的原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代之以现代化的“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手段。新体系本着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能根据风险评估,帮助厂家识别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将人力物力等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以减少通过肉禽生产加工而进入食品供应链的病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从1997年也开始对海产品生产加工实施“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共涉及约4100个加工厂和150多种鱼类。另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年来还在逐步对水果蔬菜汁饮料生产加工等推行类似管理措施。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出于防恐需要,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投资力度更明显加大,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例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002和2003财政年度的食品安全预算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加,该管理局近来还雇用了650名调查和分析人员以充实负责食品安全的工作人员队伍。作为强化食品防恐的一部分,有关方面正在酝酿对国内外食品生产厂商实施更为严格的注册登记和通报等措施,这虽然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美国人对食品的信心,但客观上无疑会影响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为外国向美国出口农产品等制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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