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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生殖技术:当赫拉遇上赫耳墨斯……

2004-06-03 13:53 作者:鲁伊 2004年第21期
辅助生殖技术(IVF)走到今天,已经不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伦理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它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

试图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辅助生育的数字近几年来在急剧增加

辅助生殖技术(IVF)走到今天,已经不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伦理问题,在更大程度上,它变成了一个经济问题

在古希腊神话中,天后赫拉是掌管婚姻和生育的女神。因为这个原因,当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在1978年降生时,有人曾经提议给她取名为“赫拉”。这显然出自典型的实验室幽默感。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有一对不育夫妇想要求助于试管婴儿技术实现儿女绕膝的梦想,他们应该对之祈祷的神,可能要换成掌管商业的赫耳墨斯了。

在过去的4年中,居住在纽约的莱恩·托德(Leigh Todd)为了要一个孩子,先后在纽约、芝加哥和拉斯维加斯的辅助生殖诊所看了10个医生。为此,她一共支付了3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虽然在开始寻求解决不育症的办法时,她对自己到底要什么并不确定,莱恩·托德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检测和治疗中,接受一切安排,支付医生开出的全部账单。

在为不育症而烦恼的人中,莱恩·托德的遭遇绝非特例。她只不过是较为幸运的一个。首先,作为托德夫人,有托德先生用自己的信用卡为她全部的治疗费用买单,其次,虽然过程漫长,但她毕竟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其他人呢?

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辅助生殖医疗机构的数目在成倍增加,与之相伴的是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目前,患者完成一轮治疗大约要花25000美元左右,还不包括旅行、住宿和其他因此发生的费用。而且,越来越多的诊所会向患者提供一份“自助式选择菜单”,其中包括细胞质内精子注射(ICSI)令卵细胞受精,辅助人工孵化受精卵以帮助胚胎分裂发育,胚胎碎片整理以去除偏离的细胞质片段,胚胎植入子宫前的遗传基因检测,胚胎冷冻和储存等等。每增加一项,就会在最终的账单上增加几千美元,而患者通常都会为此而买单。

昂贵的治疗费用并没有吓跑顾客。最近几年,试图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辅助生育的美国人一直在急剧增加。据统计数据,在美国,这个数字从1996年的64036人增加到了2001年的107587人。

生殖专家们认为,这种趋势部分源于医学技术进步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用捐献者的卵细胞,绝经后的妇女现在也可以怀孕生子。几乎无法产生任何精子的男性,在接受细胞质内精子注射(ICSI)治疗后,也能重为人父。以前会被辅助生殖机构拒绝的夫妇现在成了他们热烈欢迎的对象。有一些医生甚至向渴望成为母亲的女顾客许诺,通过使用某些会引起争议的治疗方法,如“伟哥栓剂”和“胚胎胶”,她们也能顺利怀孕。伟哥栓剂是一种放入女性阴道中的药剂,据说可以增加子宫中的血液流量,胚胎胶则号称可以让受精卵牢固地附着在子宫壁上——“成功着床”。

在辅助生殖这个竞争极为激烈而又利润丰厚的领域中,除了技术上的较量,不同的诊所还会采取许多商业手段来吸引顾客。有些诊所拒绝接治那些怀孕几率较低的顾客,从而提高自己的成功率。有些诊所则专门欢迎屡败屡试的顾客,向她们许诺奇迹的发生,从而收取极为昂贵的治疗费用——尽管采用的许多疗法缺乏医学基础,也没有证据能支持它们的有效性。

目前,从美国统计数据来看,辅助生殖技术的成功率依旧令人失望:对年龄在35岁以下的女性,使用自体卵细胞形成的受精卵,进行一轮试管婴儿治疗就成功怀孕生育的几率只有35%。年龄增加,成功受孕的几率显著下降。年龄在38到40岁之间的女性只有20%的成功率,年龄在41岁到42岁间的降到了10%。

接受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妇们并非不知道这些数据,然而,当最开始的尝试失败后,许多人陷入了不能罢手的困境。据《纽约时报》报道,绝大多数准备或正在接受一些非常规治疗手段的夫妇此前都进行过一轮以上的常规辅助生殖治疗并失败。一次次尝试不同诊所不同技术的人们也不尽是有钱人,许多人为此不得不抵押自己的住房,或是寻找第二份工作。惟一支持他们继续下去的,或许便只有希望。

事实上,生殖专家和制药商们也的确一直在给出“新的希望”。5月13日,《自然》杂志的网络版发布了一条新闻:美国拉斯维加斯市谢尔生殖医学研究所的创始人杰弗里·谢尔(Geoffrey Sher)及其同事在生殖生物医学网(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上发表论文指出,通过检测胚胎中的组织相容性白细胞抗原-G(HLA-G),就能判断出哪些胚胎有可能在植入妇女子宫后顺利发育并成功诞生,哪些胚胎则注定会胎死腹中。这样,就能够将试管婴儿技术的成功率增加一倍以上。

谢尔及其同事是在对200多名妇女、600个受精胚胎进行调查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他发现,对于39岁以下的妇女,如果植入她们体内的胚胎中HLA-G含量高于平均水平,71%会顺利怀孕,而HLA-G含量低于平均水平的胚胎只会让22%的妇女怀孕。对于超过39岁的妇女,怀孕率总体上变得相当之低,但较高的HLA-G含量依然会增加怀孕的几率。

此前有研究曾经间接显示,HLA-G含量高的胚胎分裂的更快,也更容易被植入,但新研究的结论却更肯定更直接。谢尔指出,根据这一研究结果,他已经在自己开设于美国的全部诊所中对所有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妇女进行胚胎HLA-G值检测。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他说,“这改变了我们进行辅助生殖治疗的方式”。

其实,如果搜索一下谢尔的讲话记录,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到某种技术改变了辅助生殖治疗的方式。在美国拥有7家连锁辅助生殖诊所的谢尔是另一种争议颇大的疗法——胚胎免疫测试和治疗——的主要倡导者。这种疗法认为,一些妇女总是无法怀孕,是因为她们的身体对胚胎产生排斥。这个理论是由对某些很容易怀孕但经常早期流产的女性进行的研究结论而推导出来的。

莱恩·托德就曾经是谢尔的一名患者。在尝试其他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失败后,她来到了谢尔主持的诊所。经过检测后,托德夫人被告知,她体内的抗体使她无法怀孕,作为解决办法,谢尔推荐她接受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的治疗。

目前,美国大多数生殖专家和美国辅助生殖协会都不赞成抗体测试,并认为IVIG疗法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芝加哥大学的妇女反复流产问题专家玛丽·史蒂芬森(Mary Stephenson)指出,IVIG疗法所依据的原理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无法受孕和经常流产之间并无任何联系。史蒂芬森曾经对51名不孕妇女进行了随机性的IVIG疗法疗效研究,结果显示,在采用IVIG疗法和未采用IVIG疗法的受试者间,怀孕的几率“没有任何差异”。

莱恩·托德了解这些争论,但依然接受了谢尔提供的IVIG疗法。第一次治疗花了她38000美元,虽然她成功怀孕,但后来却流产了。托德夫人在谢尔的诊所进行了3次IVIG辅助生殖治疗,都没能成功。后来,她在康奈尔的另一位医生处接受治疗后,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不过,莱恩·托德的案例无法用来评价IVIG疗法是否有效。最后给她提供治疗的医生个人不赞成IVIG疗法,并拒绝向她提供该种治疗,但在此期间,莱恩·托德继续从别的医生那里获得IVIG治疗。

话题回到新的HLA-G检测法,争论依然存在。一些生殖专家指出,虽然谢尔对每个胚胎的HLA-G都进行了检测,但他们依然遵循惯例,一次向子宫中植入两到三个胚胎。因此,试验结果并不能证明,HLA-G含量高的胚胎就是最终成功变成胎儿的那一个。而且,胚胎中HLA-G含量高究竟是不是成功受孕的因果,谢尔的研究小组也未能给出合理解释。

事情总是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最近,查普曼大学奥兰基分校的心理学家布莱纳·彼得森(Brennan Peterson)公布了一项对618对夫妇(其中525对不育)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当一对不育夫妇共同决定接受辅助生殖治疗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好起来。90%的不育夫妇对婚姻的满意程度高于或相当平均水平,因为这有点像一个共识:我和你,站在一起,对抗整个世界。对于这些人,适可而止或许是更好的建议。另一项研究显示,当治疗进入第3年时,夫妻间的压力会显著增加,而即使最终得偿所愿有了孩子,许多积累下来的问题也会让家庭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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