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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哪儿听相声

2004-03-25 14:05 作者:马戎戎 2004年第11期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在意相声是否低谷,只在意哪里才能听到相声

“电视相声时代”的来临,让相声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更直观

电视曾一度是相声面对观众的最便捷也最宽阔的康庄大道,然而,当春节晚会上的相声越来越耳不忍闻,当《曲苑杂坛》的收视率节节败退,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界发出一片“相声低谷”的惊呼声。其实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在意相声是否低谷,只在意哪里才能听到相声。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曾经说过:“只要有了场合、观众、段子、音响、情绪这十个字,相声准错不了!因为相声的生命力,正存在于普通百姓发出的最粗俗的笑声中。”

北京:“剧场相声”VS“电视相声”

2月28日下午6点15分,北京宣武区80岁的洪老先生穿着一身整齐的蓝布大褂,拄着拐杖,在儿子搀扶下,颤巍巍地走进东城区文化馆4楼的剧场。15分钟后,剧场里开始拥挤,7点整,500个座位已经无一空闲。

自从2003年10月,东城区与相声界携手推出“周末相声俱乐部”:每周六晚7点半推出一台全部由专业相声演员甚至相声大腕出演,票价仅20元的相声大会之后,这种场面每周六都会出现,每场的票经常在上周就已售空,观众来自全北京四面八方。

对于35岁以下的青年观众来说,“到剧场听相声”多少有点陌生。但对于50岁以上的人,“去剧场听相声”曾经是那么天经地义。

年逾古稀的汪宝琪老人曾是北京曲艺团团长。他还清楚记得“文革”前北京城里相声演出的情景。那时北京有好多相声演出场地,比较出名的有前门迎秋曲艺厅、“广德楼”,以及早些时在西单商场二楼的“启明茶社”。当时的剧场是真正的大众娱乐场所,计时收费,进门时发张小纸条,上面记着时间,出门再记下时间,每10分钟收2分钱。前门火车站边的剧场还承担着“候车室”的功能,许多旅客常在等车的时间跑到剧场里听一场相声。此外,庙会、天桥、护国寺、白塔寺也是相声艺人聚集的地方。

汪宝琪老人认为,当时相声剧场的遍地开花至少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广大市民有了消闲娱乐的去处;二是很多青年演员和相声作品有了磨练机会。相声界有句行话:“一遍拆洗一遍新”,说的就是相声段子要在面对观众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而许多当年在迎秋曲艺厅驻演的青年演员,如今也成了相声界的大师,比如李金斗的师傅赵振铎。

广播也是当时大家听相声的重要途径。1953年中国广播说唱团成立,汇聚了郭全宝、刘宝瑞、郭启儒、侯宝林等名家,许多经典段落通过广播为大家熟知。影响到相声创作上,就是格外重视相声的语言技巧,舞台表演的成分越来越少。

“文革”期间,相声剧场纷纷关闭。1981、1982年曾经恢复过几个剧场,但很快,“电视相声时代”来临,这些剧场在观众不足、票价不稳的情况下先后关闭。

1984年,相声大师马季在春节晚会上表演了著名的《宇宙牌香烟》。从此,相声找到了另一个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更直观的传播渠道,一直到90年代中期,相声在春节晚会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姜昆、冯巩、牛群等新生代相声演员依托电视成为明星,而他们在春节晚会上推出的节目如《虎口遐想》、《电梯风波》、《楼道曲》等也成为经典之作。受电视节目时间短、直观性强的影响,另一种相声创作趋势也悄然出现,那就是在相声中加入更多戏剧表演,尽量简化相声本身的铺垫过程。

1998年春节晚会上,牛群、冯巩演出了《坐享其成》,冯巩将“洋车”这一大型实物道具拉到了舞台上。这一举动也一度被视为是相声“异化”的标志。更有人撰文认为这实质上已经是喜剧小品,甚至认为,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形式改革对相声来说或许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相声更加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节奏、适应电视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对相声语言形式的忽略也使观众发出了“相声不好看”的抱怨。相声段子的迅速折旧,稿费微薄,人才缺乏也使相声质量日见滑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声界提出了“相声回归剧场”的主张。2001年9月,中国广播说唱团、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与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等公司联袂在民族宫大剧院连演五场《相声欣赏晚会》,场场观众爆棚,这是回归剧场的开始。2001年11月,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在长安大戏院上演,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相声界让相声回归剧场的决心。2002年正月的《“破五”逗你玩》、秋季的新编相声剧《明春曲》和岁末的《传统相声欣赏》被称之为回归剧场的发展。2003年,先是姜昆的《明春曲》梅开二度,再是杨氏父子的《疯狂短讯》火爆京城,岁末年初,民族宫大剧院更是举办了十余场相声晚会。2003年10月,在相声演员宋德全的提议下,“周末相声俱乐部”在东城区文化馆成立,为“相声回归剧场”活动填补了平民市场的空白。

天津:茶社相声

在天津,“去哪里听相声”似乎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旧时天津的演出场所并不多,除在茶馆、杂耍园子演唱外,主要还是在街头和庙会“撂地”卖艺。相声“撂地”的发祥地就在天津南市“三不管”。

解放后,“撂地”做艺逐渐消失,天津的茶社、文化馆成为相声演出的主要场所,并一直延续下来。目前天津最出名的相声茶馆有两个:荣吉大街的燕乐茶社专演传统相声,是相声大师马三立生前说相声的地方,如今是侯宝林弟子黄铁良和马三立弟子尹笑声领衔的天津众友相声团的演出“基地”。一张票6块钱,可以从门口大妈那里领一暖瓶热水和一个放了茶叶的茶杯。台上演员说得起劲,台下老观众自得其乐在台下接台词抖包袱,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可谓“古风浩荡”。众友相声团团员佟守本介绍说,相声界把场合分为四种:剧场、茶馆、镜头和体育馆,在剧场演出,要求声调要高,动作有表演性;在镜头前演出,段子要短,语言要准确精练;在体育馆这样的超大型场所演出,就只能靠大幅度的肢体语言了。相声演员最好的演出场所就是茶馆,和观众近,亲切,眼神能找到观众。

新华路上的名流茶馆环境较好,票价也稍贵:10元。这里主要演出的艺术团是哈哈笑艺术团,演出的内容明显更贴近现代生活,来这里的观众80%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舞台上常常会出现20岁以下的年轻演员逗哏,老演员捧哏的情况,哈哈笑团长宋勇介绍,这是相声界培养年轻演员的传统方式。茶馆的负责人于女士介绍,1999年以前茶馆主营曲艺,相声只是点缀,但没想到听相声的人越来越多,到如今相声演出的收入占了全部营业外额的2/3。目前,哈哈笑艺术团在这两个茶社每周演出七场,收入和茶社三七分成,每个演员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在天津曲艺界属于“高收入阶层”。

湖南:歌厅相声

20世纪30年代,相声演员开始到南方跑码头,将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带到了南方。1999年,来自湖南的奇志、大兵走上了春节联欢晚会,让观众领略到南方相声的漫画化、俚语化、滑稽化的独特魅力。

天津商人宋先生曾多次到长沙跑业务。长沙的歌厅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到长沙,他都要专去歌厅听相声。他说在自己眼里,歌厅与臭豆腐一样是长沙的特产,值得去好好品味。在长沙,歌厅的功能由最初的单纯休闲已经慢慢演变为商务洽谈、集会、交流的场所。原有的观众群也从个体老板扩展到普通大众。长沙的歌厅文化是一种以广大百姓为受众的“逗乐文化”。主持人和演员们用口头语言或肢体语言,把市民们身边的现象和生活中的幽默用“逗乐”方式表达出来。

相声界称这种在歌厅演出的演员叫“欢喜虫”。湖南的“欢喜虫”似乎更勤奋,奇志、大兵在成名前一年演出1000场,平均每天跑3家歌厅。而歌厅这种环境,也使他们的创作取材于市民生活,加入大量俚语,树立了一种独特的相声风格。

李金斗:我与剧场

李金斗身边的人一律尊称他为“斗(儿)爷”。这个充满了浓郁京味儿的称呼颇能代表着年近六十的李金斗在行中的形象:有号召力,豪爽,义气,重传统。作为一个接受传统相声教育,并一直坚持相声演员要先学好传统相声才能有所发展的演员,在他演艺生涯里,剧场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

学相声,从剧场开始

我13岁开始进科班学相声,1960年10月10日正式开课,12月26日我就开始登台,12月31日就开始给国家领导人演出。我为什么能这么快登台呢?因为教学方式好。当时我们是白天学完了,晚上老师带着你去剧场演出;第二天白天再给你排,晚上再学。我们行话叫“熏、过、遛”。“熏”就是听,“过”就是排,“遛”就是演。

这种氛围里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有一回演出的时候,后台去位老师,穿得很破。大家说,呦,这是怎么了?然后大家就一人20元,凑了200块钱给这老师渡难关。这种事情在相声界很多,我的师傅、师爷、师兄都是这样。现在,有人说我义气,其实我只是去效仿。还有一次我们到长春演出,高英培先生演了一个段子叫《石厂长》。现在很受欢迎啊,但当时第一场演出一个包袱都没响,我亲眼看见他给自己一个大嘴巴。他是最喜欢喝酒的,但那天晚上不吃不喝,熬到第二天早上6点,修改好了,来给我们讲,把我们都逗乐了,才肯吃饭。

电视相声,我适应不来

我第一次上电视是1979年,当时也是在剧场里现场直播。但后来我不怎么去电视晚会上演相声了,因为我的水平、语言结构,脾气秉性不适应,只能尽量闪展腾挪。

相声有相声的规律。相声要通过铺垫,一点一点来,我们叫“包袱”。电视呢,就违反了这个规律。因为一个晚会90分钟,不可能给你15分钟,那我们就要用相声的简单手段。简单手段用完了,就必须借鉴别的形式,比如向小品靠啊,往喜剧上靠啊,但那就不是相声了。大伙为什么觉得电视相声不可乐了,就是这种环境决定的。

剧场的形式就比较符合相声的艺术规律。过去的老艺人都讲究剧场。比如豆腐块剧场效果最不好,扇子面的效果最好。同样是大剧院,长安大戏院就比吉祥戏院好。长安大戏院底下有九个大铜缸,里面蓄水,演出时有专门的人不断往里蓄水,在长安大戏院演出就可以不用话筒。吉祥戏院没有这个,就必须用话筒。观众也有讲究。卖票、包场、组织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卖票的,观众真的有热情来看,大家来,就是想笑。电视相声达不到这种要求。

当然,电视对相声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我们每一个演员应该感谢电视对我们的包装。从我自己来说,如果不是电视对我的包装,也没有李金斗的今天。有人说我是相声艺术家,但我其实就是长得比较特殊,在电视上容易被认出来。大家经常说电视晚会的掌声有点假,这个假其实是对的,因为电视是“做节目”,这个“做”呢,就需要“做手脚”,演员也可能弄虚作假,比如音配像什么的。但在剧场里就是实打实的。没有人领着鼓掌,也没有人事先排练笑声。为什么要到剧场来说相声呢,到了这里,他就会知道,当没有人领掌,没有人领笑,会不会适应。这是对青年演员来说至关重要的,不能自己欺骗自己。

相声在低谷么?

相声是在低谷么?我觉得这是以讹传讹。你说这是低谷,那什么是高谷啊?你给我讲讲看看。现在我们一年200多场演出,几乎每天,所有的相声演员都不可能在家待着,住着楼房,开着大汽车。这是低谷,那就没高谷了。你不能把相声在电视上的曝光率作为相声在高谷还是低谷的依据。

当然现在相声确实有许多问题。现在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好,文化、素质比我们高,长得比我们漂亮,个子也高,但是学得不如我们扎实。大专班的学生,不会说《八扇屏》,不会说《卖布头》,很多人是为了文凭,不是为了相声。

还有就是实践场所太少。相声和京剧这些传统艺术都是这样,需要实践。16岁、二十几岁就成名不可能。现在确实经常上电视红起来的,但那不是在说相声。

当然场所少也是个时代原因。在我小的时候,北京城里演相声的有五六摊。北京曲艺团有两摊、北京青年曲艺队有一摊、西单商场二楼有一个启明茶社,其他就是吉祥啊,长安啊,这些名角荟萃的大剧院。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少了,很多剧场都关了。80年代以后都是从电视里看相声了。年轻演员没有场所,我们应该想办法给他们开始提供场所。

还有就是大家生活方式也变了。过去大家都住在城里,住在剧场周围,下了班就看一眼戏码,吃完饭一家人就去看。现在都拆迁,都搬家,家都住在大兴啊,顺义啊,去剧场也变得很不方便。要想欣赏文艺,就只有买一个电视放在家里。

其实很多相声界现在搞的东西并不稀罕。比如说“相声剧”。相声一向讲究: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我们从前就是这样的。很多的前辈可以唱戏,可以演话剧。我的老祖赵蔼如先生,演电影《七十二家房客》,演得相当好。讲《山东话》的高德明先生当年到山东切面铺,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就是本地卖馒头的山东人。我现在只是照猫画虎,真正的根本没学到。我跟我师傅比,那是九牛一毛,但我赶上一好时候,能开汽车。他们只能骑自行车。

所以我觉得,相声现在还谈不上改革,首先是继承。当然每一个演员都会有发展,不可能一样。但很多现在的年轻演员还不会说相声呢,还改什么啊。让他们规规矩矩来剧场说一段相声,说不了,然后说,我改革了,那不是不讲理么?再改,也得叫相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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