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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犯罪缺乏生存空间

2004-02-12 14:20 2004年第7期
绑架犯罪在各种犯罪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角色?从纵向历史上看有什么变化?

英国最受注目的公众人物贝克汉姆夫妇受到绑架威胁的困扰

——专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主任郝宏奎

三联生活周刊:绑架犯罪在各种犯罪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角色?从纵向历史上看有什么变化?

郝宏奎:从数量上看,即使是在近些年这类犯罪明显上升的情况下,绑架在犯罪总数中所占比重仍不是很大。从质量上看,绑架犯罪一是危害大,二是侦查活动富有挑战性。说它危害大,是因为它所侵害的客体是双重的——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并且这类犯罪容易产生社会轰动效应,在一定的阶层导致社会恐慌,特定条件下甚至会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比如,张子强在香港两次绑架得手后,一些富豪风闻后由于缺乏安全感而纷纷准备将资产向国外转移。如果不及时将张子强揭露出来并予以惩处,就可能影响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说这类案件的侦查富有挑战性,警方受理案件之后不仅仅要担负揭露和证实犯罪人的任务,还担负着解救人质的任务。警方的侦查活动稍有不慎,就可能使人质遭受不测。

三联生活周刊:绑架犯罪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它与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

郝宏奎:导致绑架勒索犯罪上升的主要因素是:个体财欲的扩张;可供绑架勒索的对象的出现和增多;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

经济与犯罪的关系,不是一种直接感应式的关系,它要通过由经济问题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结构性变化间接地对犯罪产生影响。比如经济发展过程中引发的失业问题、下岗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于正常转移问题,对犯罪的影响都是负面的。而社会分配中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一些经济爆发的个体在致富手段上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合法性疑问,对犯罪人财欲的扩张、心理失衡的加剧都具有催化作用。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拥有巨额或大额现金并能随意对其进行支配的个体或家庭是比较匮乏的。改革开放之后,可供绑架勒索的对象的出现和增多,在客观上为绑架犯罪提供了对象。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在客观上又为犯罪的快捷有效实施提供了便利。

经济发展与绑架犯罪之间不是一种正比发展关系。从一定意义上,绑架犯罪的增多,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进步所付出的一个代价;另一方面它更多地带有社会转型期的特定时代特征,社会正处于一种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的迈进过程之中。当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逐渐走向有序,社会分配问题逐步趋于合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逐步发育成熟的时候,绑架犯罪必然会出现回落。

三联生活周刊:绑架是否会成为一种产业,或者在某些地方是否有成为产业的可能?并请你谈谈根据。

郝宏奎:可以十分肯定地讲,在中国,绑架不可能成为一种产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这类犯罪可能会表现得比较猖獗,一个或数个专门从事绑架犯罪的团伙或犯罪集团可能会连续作案,为害一方,但地域性的绑架犯罪产业也难以形成。所谓产业,无非有公开的和地下的两种,公开的绑架产业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而地下犯罪组织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基本特征或赖以存在的条件至少要有:群体暴力;非法聚敛的财富;寻求并得到权力阶层的保护。尽管一定程度上的官员腐败问题是一个客观现实,但即使是腐败的官员也不会胆大妄为或者愚蠢到为典型的绑架犯罪组织提供保护。因此职业化的绑架犯罪集团是难以长期存身的。

绑架犯罪难以形成产业的另一个理由是,我国各级公安机关对侦破绑架犯罪非常重视,侦查的能力很强,有不少地区破案率达到百分之百。为了保证公安机关对绑架勒索犯罪的高破案率和高解救率,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证据立法的完善过程中,需要提请立法者注意,任何制度和规则的确立都应考虑特殊例外情况。比如技术侦查立法中,对绑架案件中技侦手段的采用就必须放宽条件,否则繁琐的限制条件和审批手续就可能贻误侦查时机,就可能付出牺牲人质的代价。再比如,沉默权的例外,除了对恐怖主义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等犯罪作例外规定外,对于在人质尚未被解救的情况下先期抓获的绑架犯罪嫌疑人,也不能赋予其沉默权。这是保护人质安全的需要。

不过也有一个隐忧,不少被害人倾向于舍财保命,被绑架后不报案,如果一个地方频发绑架犯罪案件而被害人无一报案,就会影响警方及时掌握犯罪动态、及时打掉犯罪组织,其就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形成犯罪小气候。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绑架犯罪主要在城市还是主要在农村?不同的地域是否有不同的特点?

郝宏奎:城市的绑架犯罪相对而言要多于农村。这是因为,城市能够满足绑架犯罪目的的对象相对而言要多一些。再者,大隐隐于市,绑架犯罪涉及的环节较多,在城市实施犯罪便于隐蔽,回旋余地大一些,交通通讯也更便利一些。不过有不少绑架勒索犯罪是跨越城乡作案,有的城市绑架,乡村关押人质。另外,东南沿海地区,国际劳务输出或偷渡现象较多的地区,跨国、跨境绑架相对比较突出。

三联生活周刊:拉美国家有传统型绑票和特快型绑票,中国的大体情况是什么样?

郝宏奎:绑架犯罪是一种预谋性很强的犯罪形式,不管什么样的绑架犯罪,犯罪之前的精心策划、准备活动和绑架得手之后的勒索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拉美所谓的传统型绑票,可能是指犯罪人对绑架对象的长时间选择和了解,而特快型绑票也可能指对绑架对象物色上的快速。也就是说,后者对绑架对象不需要知根知底,全面了解,只需临时凭借某些外在特征,如乘坐车辆的档次,就可以快速选择目标。如果按照这种分型来衡量,我国的绑架犯罪仍然以传统型为主,特快型已经出现,也可能呈增多趋势,但不会成为主流形式。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富裕阶层的出现是否对这种犯罪形式有所影响?

郝宏奎:富裕阶层的出现,为绑架犯罪提供了犯罪的对象,他们自身对潜在的犯罪人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但富裕阶层的出现和增多只是绑架犯罪增多的必要前提,真正的原因是多重的。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上的绑架案一般是什么状况?中国的绑架犯罪与国外的一般区别在哪里?

郝宏奎:各国的绑架犯罪千差万别,国际上最狡猾的绑架勒索手段、勒索巨额赎金的绑架案,或者笼统说,国际社会出现过的绑架犯罪形式,在我国基本上都出现过。我国公安机关的侦破水平由此也经受了考验,只要人质亲属能够及时报案,与警方精诚合作,揭露和证实犯罪人、解救人质的目标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实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吴若甫绑架案?它能否说明中国的名人绑架问题?

郝宏奎:吴若甫本人所表述的观点可以代表我的看法。他说,这是一个单一的刑事案件。这个犯罪团伙只是为了钱去绑架,而他只是他们能索取钱财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事只是那一天被他撞上了。我认为吴若甫的见解是理性而又客观的。

绑架类型的划分

联合国2003年5月《加强国际合作、预防、打击和消除绑架活动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报告中对绑架类型的划分:

1.以敲诈、索要赎金、影响商业决策或谋取商业好处为目的的绑架。这类绑架同保护娱乐场所有关。罪犯在这些场所施行绑架行为(或以绑架相威胁)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

2.犯罪集团之间或其内部为了收债或是维护在某一特定犯罪市场的优势而施行的绑架。

3.以性剥削为目的的绑架,包括绑架并在国内或国外贩卖妇女和儿童行为。

4.同国内或是家庭纠纷有关的绑架。这类案件一般与有组织犯罪无关,有些国家将其定义为诱拐。

5.出于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目的的绑架,包括为了宣扬某种事业而施行的绑架。

6.在其他犯罪行为中施行的绑架。在这类案件中,被绑架的受害者本人需提供某种形式的赎金后才会被释放,赎金通常从自动银行取钱机中提取。

7.欺骗性绑架。这类案件中,受害者同其他罪犯合谋,或是亲自出马,慌报自己被绑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索要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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