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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皮影的半城市化生存

2004-01-16 09:14 作者:金焱 2004年第3,4期
1月9日晚上8点,陕西华县高塘镇南麦村一带久违的皮影戏在塬上开演。开演前噼里啪啦地一阵鞭炮,先把围拢在前排的村民们震得退后好几步,也把在戏台下钻来钻去的孩子吓了一跳。呛人的烟气未散,板胡和着粗犷略带沙哑的碗碗腔响了起来。

1月9日晚上8点,陕西华县高塘镇南麦村一带久违的皮影戏在塬上开演。开演前噼里啪啦地一阵鞭炮,先把围拢在前排的村民们震得退后好几步,也把在戏台下钻来钻去的孩子吓了一跳。呛人的烟气未散,板胡和着粗犷略带沙哑的碗碗腔响了起来。

村子里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聚拢过来,就在戏台所在的弄口直接出去的岔路上,另一台皮影戏实际已经咿咿呀呀地唱了很长时间——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皮影演出,而是一台小电视在放DVD的皮影戏碟子。小孩子照例挤在最前排,他们流着青鼻涕,有的咬着不知从哪捡来的针管,有的吮着刚从旁边推自行车的糖葫芦生意人那儿买来的小串糖葫芦,和松散站在后面的大人一样,他们也因天气冷而抄着手,探寻地观望着。他们中有的人与其说是被皮影戏吸引,倒不如说是被这台小电视机所吸引。

无论哪种形式的皮影戏那天都被淹没在各种嘈杂的音响中:不绝于耳的敲锣打鼓声,东一下西一下燃放爆竹的声音,还有在村子里巡回的“军乐队”发出的声响……尽管架起了一只大喇叭,皮影戏的热闹仍然底气不足,它好像只是热闹中的一个点缀,一个大过程中的小环节。对于高塘镇甚至在华县来说,这一天之所以有皮影戏演出,是因为皮影戏在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当天当地一个农户在办丧事,1月9日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出殡的前一天晚上,所有活动都在此刻达到高潮。

西安市社会科学院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赵宇共连续七八年时间在陕西做田野调查,他发现从1995年以后,关中地区农村传统习俗有一种全面复归和文化的变迁,他对记者说:“在这一地区,从生育习俗、结婚习俗到丧葬习俗、节令习俗等等,都重新呈现出一种自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普遍化和隆重化。”

在传统习俗复归的背景下,皮影戏作为民间传统的娱乐方式,其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赵宇共说,在农村电视开始普及的今天,皮影戏及其他剧种在农村,只是在仪式场合中使用。

实际上,不管民俗的重要性在如何光大,从演出的角度,在独立性上大打折扣的皮影戏在农村却还在逐渐萎缩,他们更多期待在城市、甚至国外寻找生存空间。与此相对应的是,服务于皮影戏的皮影刻制,在发展成一个民间工艺美术品种的同时,从演出工具嬗变为独立的民间工艺品,他们也同样把市场定位于城市和国外。

一个人和一台戏

潘老汉

1月9日晚6点10分,潘京乐老汉从坑坑洼洼、起伏不平的过堂走进里屋,开始准备晚上在临村的演出。过堂是当地村民用于招待访客的地方,不论穷富都会放一张四方桌和两把椅子。潘京乐住在陕西华县高塘镇南麦村潘塬组,潘塬组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偏僻也使皮影以一种原始状态能在这里得以保存。

今年74岁的潘老汉在华县唱皮影名气很大,过去很多人叫不出他的全名,只知道有个“秃子娃”。有人想请皮影戏班子演戏,也点名找和潘老汉搭班唱戏的“秃子娃”戏班。

潘老汉如今见人会郑重其事地拿出他的中英文两种文字的名片——他的戏班子的俗名已经换成了“华县光艺皮影团”。他会乐意提及三件事,一是人们过去叫他“十五红”,“我十三四岁拜师学艺,15岁就登台演出。我师傅当时在华县皮影戏唱得最好,他叫刘德娃。我5月25拜师,11月就开始演戏,当时割草时瞎唱几句,村里的人都奇怪呢,说我唱得好。”潘老汉的右耳朵上夹着一支当地农民抽的自自己卷的粗大的卷烟,粗细不均像抽过几口又夹回到耳朵上的样子。他拿出上辈传下来的有100多年历史的月琴,月琴做工粗糙,面上有一大块凹进去,据说是常年弹唱留下的手印。在潘老汉的即兴弹唱中,还不忘不时与坐在地上和他脾气一样倔的小孙子斗嘴。

然后他会指引你看挂在过堂上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他与《活着》剧组葛优等人的合影,这也是他在国内最荣光的一件事,“在那电影里最早出场的是我。葛优他们从天津来录我的音,回去后模仿,不过在电影里那葛优唱皮影是装个怪腔,我们不那么唱呢”。

这张特别不起眼的照片挂在过堂的墙上。潘老汉的过堂两个出口各用一扇破木门与外面隔开,空旷的塬上吹来的风冷冷地灌进点着灯泡也看不清什么的屋里。陕西农民生活的穷困和匮乏在潘老汉家里无法掩饰地透出来。这种生存状态起初会被他高大、比邻人都要排场些的门楼所迷惑,这也是潘老汉愿意提及的第三件事,“香港、台湾还有国外都请我去过,日本啊德国啊,我去德国呆了四五十天,挣了一万多人民币。1996年我回来,这栋新房就盖起来了。”

潘老汉的生活还是集中在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中。赵宇共说,陕西农民的贫困是外地人所无法想象的,潘老汉的家就可见一斑。靠里面的一间老房子是他存放戏箱的地方,屋子一侧顺势堆放了三个从小到大的破旧木箱,然后就是一铺大炕,胡乱地堆放着几床薄被,墙上贴着小燕子赵薇的海报。最小的箱子还是潘老汉的戏箱。

华县皮影雕刻艺人薛宏权和这些老艺人很熟识,他说,过去有皮影戏箱的都是大财主,那时他们比富就比一个戏箱子里谁的东西多,“一个箱子里有几个财主”。那时候一个县甚至一个州也就两三个人会做皮影刻制的手艺,轮流地被财主们请来请去。而皮影班社演出则要租别人家的戏箱,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多年。

现在潘老汉是这里惟一拥有戏箱的,据说《活着》里用的皮影道具就是潘老汉戏箱中的。一套戏箱里起码要有70个身子和300个头,这样互相穿换一台戏就可以演了,戏箱最多的可能要达到500个头和1000个身子。

薛宏权说,过去大集体时,在春节期间生产队要请人去唱皮影戏。有时候甚至是几台戏一起唱,对台戏看谁唱得好,那时候真得唱得非常卖力。一场下来挣几十块钱,五个人平分,有戏箱的拿两份,所以很多时候钱都是6的倍数。

现在几个人到附近村子里演戏一次三四百元的收入,收入高了,但这个平分的制度依然沿用。薛宏权说,最初因为钱少所以算得特别细,几分钱都要分得清清楚楚——搭班不能因为钱闹不痛快。像潘老汉这个班社已经合作了三十多年,长期合作心里不能有疙瘩。

五人忙

和潘老汉搭班的刘东耀说,一般老艺人组织起一场戏来要五个人,所以皮影戏在当地又叫“五人忙”。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唱的——生旦净末丑固定由一个人唱,有时候一唱就是八个小时,唱的同时还要打大鼓弹月琴,相当于一个乐队的指挥。唱手的地位相当重要,刘东耀说,潘老汉在戏班里就是一言堂,他说要谁就是谁。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演的,也有称之为“挑线”手,操纵皮影表演。薛宏权说皮影演出因此有个说法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陕西东路皮影是以同州梆子和碗碗腔为主要剧种,而所谓的东路指的就是华县一带的皮影。西路皮影则指凤翔皮影,曾上演过的剧种有秦腔、眉户、碗碗腔等。凤翔是西路秦腔的中心,也是陕西省西路皮影的中心。皮影演出在凤翔曾经颇为盛行,有统计说,截止1998年,全县共有皮影班社30多家。凤翔皮影和华县皮影有所不同,陕西省民俗协会会员鲁旭说,前者一个戏班人员加起来能达到十人左右,最基本的配制是:挑线手、板胡师、鼓手和两三个唱手。在凤翔县内班社众多,比较有名的班社有“好善班”、“益蛮班”等。

在华县,刘东耀说粗算下来也有七八个剧团,以“秃子娃”潘老汉牵着的名头最响,其次是姜建和的戏班。显然刚刚30多岁的姜建和的戏路与传统戏路不同,因此被刘东耀称为“学出来的没有农民味”。能演200本大戏的潘老汉的戏团在竞争中因为“代表传统”而屡屡被请到西安的酒店或出国演出,刘东耀说就是在县里,他们的剧团演出也要比别人贵出几十块钱。

鲁旭说,皮影戏的表演手法近似于电影,人物不分天上地下,可以随意来去,变化无常。而且多在农村迎神赛社的庙会上演出,因而,上演剧目特别广泛,尤其以神怪戏最受群众欢迎。皮影的主要演出对象是各种庙会,而庙会唱戏的主要作用是“喜神”,也就是让神佛高兴,以便更多地福佑当地善男信女。因而,皮影戏绝大多数是以歌颂神佛功绩为主要内容。

皮影戏在农村的趋势是,逐渐退出庙会演出市场,进入庆生、祝寿和丧事、周年纪念等个人活动,1月9日上演的皮影戏就是这样的例子——潘老汉说这种场合要唱苦戏,类似于《雁塔寺祭灵》一类的,而剧目的确定是主人家说的算,最多潘老汉可以拿一个参考意见。

潘老汉的戏团那天先是唱了一出祭灵的折子戏,然后是正戏《雁塔寺祭灵》。在演唱之前一个多小时,戏台子就迅速搭好了。皮影戏兵舞台的结构也相当特殊和简易,薛宏权说有“七长八短”和“九块楼板一张桌子”之说:舞台为楼阁式,用四根长四米左右的椽为支柱,用小椽架顶,前方空开,顶部及左右后三面用芦席封顶遮挡,形成舞台框架。距地面1~1.5米高处平架四根椽,形成阁楼。阁楼上沿四周铺上木板,构成中空的平台,供放置乐器和演职人员坐。

主家和剧团分工明确,薛宏权说,主家备料,包括几床被子,用于垫在屁股下面,有时唱“天明戏”,用被子保暖;搭戏台则由戏班子自己搭,“他们相当有经验,只用脚量几步,就挖坑下椽子”。

孤独的皮影

在农村,皮影戏的演出别致而富有乡村情趣。鲁旭描述说,“在村后庙前的空地上,或是刚收割过的庄稼地里,树起四根杆子,挂上一张亮子,点了一盏油灯或拉个电灯,就具备了所有演出的条件。大部分人并不挤在台下,而是东一簇西一伙聚在一起,或者讲着台上正演着的戏剧故事,补充着正戏以外的传闻。或者干脆就说些离题万里的风花雪月,庄稼收成,缓解着身体上的疲劳。女人们则领着小宝贝,围着台下的小吃摊子打转转。台上唱得回肠荡气,台下谝得兴高采烈;台上打得紧张激烈,台下谝得喜笑颜开。你演你的,我谝我的,各不相干。只有台上的小丑出来插科打诨时,台下才会发出一致的笑声。”

加上1月9日晚上的演出,潘老汉的剧团也由原来最多时一个月二三十场降到现在的一个月只有五六个晚上的演出。这种萧条也直接透过演出场面表现出来。1月9日晚7点多钟,台子搭好后,潘老汉等人被主人请去吃流水席,一班年纪大些的老戏迷就顺势找到沿墙的大石头,背靠着一捆捆玉米杆坐下来,天气很冷,他们互相只是偶尔聊上一两句。

看热闹的渐渐多起来是在白色的纱网拉起来后。纱网斜挂在舞台前方空开的部位上,因为纱网在灯下完全透明,当地人称之为“亮子”。亮子的后上方悬挂着现接的灯泡,皮影的影像因此投在亮子上,皮影戏背景的亭台楼阁摆放完毕,演出也就要开始了。

在这个村子,皮影戏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演了,因而在演出前后,村民们反倒对戏台以内的东西饶有兴味,不时有人掀开台边上的帘布探头张望,有人还趁机和里面的人打个招呼。有的发现低身钻到戏台下反而可以看到更多东西,于是戏台下就不停地有大人小孩从里面钻进钻出。

看的观众始终没有热闹起来。在舞台对面,出殡的人家请了几班人马,既有传统的吹拉弹奏班子,也有现代西洋军乐队一样的吹吹打打;城里歌舞厅中的旋转灯光也安放在灵车上,花花绿绿的东西从高处的红灯笼到下面的各式供品,看得人眼花缭乱。

赵宇共说,有些人家办丧事还会请来跳“的士高”和唱通俗歌曲的,而在农村的庙会上会出现更有趣的现象——一边是大棚子里几近脱衣舞的表演,一边是武术学校的人大冬天光着膀子卖艺。这边家家户户都支起棚子打麻将,那边年轻人在聚精会神打台球;这边传统的秦腔唱得如泣如诉,那边打出著名香港歌星的牌子模仿真人秀……“所有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化在一个村落里很热闹、很和谐地在一起存在。”

毕竟,经过这些现代元素的冲击,皮影戏注定是被冷落的命运。曾经有一段时间,西安市的一些大酒店专门来请这些皮影艺人,“让他们现场表演,观众基本上是外国人,中国人没多少人看。”薛宏权说,现在一些老艺人相继谢世,则潘老汉这样的艺人如果哪一天觉得别人出了好价钱,把他的戏箱卖掉,那就彻底没有皮影戏可看了。

皮影的新面孔

薛宏权已经摆脱了自己的农民身份,在华县县城里买房买车,他现在愿意强调自己皮影雕刻艺人的身份。有着希望自己的产品产业化梦想的薛宏权与逐渐衰老的潘老汉,从各个方面展示着两条不同的出路。

薛宏权是华县柳枝梁堡村人,1981年14岁上初中时开始学皮影雕刻,学成后就专门雕刻皮影。“我们原来以种地为生,后来我做这个的时候,很多人都出去打工,那时在县城附近随便做个小生意都比这个强,他们看不起做皮影,说我‘没出息’。”

转机在1993年。薛宏权说那段时间民间工艺品比较受欢迎,他就把自己做的皮影雕刻拿到临潼兵马俑博物馆门口的民间工艺品市场去卖,结果卖得还可以。这时候临潼当地人也看到这个商机,就也开始模仿着做。现在,皮影已经成为陕西省各个旅游景点的主打旅游纪念品了。鲁旭说,皮影本身挣脱了纱幕的遮拦,成为家庭艺术装饰的新生力量。

皮影戏演出市场出现的衰败,只是部分阶段性地波及到了皮影制作行业,却没有完全左右皮影刻制。

赵宇共曾经替华阴市政府做过一个关于皮影雕刻行情的调查,他说,起因是前两年国外对作为工艺品的皮影需求量很大,曾有订单从山东过来,订货量一次就有几万件。华阴市政府为此想要把西岳庙的歪门斜道街——这条街的房子都是斜着建的——变成皮影一条街,由政府出面将皮影制作产业化。

其实皮影最早的需求是在80年代,薛宏权说那时山西许多人来华县收藏皮影,有时一套不到100元就被买走了。“‘文革’时很多老皮影都被烧掉了,那之前每个演出的人基本上都有一套。《活着》里的那套皮影也是明清年间的,之所以保存下来,据说当时这套皮影收在生产队里,他们又通过熟人用别的东西给换出来的。”

皮影收藏的范围不断扩大,现在很多城里人跑到华县来找老皮影,这样的结果是,薛宏权说,这几年老的皮影基本上卖得差不多了。皮影的舞台道具和背景过去种类相当丰富,鲁旭说,除了桌子、椅子、案台等日常用具外,还有云、龙、虎、蛇、蝎等动物,有的还有车、轿等一般戏剧舞台所没有的道具。背景也有山、树、花草、亭台楼阁等。优于戏剧的还有,皮影刻制了马,骑马的皮影叫“马人”。1月9日晚上的皮影演出中,道具却已经简单稀少到让人感觉舞台很空落,薛宏权说:“过去演《白蛇传》,演一出换一个场影,现在都卖掉了,只剩下能够演出的人物一类的皮影了。”

薛宏权说他自己面对的主要是城市市场,“我在西安有三家代销点,北京有一家代销点,销得好一个月有300件左右”。他自己只做那些专门用于收藏的皮影,这是一个高端市场,“一个月我自己做十几件”。他同时带了十几个徒弟,他说他的皮影已经开始进入产业化阶段。

做皮影要先从做皮子开始。薛宏权说,作为原材料的牛皮,过去是农家吃完牛肉扔牛皮,现在已经开始论平方尺来卖。拿到牛皮后,先要在水中泡7天直到牛皮变软,再用弯的刮刀刮去牛毛,刮净残存的烂肉和油脂,把牛皮刮得很薄,使其平展透明。这一道工序有专人负责。

处理过的牛皮干燥后,就可以绘上图样进行刻制,薛宏权说刻制的要领是“动皮不动刀”,刻制时必须一次刻透,线条要流畅销通顺。现在销往市场的皮影多半是他的徒弟负责刻制。皮影刻制成形后,要上透明油色,油色必须一次涂抹均匀,不能出现污斑。薛宏权说这一块目前也有人在专门做,大概一个人左右的样子。

薛宏权的徒弟现在基本上都是农民,制作皮影也只是一项副业,但行情却变了,“出门打工一天能挣20多元,做这个一天能挣50多元”。还在农村的薛宏权的师傅、也是他的姐夫仍在村里,薛宏权说他们一家已经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

户县农民画的农民困惑

记者◎金焱  特约记者◎陈杏林

农民加画家

农民画以农民这个职业来命名,并发展成一个画种,对户县而言是以1973年为标志。记者在户县见到著名的农民画画家兼辅导者的刘知贵时,他说,“原来没有农民画这个称呼和定义,最早都是农民在民间自发地搞刺绣、剪纸、画木版面和年画。1973年在户县农村业余美术工作者协会下的一些美术爱好者的作品在北京展出,因为名字太长,就直接称之为‘农民画’,简单好记,反正都是农民画的。画展当时在北京反响很大,随后在全国八个大城市巡回展出,把农民画在全国都炒了起来。”

刘知贵爽直痛快,甚至有些像漫画人物——他歪戴着蓝色前进帽,用嘴角叼着烟屁股,一边说话腿一边抖着,两手夸张地插进双排扣皮上衣的兜里……身上还留有农民豪爽率直的性格。作为农民画家,他的经历也相对单纯,相比较而言,比他更为有名的几个农民画家代表都已经不是单纯的农民或单纯的画家了。

一般的说法把1958年作为农民画的起始年,因为“大跃进”运动落实到户县农村,就以当地的“壁画化”、“诗画墙”等配合运动。美术理论家程征说:“农民在那种特定历史氛围里,把身心皈依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再聚合为现代神话般的图景。原始艺术的粗犷浪漫,民间艺术的朴拙自由,漫画的夸张,宣传画的直率,还常常夹杂着标语口号式的诗歌。用起重机吊大玉米棒或划着豆荚渡江之类的虚构图景,后来常被认为是‘亩产万斤’式浮夸的写照。然而艺术作为情感的形式,它表达的是感情和愿望而非现实,现实固然虚假荒唐,感情和愿望却虔诚热烈,所以现在看还有感人的力量。”

无论农民画的美学规律如何,其政治元素都不能忽视,刘知贵说:“以前的农民画强调专业色彩,以工笔重彩为主,以写实为主,工农兵形象不能丑化,主要是考虑政治因素。”1974年5月6日户县农民画巡展第十期简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很有意思:“我们把齐白石的鸡同户县农民画《大队养鸡场》的鸡一比较,就看出齐白石的鸡不过是单家独户庭院中供欣赏的鸡……再看徐悲鸿的马,不过是一些发泄个人哀怨的秋风瘦马。”

1980年以后,农民画风格变了,接近民间,民俗化了。刘知贵说起这个变化的原因时相当有趣,他说:“主要是以前老太婆子啥的画画比较少,1980年以后,老太婆子的队伍比较多了,她们的绘画有的是从剪纸演化而来,显得比较幼稚。”

农民画到现在又有了新特色,刘知贵说:“现在的农民画都接近于装饰画,以变形为主。因为内宾主要喜欢装饰性强、重彩耀眼的农民画,而老外喜欢传统人物画,那些离农村生活近的。但是真正的农民从来不买农民画,农民画的这些东西他经常见到,他不稀罕。农民不喜欢这样的画,因为他觉得画得不像,画得不像就是技术低,他们只喜欢明星画。”

三代画家的商业化路线

在户县,第一代画家李凤兰被称为户县农民画的创始人之一,也因农民画而带来政治收益:今年70岁的李凤兰屋里摆满了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片或外事活动照片,她的头衔从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直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她说,“最开始我画的都是自己想的画,到1958年画墙上壁画时,提倡在公共场合反映新生事物,县里就组织三个农民在甘峪水库工地办美术培训班,半天劳动半天绘画,培养了一个星期。我在西韩村,县上最重要的美术组都把我们村设为最早的点之一,我也成为重点培养的对象之一”。

李凤兰最驰名的作品是1973年的《春锄》,后来作为邮票发行。而她还有有名的作品是1969年的《喜开镰》,再现生产队夏收割麦、拉麦的劳动场面。李凤兰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前期,她说,“改革开放后,我画的画就都是农家乐了”。

记者见到李凤兰时,她的二层小楼刚刚盖好一年,她说,去年盖房时手里只有八九千块钱,就一边盖房一边卖画,因为她的名声,有的画一幅卖到了一千七八——“因为是我的画,所以各方面都应该高一些,最低的也要七八十元。”最后,她一年卖画收入五六万元,盖起了新房。其实这并不是李凤兰第一次卖画,她回忆说,1978年时外国人就想买她的画,当时县长请示省上和中央,最后一张画卖了三四千块钱,给国家创收了外汇,还给文化馆盖了一栋房子。

李凤兰卖画的大背景是,农民画的商业化。刘知贵说:“现在全县专门把农民画搞成商品,以市场销售为主的就有四五十人的样子,有的人已经发展到连庄稼地都不种了。在西安,有上百个书画店不同程度地经营着户县农民画。”有一种说法是,李凤兰的儿媳就在其中的一家书画店经销她婆婆的作品。

出嫁前和李凤兰同村的48岁的潘晓玲是第三代农民画画家代表,她对记者总结说,“我的画画风格分成三个阶段,一开始是70年代画的画,和前两代农民画家画的画没什么区别。80年代我的画装饰性和民间气息比较浓,90年代以后到近两年,我吸收油画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不像以前靠线条,靠明暗关系来表现的作品多了”。

潘晓玲说1989年是她意识到“画能变成钱”的一年,“那时我在西安半坡博物馆,有一个农民画画展,我和另外两个第三代农民画画家现场表演,画完一挂上去就卖掉了,很多人还要求合影。那时挣钱挣得特别好,一个月挣了1000多元,种地一年下来才几百块”。

进入市场对潘晓玲的另一个好处是,她觉得她的名声大了,“我在半坡呆了一年多,回来以后自己在家使劲搞创作,希望能挣钱。那时爱人在旁边帮忙,因为西安有很多店铺都跑到我家来要画。”1993年到1996年期间是潘晓玲觉得市场最好的时候,“那时一张大点的画能卖二三百块钱,现在只能卖上一百多”。

如今外界对潘晓玲的评论是,她已经开始成一个画商了。潘晓玲不认同这一点,但她说她要市场和艺术创作两条腿走路。现在她的学生帮她涂颜色,重要的地方,如人物的线条由她自己加工,而所有的农民画家现在面临的困境是,“是创作还是复制自己的作品去走市场”。

皮影人物

皮影人物的造型结构及刻制工艺极为复杂,每个人物都分为头、身、臂、臀、腿、脚等部件,每个部件都单独刻制。部件刻制成功后,再用线将除头部以外的其他部件连接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身段。皮影的头部另行放置,待演出时视剧情需要安置。皮影人物的身子,犹如人身上的衣服,可以随时更换。正如人有许多套衣服一样,皮影人物也有许多个身子。换一个身子也就等于换了一件衣服。人物的身子部分,按照戏剧中生、丑、净、旦诸行当分开,同时也要按文、武、老、少、尊、卑、职业进行区分,或青衣,或官服,或甲胄,或软靠,或短打扮,或长裙袍不等。人物的身份和性格主要由头部来区分。

皮影人物的造型都为正侧身,头部以头顶、额头、鼻准、下颏、后脑为轮廓线构图,只刻画出一只眼睛和一边脸,因而有人称皮影戏为“两只眼睛看一只眼睛”。皮影的脸形、眉毛、眼睛、鼻子、嘴等只在轮廓上进行勾勒。文生和旦角的头部,除过五官、帽子和发饰上有所区别外,整个面部几乎全部空白,以示该人物长得眉清目秀。

花脸和丑角的头部,除过帽峨和发型,还要在脸部刻上图案,眉、眼、口、鼻也要进行脸谱化的夸张变形处理。对于特殊人物,甚至于对身体其他部位,如手臂、脚部等,都要进行夸张和变形处理,使其肌肉隆起,青筋裸露,以突出人物的特殊性格。

年饭

在古人习俗中,年饭原来只是祭祀礼仪的延展,而不是喜庆的聚会。最早历史上关于以年饭方式别岁的记录在晋人周处的《风土记》:“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谓之别岁。至除夕通宵达旦不眠,谓之守岁。”“除夜祭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之后年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成为一家一年中集聚馈岁的象征。而从唐代起,元日至上元,各店例闭户半月,小肆亦闭五日,此五日中人家无从市物,故必于岁底烹饪,足此五日之用,称之“年菜”。因以旧俗,正月初五才能以生米为餐,称为“破五”,所以“年饭”实际包括了从除夕到初四的整个饮食。年饭中又以年夜饭为先,它就成为最隆重的家庭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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