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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英雄杨利伟

2003-12-29 14:47 作者:朱文轶 王鸿谅 杨永桢 2003年第52期
像已经被媒体描述和展现过的,杨利伟准时出现在航天员公寓一楼贵宾厅时,身着军装,沉着、冷静并且亲切。从某种意义上,杨利伟绝对是2003年度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从“神舟五号”升空成功的那一刻起,他完成了个人和国家的光荣梦想。

像已经被媒体描述和展现过的,杨利伟准时出现在航天员公寓一楼贵宾厅时,身着军装,沉着、冷静并且亲切。从某种意义上,杨利伟绝对是2003年度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从“神舟五号”升空成功的那一刻起,他完成了个人和国家的光荣梦想。

“我不是个伟大的人”,这位38岁的航天英雄缺乏戏剧化表达能力,在评价自己时,杨利伟仍然保持着一贯的谦逊,在所有的提问和回答过程中,他都会直视记者,认真努力地倾听,在每一段简洁的表达完成之后,会伴随他征询的语气示意:“你的问题我是否很好地解答清楚了?”杨利伟的严谨表情使人相信,这种与他在太空中和地面指挥部对话时相同的言简意赅的问答方式来自于长达5年航天城生活的训练有素。杨利伟对记者说,在香港,《苹果日报》的一个记者问他,是不是已经把所有可能问题的答案都事先演习过一次了,“我告诉他自己一直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演习”。

杨利伟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有别”。在约定的采访时间中,他几乎从不谈论自己,他不主动谈起喜好旅游和交响乐以及自己曾经梦想成为一个武侠小说家。他说他在1987年高中毕业赶上“招飞”时根本没奢望能当上飞行员,他不说他想进入那些伟大人物的行列,他不说哪些书籍深刻影响了他,他甚至很少向外界传递自己的个人化情绪。除了在10月15日上午顺利进入太空后那对地面说的第一句话“我感觉良好”。他甚至不愿意说“我”,总是用中国航天员和“这个集体”来代表自己。

的确,杨利伟必须以并非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形象出现。他的笑容和温和是要让人们相信,我们的“太空计划”对任何国家并无敌意,而在此之前的相当长时间内,东西方对峙一直是太空竞赛的基本背景,科学探索则作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争夺。杨成功升空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布什接受“亚洲新闻网”访问时曾表示,中国的航天计划并不是个威胁,而是显示了这个亚洲大国正逐渐成为尖端国家,“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太空有所发现,从中得到的技术对人类有所裨益”。对于中国人而言,未来更现实的利益可能是,中国将拥有足够的底气与美俄分享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每年上千亿的巨大商机。在“神舟五号”升空的当天,总设计师戚发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曾坦陈,“神舟五号”意味着“一个实质性的开始”——和加加林们之于美俄航天大国的意义相似,这个“开始”将以“第一太空人”杨利伟为坐标。

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杨利伟被塑造成为英雄,不如说他在今年带给了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无比具体的英雄感。当杨利伟透过“神舟五号”飞船的舷窗,以我们自己的视角,像加加林、格伦与阿姆斯特朗一样真实地目睹到地球是个蓝色的星球,“地平线呈现出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时,他鼓舞的是整个民族的信心和一个大国的意志。他让费米实验室第一任主任科学家罗伯特·威尔逊的一段话更值得相信:“科技成就对荣誉与国家贡献良多,它与保卫我们的国家毫无关系,但它使我们的国家值得保卫。”

国家塑造英雄

“杨利伟这次的表现好得超乎我的预料。我们原来准备的很多预案都没有用上。”杨利伟的医学监督医生李勇枝两个月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仍然激动异常。李勇枝博士是中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的医学监督医生,在杨利伟的首次太空飞行期间,她在北京航天指控中心的医监台上实时监控杨利伟的生理参数,多次与杨利伟作天地通话。

她说,10月16日下午,杨利伟回到北京后,立即接受了全面的医学检查,相继做了血尿常规、血生化、心电图、心脏和腹部的超声波检查。从已经出来的数据看,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与上天飞行前没有太大变化。惟一的小小意外是,李勇枝透露,“杨利伟在内蒙古着陆时,返回舱降落时剧烈震动,他的牙齿被重重地磕了一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又对杨利伟的生理指标变化做进一步的跟踪研究,采用中药、理疗等恢复措施,对杨利伟进行身体状态调整。”她说,实际上,杨利伟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工作。李博士至今仍对杨利伟优秀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惊讶不已,她介绍说,从10月15日早晨进入飞船船舱,到发射前,从9时发射升空,到安全返回,杨利伟的平均心率为70多次,没有出现急性适应期反应,也没有发生运动病。在飞船飞行的第一圈,杨利伟曾有过短暂的上下倒置错觉,但他很快就调整了过来。在这段时间里,他熟睡半个小时。“在几个国家的太空人中,这个表现算是相当出色。”

“你可以问问他,现在是不是比以前瘦多了。”黄伟芬是全权负责14名航天员训练和考核的教官。当杨利伟历经了“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的诸多行程安排,再次回到航天城的时候,对这些航天员“比对自己子女还熟悉”的黄伟芬第一感觉,就是“杨利伟瘦了”。黄伟芬说,前两天见到杨利伟,还有些心疼地跟他开玩笑,每天怎么有那么多安排,问他现在“缓过来没有”。

除此之外,黄伟芬并没有感觉杨利伟发生了多大变化,她说,回到航天城以后,杨利伟还是和以前一样“谦虚”和“沉稳”。黄伟芬记住的一个细节,是在杨利伟回航天城的欢迎仪式上,曾经负责训练的胡银燕教员到场,杨利伟见到老师后,很迅速地走过来,庄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让那名教员非常感动。

香港、澳门之行,杨利伟受到了备受瞩目的明星待遇,一随行人员告诉记者,“他每天晚上都要完成在上千份物品上的签名”。对此,杨利伟说是因为“大家的热情是针对我们整个航天事业和我们的国家,这种成就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他一再强调,这种热情的指向,是整个航天事业和国家,而并非哪一个个人,对于他来说,不论是之前的高强度训练,还是之后的频繁活动,“既是任务,也是这个事业的需要”。

飞船环控生保系统的副主任设计师邓一兵会回忆起的细节,跟这上千次的签名有类似之处。因为环控生保系统是整个载人飞船中确保航天员生命安全的最重要部分,也是第一次使用。在杨利伟成功完成飞行任务后,负责这个系统的研究室得以在杨利伟的日程中得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邀请他和研究室研究人员进行一次座谈,以便更好地改进该系统设计。“座谈安排的时间在上周五的10点到11点半,研究所里许多老同志都去了,这些为了载人飞船设计在各自岗位上已经奉献了大半辈子的科研人员看到杨利伟自然都是异常的激动和兴奋。”邓一兵说,而杨利伟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跟以前一样,对大家都非常尊重”。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到11时15分时候,只好由领导出面表示必须暂时终止,剩余时间用来合影。邓说,讨论会的前一天,领导们已经一再提醒,杨利伟现在很忙也很累,不许找他单独合影,只能团体照。可是因为那天有很多老同志,不知是谁开了个单独合影的头,结果“七八十个人都排好队等着,要一个一个跟杨利伟照相”。邓一兵注意到杨利伟“一直保持着站姿和笑容”,“只是在换人的间隙稍微活动一下双脚,幅度很小,而笑容一直没有变”。

“为航天事业在努力的,绝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一个国家。”杨利伟强调,“这种意识,从成为一个航天员开始,就是必需的。”在“神舟五号”发射当天,进入飞船之前的最后一刻,杨利伟向全场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这是在他在整个准备计划之外的“惟一自选动作”,杨利伟说。尽管临行前想得最多的仍然是繁琐复杂的操作程序,但自己那一刻的行为是很自然的,面对着这个为了载人飞船付出毕生心血的集体,这种敬意发自内心。杨利伟补充说,在太空中的时候,他也会想到“为了这次发射成功,国家调动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力量”。

在负责飞船模拟器设计的第十二研究室主任薛亮看来,杨利伟背后,是一个为了这一目标努力了十多年的庞大集体,脱离了这个群体,也不会有今天的杨利伟,而杨利伟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素质,让他们觉得“他的确配成为这项事业的代表”。

杨利伟和他向世界展示的“中国产品”

杨利伟安然无恙地从太空返回,本身就是一种富含意味的告示。“宇航员在航天飞行中要面对与地面迥然不同的恶劣环境,如振动、冲击、噪声、失重、超重、宇宙辐射、高真空、昼夜节律变化、剧烈的温度变化、超负荷的心理和工作压力等。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宇航员的心血管系统功能紊乱、航天运动病、骨骼与肌肉结构和功能变化、感觉——运动功能迟缓、睡眠周期紊乱、情感抑郁等一系列生物医学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严重者甚至可能威胁到宇航员的生命。”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详对记者说,杨利伟民族英雄形象的确立,也在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对解决这些问题已经胸有成竹。

国际政治分析家黄学海分析说,尽管“神舟五号”的工作进行得相当秘密,但在发射升空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提前公布了它的飞行轨道和预定计划,比如近地点和远地点,飞船将环绕地球运行14圈,到第15圈时返回地球。由此,专家可推算出飞行时间并进行监测,“中国这么做是为了借此机会向世界展示其航天技术和产品,进而开拓国际市场”。

黄学海说,十年前,长二捆火箭发射美国卫星失败,曾让中国航天商业发展市场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在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数十年间,美国曾4次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发射服务实施制裁,禁止使用长征火箭发射美制卫星和采用了美国零部件的卫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曹聪说,载人飞行成功是一种经济广告,“它向世界说,‘既然我们的技术足以能把我们的人送上天,它就足以能把你的卫星送上天’。”他认为,对美国商界来说,他们将会推动美国当局放松对中国的限制,因为同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发射卫星的费用要便宜得多,“如果你的背后是美国商业卫星的生产厂家,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取消这些限制。”“尽管目前国际宇航市场壁垒重重,竞争激烈,而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拥有发射载人飞船并安全回收的尖端技术,中国航天完全有能力打破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的重重困局,中国航天对外合作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即由‘神舟五号’和杨利伟这里发轫。”

在开发空间物质、能源和扩大人类生存空间目的主导的国际太空合作框架下,中国正试图走得更远。曹聪说,中国运载火箭和卫星应用方面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到2005年中国卫星应用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这个市场正在被打开”。

大鹏证券投资银行总部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05年中国卫星应用的1000亿元市场规模中,卫星通讯达100亿元;卫星电视直播达500亿元;卫星导航达200亿元;卫星宽带及互联网接入达100亿元;空间环境应用达40亿元;卫星数字音频广播达10亿元,卫星遥感、数据采集达50亿元。

“神舟五号”之前,中国成功发射“北斗三号”,其导航系统中的商机亦令人瞩目。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理事周儒欣表示,卫星导航定位产业在内地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朝阳产业,预测到2008年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将会有30万个用户,直接产值将达到35亿元人民币,相关产业的经济带动将是其直接产值的10倍以上,“‘神舟五号’之后,我们正在等待新的订单”。

杨利伟的飞天之路

成为飞行员

杨利伟说,很难说是他选择了这一个职业还是被这个职业所选择。“高中毕业时赶上‘招飞’,我压根儿没奢望能当上飞行员,谁知到县里体检时‘踩到了电门上’,一下子就过了关。后来到锦州体检,开始不行,血压有点高,听人说喝醋能降血压,我就喝了一碗,血压就下来了。那年全县一共选上了六个飞行员,我是其中一个。不过没多久,六个同乡里面就有两个被淘汰了。”杨利伟说。

但杨利伟作为飞行员的素质很快得以显露。杨利伟说从甘肃武威(五航校)学习三个月后分到在新疆哈密的八航校是“一段最为艰苦的岁月”,“白天穿背心,晚上穿皮袄,水土不服,饭也吃不下”。“从普通人到飞行员一般要过两关:抗过载和高速翻滚。我的身体素质不错,适应过载不难。可第一次上天,翻滚中感到头昏。当时部队正精简,飞行学员93%的淘汰率。要过这关没窍门,只有练。除训练外,休息时更是采取土办法——左手捏右耳、右手捏左耳原地打圈。”杨利伟的老战友,驻渝某师副师长徐万华向记者回忆说,杨利伟后来进步很快,一直盼着学校给他放单飞,“他这个人很奇怪,遇事不紧张,不像有的人一到关键时候就‘拉稀’。”

第一次“遇险”,徐万华印象是“1985年夏天”,“杨利伟在航校学习,一次跳伞课中,5名同学编成一组跳伞,杨利伟第4个跳下去降落伞还没有打开,第5名同学跳下来两人粘在了一起。两把没打开的伞叠在一起,好像石头一样拉着他们飞快向下落。很多人都被吓坏了,指挥员不停喊打开备份伞。杨利伟在险情中没有慌张,他和同学向相反的方向使劲拉伞绳,使两个伞及时分开,化解了险情。”

另一件事后来被媒体广为报道。徐万华说,“是一次普通的飞行训练,杨利伟驾机飞到艾丁湖上空,飞机突然一抖,左发动机熄火停机,飞机速度陡然慢了下来,失去平衡,好像醉汉一样在空中摇来摇去。飞机的通讯系统也被隔断,无法和指挥塔取得联系。杨利伟没有选择跳伞弃机,他沉着地用一台发动机把飞机拉到500米高度,用肉眼导航,把飞机成功降落在停机坪。”“杨利伟因此立了三等功,成为二级飞行员。”

在谈到14名航天员之间的竞争时,杨利伟笑着跟记者强调,航天员们平时也会有类似话题的交流,而达成的共同认知是,“这种竞争不是存在于个人与个人之间,而是个人与航天这项事业之间”,不是“谁比谁更好一点的问题,而是谁能更好地达到这项事业的要求”。他的战友胡岳彪则说:“利伟性格特好胜。球场上争输赢,会拼得手脚受伤。”

“有一次他和副大队长吵架,两个人就较劲,说‘天上见’,两个人比技术没分出高下,副队长理发时就给他剃了个光头,当时副参谋长评价杨利伟飞行技术很‘调皮’,‘整个一个游击队员,但机动灵活,不错’。”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

“1996年9月,航天员选拔开始。我带着10名飞行员从重庆到青岛参加了首轮选拔。”当年杨利伟所在驻渝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秦兴龙说,“体检相当严格,整整进行了3天。”秦兴龙说,参加体检的每一个飞行员素质都非常高,飞行时间必须要达到1000小时,都是有10年飞行经验的飞行员。年龄要求在30岁左右,身高170厘米左右,体重65公斤左右。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杨利伟第一个难题是“体形问题”。“体形上,杨利伟有点‘横’着长。”想着老友,胡岳彪忍不住笑了——1.68米的身高,体重近70公斤。但航天员的要求苛刻到体重。“几个老朋友在一起聚餐,杨利伟坚持不喝酒。面对满桌的鱼肉,杨利伟很少动筷子,主要吃了些豆类和杏仁,后来体重真的下去了。”更让胡岳彪佩服的是杨利伟的自控能力。在北京学习期间,逢假日,杨利伟有时会“摸”出来和老友相聚。饭桌上,以前要喝点酒的杨利伟决不沾半滴酒。

杨利伟也承认这几年的航天员训练对他的改变,“在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他习惯自己承担所有的危险,比如当飞行员的时候几次比较危险的经历,他从来就没有跟家人讲过,因为“不希望他们担心”。他的父母都是从现在的报道里,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曾经有过那样的危险经历。

对话杨利伟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教官和周围不少同事对您的评价都是“沉稳和坚毅”,您认同吗?

杨利伟:(笑)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很开朗和活跃的人。在性格方面,跟家庭有一定关系,母亲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她很坚韧。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您对小时候的一次探险记忆深刻,为什么?

杨利伟:(笑)那次是跟几个小伙伴一起,想弄清楚远处一个小山包到底是什么东西,天很冷,走了很远,大清早出门很晚才回家。现在跟当年一起去的一个伙伴打电话说起这事,他还笑呢,说怎么现在都记得这么清楚。不能说是探险,也就是小孩子好奇而已,每个人小时候都会有这样类似的好奇心,所以一直记得。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曾多次说到当飞行员时最深刻的记忆,是在新疆执行任务时遭遇的一次意外故障,这次故障对您的职业选择是否有过影响?

杨利伟:那是一次“空中停车”故障,一个发动机在空中不能正常工作了,这种故障比较罕见,也很危险。对于飞行员来说,处理了一次这样的事故,会增加相当多的经验,我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改变对这个职业的热爱,也没有其他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在您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考虑中,从来没有过要转业到民航或其他岗位的想法吗?

杨利伟:应该这么说,对任何一名飞行员而言,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所考虑,有转业或调往其他岗位的想法,这并不奇怪,都是很正常的。但对我个人而言,我并没有过这方面的考虑。

三联生活周刊:那您的父母和家人呢?他们会因为担心而要求您改变职业吗?

杨利伟:我从来不会跟父母谈到这些危险经历,不想让他们担心。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的选择,不管是飞行员还是航天员。我爱人身体不好,但她却承担了家里所有的事务,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挺对不住她。

三联生活周刊: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杨利伟:从飞行员到航天员需要系统而全面的学习,强度很大。经过4年的学习和训练,我们每个航天员在各方面都有所提高,体现在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对航天事业的认识等各个方面。比如说操作技能更加娴熟,认识也更加深刻。

三联生活周刊:您和其余13名同伴从接受航天员培训开始,就会被多次告知将是“14选1”的结果,你们会怎么看待这样的竞争?

杨利伟:我们平时也曾经多次交流过这方面的问题,最后大家达成了一致看法,这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个人和这个事业的要求之间的竞争,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事业在努力,看谁更能达到这个事业的要求。只要符合要求,这个任务最后由谁来完成,都是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航天员到“航天英雄”,您现在已经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式人物,您怎么看待这种转变?

杨利伟:我倒没觉得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也并不是什么偶像。我现在依旧是一名航天员。不管我们这个集体中是由谁来最终完成这次航天任务,都是一样的。大家的热情是因为我们整个航天事业的成就,是为我们国家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激动和骄傲。

三联生活周刊:但公众的热情最直接的指向首先是您个人,比如您会遇到那么多等待合影和签名的人,这会让您激动吗?

杨利伟:我会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但这种热情并不只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不论是在香港还是澳门,这种热情是一样的。我现在的一些活动,也是因为这个事业的需要,是任务。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重新回到航天城,回到航天员团队之中,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杨利伟: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训练在照常进行,为将来可能的太空任务做最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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