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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代表倪正茂

2003-12-29 14:39 作者:苗炜 2003年第52期
11月22日,北京大西洋新城小区数百名业主聚集到该小区A108号楼前,宣布解聘大西洋物业公司,同时选聘北京晨曦物业管理公司为新的物业公司。从9月开始,大西洋新城业主采取投票方式形成一份《决议》,有2/3以上的选票赞同解聘现有物业公司。

倪正茂在“四季园”小区

11月22日,大西洋物业公司的总经理被业主半拉半抬地“请”出了办公室,他把那天的场面比作“文化大革命”的翻版。但确切地说,他面临的不是“革命”,而是一场“运动”。城市小区业主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市民运动”,他们采取集会、示威、上访、诉讼的手段,甚至在某些时候会采用一些暴力的手段,其目的就是真正能在自己购置的房产上“当家做主”。

几年以来,业主与物业的矛盾在全国范围内层出不穷,今年9月1日施行的《物业管理条例》也未必能缓解这类矛盾,因为立法者并没有意识到矛盾的核心并不是服务质量问题,而是财产权、契约权的问题。业主本来是小区的主人,他们却发现自己聘用的管理者荒谬地变成了主人。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位美国法学家就讨论过财产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而今日中国,人们也渐渐意识到,财产要受到国家的保护,这样他们才会对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保持信心

我们都是社区与法律的用户

11月22日,北京大西洋新城小区数百名业主聚集到该小区A108号楼前,宣布解聘大西洋物业公司,同时选聘北京晨曦物业管理公司为新的物业公司。从9月开始,大西洋新城业主采取投票方式形成一份《决议》,有2/3以上的选票赞同解聘现有物业公司。

这一天,大西洋物业公司的办公人员被赶出了办公室。但业主很快发现小区地下车库、会所的水、电、电话、热水被掐断了。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混乱,业主们决定暂时让晨曦物业撤出。11月21日,也就是业主准备强行接管物业的前一天,朝阳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及望京街道办事处联合发出公告,明确指出:“大西洋部分业主既没有依法组建筹备组,也没有按照规定,在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下依法召开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没有制定《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和《业主公约》。”“部分业主组织的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的活动,不符合法定程序,其结果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上海的“四季园”位于斜土路和东安路区域内,是徐汇区众多高档住宅小区中的一员。今年3月到4月,这里同样爆发过一次更换物业管理公司的风波。时任业主委员会主任的倪正茂说,四季园地下车库和一层楼下的架空层都已计入业主们的公摊面积,而物业公司将这些面积用来赢利,侵占了业主们的利益。倪正茂说,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东方金马物业就是“四季园”房产开发商——东方金马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在某种程度,子公司要掩盖母公司遗留下来的问题。

5月,新物业公司被请进了“四季园”小区,6月,倪正茂辞去业主委员会主任。这位64岁的教授担任着九三学社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政法主任、上海市政协法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法学院司法研究所所长等职。在谈到他的身份与维权胜利的关系时,他用了“微妙”一词。

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在全国范围内频频发生,王海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称:“根据我们这几年的调查和研究,现在一些物业公司除了侵害业主权益增加社会不稳定和律师收入以外,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该公司报告说,算上侵占停车场等共有财产收益,大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的毛利润竟然为收取费用总额的50%到80%,而有了这样高的利润,物业管理商会起草的、于今年9月1日施行的《物业管理条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物业公司自己的利益。

与物业公司站在一起的还有一些政府部门。今年,北京中海雅园业委会状告中海世纪物业,要求其退出小区,而海淀区国土房管局却为该物业出具了业委会未经备案、因此不具有合法资格的证明。但是,海淀区国土房管局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对中海雅园业委会提出的换届选举登记备案申请未作出任何书面答复,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海淀区国土房管局不履行备案职责的行为违法。在这个官司中,司法与行政的制衡关系得到了一定体现。

然而,在业主与物业公司主仆颠倒的混乱局面中,法律的作用至今还不令人满意。每当我们购置一辆汽车或一幢房子,找到一份工作,乘坐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打开电灯,甚至穿过马路的时候,我们都在从事一种能引起法律后果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法律规定的,如果需要的话,将由法院甚至是最高法院来规定。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都是法律的用户。我们享用的这种产品的质量,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们用着我们的房子,我们也用着物业公司,我们也在矛盾来临时候用法律,但这些运用无时不带有深深的遗憾。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城市居民中,购买住房户已达到45.2%,房子是城市人的一项重要财产。12月中旬落幕的北京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较早提出参选的舒可心、王海、秦兵等人都是以维护业主利益为主要竞选口号,而北京的天通苑、大西洋新城、望京新城、银地家园、水清木华园等小区也都有业主参加竞选,最终,回龙观小区的业主聂海亮是惟一当选的一个。

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有产者兴起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农民积极参与村民自治的原因在于,它和农田、农业负担以及村庄的公共建设息息相关。而在城市,居民的利益则集中体现在房产和以房产为纽带组成的社区。

在记者采访倪正茂之前,有一位同行说出了自己的困惑:与那些被拖欠着打工薪水、贫穷的农民相比;与那些国有资产转让中失去了工作机会的工人相比;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中,那些拥有房产的人都算得上有百万资产,是百万富翁,该怎样关注他们的利益?

“在经济上不能自立时,人们是不自由的。”农民为维持生计甘冒领不到工钱的风险,失业的工人将委屈地接受买断工龄的钱,一位英国法官在200多年前说过:“有求于人的人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为了应付燃眉之急,他将容忍奸商可能强加于他的任何条件。他们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为了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付出他们的劳动,说他们享有契约自由,真是无情的嘲讽。”

200多年前出席过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位美国法官说过:“维护财产权是社会契约的首要目标。”那个新国家的领导人深知,没有财产权,人身权就没有实质内容,约翰·亚当斯说:“这种思想——财产不像上帝的法那样神圣——一旦被社会所接受,混乱和暴政就开始了。”

在引用了三个外国人的话之后,我们也来看看三个中国学者更有现实针对性的说法,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认为,中国有产者通过现有的民主渠道维护自己的利益,将形成一个比较独特的民主发展路径。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先生认为,中国现在兴起的业主运动对中国民主建设而言是“意外收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倪正茂教授说,全国各地发生的业主维权是一种“市民运动”,这种运动将推进民主与法律建设。

那些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等地卷入小区维权斗争的人经常喊的一句口号是“打倒奸商”,在他们与物业公司之间存在着契约自由吗?与契约相伴的是财产这个词,它表明了不受限制的对物的占有、享用和处分的权利。财产还是一个人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他的自由的外在领域。在一个业主被房地产开发商欺诈、为有些权力部门随意变更规划愤怒、请物业公司来当“管家”结果却被人“当家”的时候,他心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被伤害和羞辱了?“人们不会为自由而团结起来,但会为财产团结起来。”

小区维权: 民主政治的试验场

记者:您是怎样成为业主委员会主任的?

倪正茂:我所居住的小区是上海比较高档的房产项目之一,一套房子大多要100多万元。这个小区的问题有公摊面积计算、车库使用等等,都是社区维权中普遍性的问题。同样,这个小区也和别的小区一样,大概有5%的住户是得到了开发商的好处,他们是开发商的亲戚、朋友、关系户、官员,他们以比别人便宜多的价格购买了住房。说实话,在这些人里,我认识几个,而那些反对开发商的业主我倒一个都不认识。业主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原有的物业管理公司不错,可以接受;另一派坚决要换掉物业公司。这样斗争了两年,自己的业主委员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去年6月15日,开会选举业主委员会,当时我站出来说了几句还算公道的话,大家推选我成了主任。

这几年,业委会一直被要求民主选举,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法规明确过业委会的选举制度,业委会委员候选人未必从业主代表当中选出,选举也未必通过等额或差额选举办法,要说我这个业委会主任,应该算是通过直选产生的。

记者:在您担任主任、参与维权的这段时间里,您有哪些感受?

倪正茂:我发现,一个小区里真正关心维权的积极分子不到5%,20%的人是中间派,更多的人是漠不关心。这样说并没有统计上的意义,只是一种感觉。业主委员会没有组织资源,没有经济资源,没有政治资源,没有时间资源,只有要维权的心。业主委员会从去年6月成立到现在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没有用过业主的一分钱。当时我们就约定,一是尽义务,二是不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我在司法系统里还是有不少学生的,找政协、人大、公检法去打声招呼也可以,但我还是想把小区维权这件事当成个民主政治的试验场,看一看群众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现有的法律到底能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

记者:最终证明可以做到吗?

倪正茂:今年3月7日,我们决定炒掉原来的物业管理公司,聘请新的公司。3月10日,新公司的人要进驻,老公司雇用了30多个便衣打手,把新物业公司的人打伤了。110警察也来了,但打人的事不了了之,新公司没能进来。当时我说——京剧《杜鹃山》你看过吗——我真想像雷刚法场抢柯湘那样抢一个共产党员来领导我们,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没有政府支持,维权这件事太难做了。我多么希望居委会能帮助我们来维权呀,但我认识某个居委会主任,他在一个开发商的楼盘里做居委会主任,在这个开发商的另一个楼盘里当物业经理,这样的人他自然都会站在开发商一边。我们小区8万多平方米,建设成本3亿多,销售收入6亿多。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附近的公安、街道、卫生、居委会都得到了一定的打点,他们都会站在开发商那边,群众孤立无援。

3月10日,我去商店里买了一根铁棍子放在家里,我觉得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遇到什么危急时刻我就和他们拼了。每天早上上班,我特别注意后面的情况,如果10米、20米之内有人跟着,我就快步走,我爱人就在楼上的阳台上看着。

到了5月份,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当时小区里贴满了大字报,就跟“文革”时一样,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我们的业主委员会合不合法?我们解聘原有物业公司的决定合不合法?这需要政府出来表态,这时候我的社会资源自然也就用上了。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业主委员会主任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是上海政协常委,这是个非常微妙的事,如果我没有现在的社会地位,不是市政协常委,不是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记者:单纯以现有的法律,比如物业管理条例,小区业主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吗?

倪正茂:现在的物业管理条例规定,要2/3的业主同意,才能解聘物业公司。这在操作上是很有难度的,什么都要2/3的业主同意,那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是给业主维权设置障碍。业主选举业委会委员,就像是代议制民主,业主委员会要能行使权力,物业公司必须听业主的话。

前些天,我和一个日本教授聊天,他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搞法律建设,150年过去了,法制建设失败了。他认为,日本的法律建设是在法律工具主义的指导下搞的。我们过去讲法律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现在讲法律是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这同样是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是为增加人民的幸福的。我记得2001年7月19日的《人民法院报》上有一篇文章讲“上海的交通18条是罪恶的18条”,这就是对“撞了白撞”的反击,上海为整治交通出台“撞了白撞”的法规,这就是典型的法律工具主义,是为了管理者管理方便而制定的法律,而没有考虑人。如果考虑人的因素,你管理起来可能会麻烦一些,成本会高许多,但法律就是应该来维护人的。现在“撞了白撞”的法规在全国各地都被否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觉得起草《物业管理条例》人应该自己先当两年业主委员会主任。如果我们能制定出比较好的法律,那还是很有用的,毕竟没有人敢公然违背法律。

记者:您说过业主维权可以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提并论,事关政治稳定,事关国计民生,事关人心向背?

倪正茂:我觉得,现在党和政府还没有认识到物业管理、业主自治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对许多中国城市里的人来说,房子是他最大的财产;对那些年轻人来说,房子很可能是他今后20年、30年最大的财产。在这个财产维护问题上,党和政府站在业主一边,大家就会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不站在业主一边,大家就会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什么叫“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房子就是人民最大的利益。你站在人民一边,开发商的问题就要揭露,一旦将不法开发商诉诸法律,他们一定会揭发政府中的那些贪官污吏。业主考虑的是维权,党和政府应该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问题。有太多的中层干部从开发商那里拿到好处,用便宜的价钱买房子,手脚做得不那么笨,但党和政府应该有决心向更多的贪官污吏开刀。之所以现在没有这样做,我想,一种可能是怕打击面太大;另一种可能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在我做业主主任的那段时间,偶尔会想,干脆把所有工作都辞掉,联合上海所有的小区搞一个维权的联席会议,那一定势如燎原。这个联席会议可以下设物业公司,运作好了可以挣很多钱,也有企业家愿意提供启动资金。但我也只是这样想想,没有干,两个原因,一是我要听组织的话,不能干这样的事;二是我的年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做。但是说不定哪一天大家就会组织起来,互相声援,以财产为纽带团结起来。目前上海10000多个小区,其中6800个有业主委员会,大部分是御用的,矛盾很多。在小区维权上面,将来还会出大事,什么时候出、怎么出还不清楚。

我们的改革开放,在经济生活中已经部分实现了自由、平等、独立的精神,我们国家的民主基础差、国民文化水平不高,民主是个渐进的过程,但利用业主委员会培养大家的民主思想,那对今后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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