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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俄罗斯:一个出口

2003-12-04 11:42 2003年第49期
2001年黑龙江省的刘棋(化名)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自费读硕士,“那时一般宿舍是大屋住两个人,小屋住一个人,但那时如果有人肯出钱就可以包下一间房子,但是现在出钱也不行了,没有地方了”。

到俄罗斯留学可以花不大的代价就能拿到洋学位,在中国很受欢迎。图为莫斯科大学

比起其他宿舍楼来,友谊大学6号宿舍楼每年都弄得热热闹闹——因为要迎接新生,每年都要装修一下。陶阳在这所大学里度过了6年——二年预科,四年本科,去年以新闻系毕业生的身份离开学校。陶阳说:“我1996年来这里时,6号楼很空。屋子里基本放两张床,如果有需要才加成三张床。但是现在三张床的数量已经成了规定,而这个变化是从1998年开始。”这次火灾中受伤较重的娄文竹所在的301室已是4个人挤一个屋,这在原来是无法想象的。

2001年黑龙江省的刘棋(化名)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自费读硕士,“那时一般宿舍是大屋住两个人,小屋住一个人,但那时如果有人肯出钱就可以包下一间房子,但是现在出钱也不行了,没有地方了”。

俄罗斯教育部副部长尼基塔·班泽金在接见林跃勤所在的代表团时指出,俄罗斯有许多很好的大学,目前外国留学生总数仅7万多人,而俄罗斯能接待10万留学生。黑龙江省外宣办主任徐世铭说,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学校现在走市场化的道路,“他们处在创收阶段”。林跃勤的调查佐证了这一说法,他说,独联体国家的大学为了鼓励中介公司多介绍中国留学生,都给中介公司回扣,比如每介绍5名学生即给20%的学费优惠或一个免费指标,越多则折扣越大。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肖  解释说,一个学生一年几千美元的学费对于西方人是小数,但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大数。

“路讯”就扮演着为俄方找生源的角色。“路讯”受到关注是因为它打出了“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中国办事处”的牌子,这在过去显然拉来不少的生意,不想一场大火也烧去了财运。有媒体说有相当一部分留学生就是通过“路讯”进入俄罗斯。其实“路讯”在俄罗斯的华人中闻名是因为创办者最初办起的华文小报《路讯参考》。

“路讯”并非是一种独创的模式,在记者办理赴俄签证期间了解到,很多在俄留学的人都有门路提供从邀请函到在一天的时间内只用一个护照办理签证的可能,价钱也从30美元到500美元不等,他们的身份往往都不透露,但明确的一点是,他们都与俄方有特殊关系。

从供需的另一个角度来讲,到俄罗斯留学可以不会说俄语的前提和相对低廉的价位对国内降低了门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肖  说,它让中国人找到了一个捷径,“中国人可以用不大的代价就拿到洋学位”。

林跃勤也在俄罗斯留过学,他说他是我国恢复去俄留学的第二批,“那是1986年,我们那一批派了40个研究生过去,在我们之前的1984年前后是第一批。”

到了1990年前后,以公费留学为主的格局被打破,黑龙江开了先河。黑龙江省外宣办主任徐世明说,最初黑龙江去的那一批自费留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当时的大背景是中苏边贸的开始。徐世铭解释说之所以称之为是“好的开始”在于,“当时省教委统一联系院校,如果俄罗斯有大学过来招生,也必须由省教委批准,那时学生的去向基本是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商学院等。”

这种模式在黑龙江省内范围开始有所扩大,现在做纸业生意的章宁说:“我们那一批是苏联解体后第一年最正规的一批,由省轻工厅派国内的带队老师和我们一起到西伯利亚一带的哈卡斯共和国,带队老师和俄校方共同管理我们。我们与后来出现的大批量社会实践办学不同,当时我们出国有省里劳动部门的承诺,我们拿到文凭后,他们承认我们的干部编制。”

出国的重要性在于,章宁说,那时我们正在考虑下一步的出路,我们这些人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而家长又都是很重视我们有一技之长,能有多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自费在家念,要么出国念;当时到欧美和日本都很难,需要担保,去俄罗斯一方面可以拿个学历,另一方面当时边贸很热,我们想倒货也可以挣点钱。

徐世铭说90年代初期的学生整体素质较高,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去念文凭,但是到了1994、1995年前后,整个中俄贸易的不规范直接将赴俄留学带入低谷。章宁那时已经回国,他说他们拿文凭经历了国外和国内两次考试,“实行五分制,考试容易到不敢相信”。但是回到国内,形势已经开始转变:一方面民间贸易一直走下坡路,一方面经过前几年的留学热,国内并不缺俄语人才,所以不但是黑龙江省,整个东北去俄罗斯的人都很少,相反,内地学俄语的人比较少,公派留学生反倒在华中华南一带多了起来。肖  也注意到地域上的变化,“原来不说是黑龙江的,起码也是北方人多,但是我发现现在南方人愈来愈多了”。肖  为此专门了解过这个原因,她说,“南方人更有进入欧洲的需求,有一部分人就是偷渡被截住,于是就留了下来,摇身一遍,变成了专门负责给南方人提供赴俄机会的中间人。与北方人比起来,南方人对俄罗斯更无知,这也使南方人容易获得投机的身份。”

林跃勤认为,国内对独联体国家的高等学校以及招收外国留学生的情况知之甚少,通常只能通过熟人介绍和私营留学中介机构来联系留学事宜,这就必然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

肖  说,有一个“公平”的原则,也是导致对俄留学降温的一个原因,“不管当时是自费还是公费,回国后都是留学生,待遇几乎都是一样的。在1994年前后,设立了一个出国留学服务中心,设立了一个认证机构,这并非是专门针对留俄学生,而是设立了一个认证机构,但从效果来讲,还是制约了从俄国回来的留学生”。

徐世铭记得,原来大家对俄罗斯经济的预测是,认为到1993、1994年前后俄罗斯的经济会走出低谷,但是“直到现在,俄罗斯还是没有从低谷中走出来,所以到俄罗斯留学的前景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肖  在1998年和2002年先后去过俄罗斯,她注意到现在读副博士和研究生的都少了,更多的人在读本科。另一个变化是,他们的年龄结构也愈来愈低龄化。住在友谊大学6号楼的中国留学生中,1983年以后出生的不在少数。刘棋说他有两个邻居,基本上代表了现在这批留学生的类型,一个邻居每天上网、打电话——他们来时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电脑,再有就是踢足球;另一个邻居比较好学,但是你真的问他关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等这些他专业学的东西,他说不出来也不感兴趣,他很少对新闻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港台的娱乐节目。林跃勤观察的结果是,中国留学生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以学语言、经济管理和艺术类等文科为主,这个比例占到包括公费生在内的全部留学生的70%~80%左右,“在自费生中的比例更高”。他注意到,有些学生在学了一年后,由于学理工科比较难,语言过不了关,而只得改学经济等文科科目,形成了留学生专业分布的不合理状况。“比如说圣彼得堡技术大学400多名中国留学生,这几乎占到外国留学生的一半,其中的95%都在学经济与管理等专业,可是这所学校最‘拿手’的专业却是自动化控制等专业,许多学生学了一两年后转学其他比较容易的新兴文科专业。”

林跃勤说,很多学生代表向他反映治安环境差,学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学生上街经常遭遇一些不法警察的骚扰和勒索。“近年俄罗斯光头党猖獗,经常发生中国学生被殴打的事件。2002年4月份莫斯科师范大学一个中国学生在宿舍里被一伙俄罗斯男女青年殴打,头破血流,在街上叫车,十几辆车的司机都不愿送他去医院,后来,还是一位格鲁吉亚司机把伤者送到了医院。但是,医务人员以为他斗殴受伤,加之没带医疗保险而拒绝给予治疗。最后,只得返回宿舍自己马虎包扎一下。”他注意到,使馆对自费留学生的关心和管理也比较松散,相当多的自费留学生没有在使馆教育处注册,学生会主要组织公费学生参加,一些自费留学生自己也有一种自卑感,很少参加使馆和学生会的活动。而从使馆教育处方面来看,要想把所有自费学生都管起来也力不从心。如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使馆仅一名官员负责教育事务。

肖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派到俄罗斯,“那时我觉得我挺富的,而且那时苏联人对我们印象也好,我拿着美元,虽然打不入主流社会,但是不被歧视”。现在这种歧视是挂在一些俄罗斯人脸上的。

其实对于大多数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言,俄罗斯是他们父母的选择,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肖  说:“现在在俄罗斯留学的这些人的家长因为他们的成长背景,对俄罗斯有着本能的亲近和信赖,加之经济上代价的衡量,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出的决定。”

黑龙江省外宣办主任徐世铭说,俄罗斯给中国的中下层收入者提供了一个出口——他们承担不起去美国、英国等这些“第一世界”国家,他们又需要找一个出路,而到俄罗斯留学的投入与在国内真正考上大学的投入基本相差不大,这就注定了俄罗斯被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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