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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姑娘及其时代

2003-11-27 13:59 作者:金焱 2003年第48期
陈招娣,中国老女排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中国女排17年后重新登上冠军领奖台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当年打球留下的腰伤使她只好半卧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调换一下姿势。她会请求记者再给她5分钟——此时转播的中国男排比赛打到了关键时刻,她流畅的回忆因此戛然而止。在她家里很显眼的两件东西,一个是她打沙滩排球的16岁女儿的大照片,一个是她的冠军奖杯。

袁伟民时代夺得五连冠创造了“女排精神”

为了两个字的生活

陈招娣,中国老女排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中国女排17年后重新登上冠军领奖台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当年打球留下的腰伤使她只好半卧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调换一下姿势。她会请求记者再给她5分钟——此时转播的中国男排比赛打到了关键时刻,她流畅的回忆因此戛然而止。在她家里很显眼的两件东西,一个是她打沙滩排球的16岁女儿的大照片,一个是她的冠军奖杯。

和她的话题很自然地围绕着夺冠展开,“没拿冠军前,所有要求都是两个字——冠军,我们满脑子都是‘冠军’。好不容易拿到冠军了,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就又要保冠军了。我这次见到新女排队员,就跟她们说,夺冠军难,保冠军更难。”

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当年女排精神最早被发现,应该算是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后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姑娘”都是女排的代名词。谈起采写的初衷,鲁光说,起因是1980年夏天在秦皇岛一场女排与女篮在暴风雨中的海里水战,“当时只有我一个观众,那是一个训练加休闲的比赛,她们有些人不会游泳,但在大雨里打得有人身上都抓出了血,我当时就觉得她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爱拼爱胜爱搏的精神。”鲁光说,当时国内一个流行说法是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就想找一个青年思想的代表”。同时,在国家体委宣教司工作的鲁光的预感是,中国女排与女足都有可能有所突破——那时她们还没拿冠军。

在那时,生活和排球挂上钩,尤其是与中国女排挂上钩,就充满了一种悲壮的责任感,陈招娣说:“我们搞上排球后,受到的教育灌输即使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贺龙说,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我们那个年代打球一直是以国家的名义,每天都进行这样的思想灌输。”

作为女排精神的一个载体,陈招娣“三进三出”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当时陈招娣自己主动要求加练15个球,“我个性比较强,记得当时救起了9个球,就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可是教练还是不停地抛球,我就往下扣。后来我想,是我自己要加练的,我不练了行不行?于是我转身就走。”陈招娣说后来很多人把她们描写得意志钢铁般坚强,“其实那时心里斗争很厉害,所有人都看着我,感觉特别没面子。教练说,今天练不完,明天开始就练你,我就回去了。第二次又不行了,当时我就特别后悔,受不了了我就第二次走了。我想走出去就不应该再干排球了,有多少钱放在那里我都不想干了。第三次又累得不行了,同伴都不给教练球了,当时我就想干脆死在球场上算了。那之后我全身疼了一个星期。”

不只是陈招娣,每个老女排这样的故事都有一大把。鲁光回忆说,当时队长曹慧英在队里年纪算是很大了,练球还练得那么辛苦,老百姓都说,“您怎么跟祥林嫂一样苦啊!”“我们苦啊累啊的时候,教练就说要战胜自己,为了事业的最高境界,就要吃比别人多的苦。他说,日本、美国、苏联都在练,你怎么去赶上人家?”

“当时的目的就是要夺冠军,教练抓得很细,他说平时一个球传不好关键时不就丢一分了吗?”有一次张蓉芳的手戳了,当时训练课是练传球,给高球她的手就不由自主地缩一下,“教练就专门给特别高的球,张蓉芳就一边哭一边传,旁边还有田径队的教练看着也哭”。

陈招娣说她现在再讲这些,别人都不信,都瞪大眼睛说,“你们那么傻啊?”

这样残酷的训练能被接受,现任女排教练陈忠和说,是因为以前老女排的思想比较单一,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常态:中国队员在什么时候身高体质各方面都是不如国外,我们真的是靠苦练出来的,比人多付出才会有这种战胜别人的可能。陈招娣的解释更为朴素,她说,“教练要求严我们都能理解,苦也吃了伤也受了,如果最后什么也没拿到那不就都完了吗!”

技术选择

老女排的一个术语是“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大运动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陈招娣说就是苦练,“那时受伤机会也多,平时遇到很多困难,主要就是伤病。”她记得在1978年对日本的比赛中,她是二传,“我一个传球,曹慧英扣完就蹲那儿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当时膑骨骨折。现在她的腿上还有一个钢丝圈。”

当时为了对付古巴队,袁伟民想了一个办法,在离墙3米远的地方搭一个有网的台子,模仿她们从高处扣球。陈招娣解释说,古巴队扣球就跟男的一样,所以袁伟民就叫陈忠和给我们练。“现在想想也蛮残酷的,人都会有点害怕,何况男的扣球又都特别狠,我们不自觉地就想躲。可3米大的地方,后边就是墙,我们害怕,但连闭眼都不敢,怕打到脸上。有时反应不过来球就打在身上,我有三个球打在腿上,起了一块比碗口还粗的淤痕。这就逼着你必须突破心理障碍。”

中国女排那时有个口号:三年打败韩国,五年打败日本。不过真的与国外队员相遇,差异很明显。鲁光说曾有队员跟他说,隔过网看过去,觉得人家的腿比我们的腰还粗。陈招娣记得她刚到国家队打球时,“我们邀请日本来,人家根本不来,那时日本队谁也看不起”。赢得比赛的关键,陈招娣说是因为战术变化非常快:我们当时在场上比手势,一、二、三、四,分别代表几套不同的方案。那时主攻也能打快攻,快攻跟二传也有交叉,我还记得有一句话叫“双快一游动”,如果不靠这个,对方拦网很难突破——当时我们队里郎平最高1.84米,还有4个1.80米多点的,其他的是1.74米到1.76米之间。我记得当时我拦网时,海曼是在我跳起来后,从我双手的上方把球扣下去的。所以我们只能靠技术全面,靠整个集体取胜。

现在的中国女排的训练条件已经完全现代化。11月21日的最后一次集中训练在宽敞舒适的训练馆里,场地侧摆放着一排联合器械,李全强说:“这些联合器械比健身房里的那些都专业,女排队员平时用它练上肢、练腰腹。”从1980年起调入女排做随队医生的田永福陆陆续续在女排工作了近20年,目睹了这20年里女排大大小小的变化。

“过去的条件很差,以前既没有这个高标准的场馆,也没有这些器械,以前是比较单调的杠铃片。”陈招娣说。

那时受了伤最常用的是胶布,鲁光说陈招娣一个人训练时用的胶布都够做几身衣服。陈招娣说:“那时受伤的机会比较多,护膝也没有现在的厚,伙食也没什么专门的营养。有时候练得晚了没什么菜了,师傅就给炒一盘鸡蛋。受了伤也就是按摩按摩,训练时渴了就跑去对着水管子喝两口。”

李全强说,“三从一大”在训练当中已经属于传统一些的手段,而现在他们对新女排教学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已经不很传统了。“过去对身体机能也不是很了解,对量大量小和疲劳程度只是靠观察、靠面部表情判断,我们现在有很精确的指标要练多少次数多大量。我们现在是电化教学,包括拍一些录像分析错误;她们还要做定期的身体测试。现在各个国家一个比一个先进,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还是比较传统的。现在这个时代看的是高科技含量有多高,打法是否适应超前于女排的要求。”

一样的排球不一样的出口

回忆第一次拿到冠军,陈招娣说:“大家都非常高兴,对我们来说,我们感觉到是完成了一个任务,结果国内那个样子我们都吃了一惊。”

其实耳朵里天天听到“为国争光”,与真的把打球与爱国情结联系起来还是有距离。陈招娣说她们有了这种真实的爱国情结是1977年世界杯排球赛,那次得了第四,已经是1953年建队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但是当时特别受刺激是发奖时,“我们不是站在领奖台上,而是站在一边的地板上,每人手里发了一个黄手绢,我们要不停地摇手绢向得胜者庆贺。那时候就想,只有把实力搞上去了,才不用再受这种气”。

第一次夺冠,陈招娣说她们觉得眼泪都在那一次流干了,结果第二次夺冠时,眼泪又都控制不住。“预赛时我们就输给了美国,要夺冠就必须要每一场都是三比零,而且别人做一下手脚我们也进不了决赛。大家情绪都非常低落,觉得没希望了,那时真是极度悲伤。袁指导训我们,说不准哭,那时是在去利马的路上,我们坐在汽车里,袁伟民就在车上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从前做到后,到最后他从来不晕车的人都晕车了。所以那次夺冠真是非常不容易。”

一个很有深意的细节是,陈招娣说她们那场与日本队打了五局的比赛,开始因为她们的缘故输了两局,袁伟民就骂了她们一顿,他说,“冠军你们不要了,全国人民还要呢!”

1982年打完世锦赛,陈招娣、孙晋芳、杨希等5名老队员退役。1983年中国女排在亚锦赛中输给日本,第二年就是洛杉矶奥运会,陈招娣又被招回,协助工作,“队里只剩郎平、张蓉芳和周晓兰三个老队员了。因为同样在袁伟民手下训练,所以那些新队员和我们差别不大”。

差别开始拉大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曾在这期间接到中国女排调令,回女排工作的老女排队员说,“再把冠军夺回来”。“我回去后就发现这批运动员的吃苦精神不如我们。比如说崴脚,我们那时脚肿了包一包,慢慢跑;有时候是忍着疼直到疼木了打木了。但是她们脚崴了就不会坚持,会踏踏实实地躺在床上。我们从苦里熬出来的人就感觉她们应该更能吃苦一些,我也这样要求她们。可是对于后边的球员,你一逼她,她就不干了,不像我们一定要奋斗到最后。”

陈招娣意识到是社会环境变化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女排的出路变化了。

“我的腰坏了的时候,医生说搞不好容易瘫痪,当时想,坐在轮椅上,日子可怎么过啊!1978年我的手在泰国打亚运会时骨折了,当时袁伟民带我到积水潭医院问医生我还能不能打球了,医生不敢说,当时缺人我就留在队里。1979年对日本的比赛我们对日本,一个拦网我的手又断了。当时我就想,我不能干了,手不能断第三次。领队和教练就找我谈话,说如果我就这样不练了挺可惜,‘不行国家会养你的。’我自己想想那么多苦都吃了也挺不甘心的,就回到了八一队边治疗边打球。

田永福说,那时老女排的路子很窄,不在国家队打球了就只能回地方,不打球就只能做教练。但是到了陈招娣做女排领队时,“这时候有的大学可以免试就能进去了,那时候她们就说我不干了,我要去上学,我要出国”。

社会的变化直接体现在价值观的改变上。陈招娣说:“我们那时如果从国家队回到地方,就会觉得很掉价。但是她们现在不这么想了,其实她们比社会上那些青年还是吃了很多苦,你觉得她做得不够,她自己觉得已经付出很多了,而且她们遇到困难会找台阶下,会选择回到省市运动队里,不用那么苦,活得也挺轻松。”

到了陈忠和执教的这一代新女排,陈忠和笑呵呵地看着在场上跑动的队员们说:“现在的女排比较活跃,路子也比较宽——她们的技能不那么单一了,比如说会用电脑。其实我带这个队并不难,她们都很纯,关键是有一个目标。”作为职业化的不同是,陈忠和说,现代条件好了,新女排姑娘们都知道打好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你后面的生活也就铺满了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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