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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波出走之谜

2003-10-13 12:15 作者:李菁 2003年第4041期
对刘波出走的原因,一说源于股民告状,因此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另一种说法是最终接手“诚成”的广东奥园在接手后发现了巨大的财务黑洞

姜汤(左)与刘波(右)

9月17日,一篇《诚成文化神话缔造者刘波逃匿事件》的报道,将原本只在一个极小范围内存在的秘密曝光于公众。写这篇报道的是刘波老家湖南的记者,他是在与当地金融界朋友的一次私人聚会中偶然听到了刘波出走的消息,因为一直对刘波及其“诚成文化”比较关注,他立即采访并完成了此文。

也许是因为和一位著名女演员曾有过的恋爱关系,此文一出,刘波及其“诚成文化”的命运所引起的强烈关注,有些异乎寻常。对刘波出走的性质,许多媒体大多沿用“逃匿”一词,但也有诸如“涉嫌金融诈骗”之类的字眼。对此,与刘波合作过的文化人野夫认为,“网上的不实报道太多,捕风捉影的太多”。野夫有两点看法,其一,刘波是“正常拿着护照出去的”;其二,刘波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自有司法机关定论。他反对这种“舆论先宣判”的做法。

对刘波出走的原因,也有许多莫衷一是的说法:一说源于股民告状,因此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开始介入调查;另一种说法是最终接手“诚成”的广东奥园在接手后发现了巨大的财务黑洞,由此牵出一系列问题。

据记者采访所知,目前“诚成”的一些业务仍在继续当中,不过更多对“诚成”而言更大的商业行为,现在则已经中止或搁浅。

“他的资金链断了,到今天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或早或晚的事。不过,他能撑十年,非但不容易,也简直是个奇迹了。”与刘波相熟的一位知情者如此评价。

有关《传世藏书》

知情者说,刘波创业的第一桶金是从海南做房地产起,但从房地产商到文化商人的蜕变,是从做《传世藏书》开始。

在此之前的经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介绍,1988年,刘波第一次去了海南,没呆多久又回到长沙。1990年,刘波再赴海南。记者得到的另外一份资料说,“海南三叶公司,海南高科技公司……他从纺织品、药业、房地产入手,很快大有收获,在这场潮起潮落中,他不仅立住了,而且成功了,原始积累就这样完成。”

现在很难判断,刘波投身文化产业是看准了其中的巨大商机,还是骨子里对于文化的热爱。如果从商机出发,是为把文化变成钱;如果是从热爱出发,可能是为了一种理想。

据参与《传世藏书》操作的卢仁龙介绍,做《传世藏书》这个概念是张新奇想出来的。卢也是湖南人,而张新奇是湖南的一位有影响的作家,80年代从湖南下海到海南与韩少功等人一起创办《海南纪事》。

从1992年到1998年,历时7年,《传世藏书》出版完毕。一组数字是:《传世藏书》“精选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之作”,第一次将这些典籍横排标点与重新点校。《传世藏书》共收书1234种,总字数为2.76亿字,共计排成123册,每册1000多页,总计约160000页,约请了八个城市28个单位的3000多位专家参与,投资1个亿。

《传世藏书》售价为每套6.8万元,印一万套。对于《传世藏书》的实际销售情况,当事人说法不一。一种介绍称,“短短两年期间,各销售网实际完成销售近3000套,而且是全价的方式,仅此累计回收到2亿元以上,扣除销售费用及纳税,集团收入超亿元,全部投入得以回收,这无疑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但这种说法遭到另一位当事人的否认。“《传世藏书》净赚两个亿现金而没有一分钱贷款的说法,那全是瞎说。”

虽然具体内幕现在无从知晓,但抛开实际利润来看,《传世藏书》之于刘波,无疑是一笔难以量化的无形资产,“刘波以后再出去就不是虚名了”。

涉足传媒业

刘波做完《传世藏书》之后急于进军传媒业,入主《希望》的广告销售等经营,被视为他构建自己的传媒经营帝国的第一步。《希望》当时为广州的一本面向较低年龄层女性读者的时尚杂志,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原《希望》杂志总经理、以“姜汤”身份出现在诸多媒体的江松营,9月24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很仔细回忆了他与刘波打交道的过程。

按江松营的说法,1998年前后,他将《希望》做得颇有起色,刘波看上了这本杂志,“三番五次地派人来”。往来几次之后,江松营在北京与刘波有了初晤。据江松营描述,刘波当时在天伦王朝饭店的10层有长包房,初见之下,刘波给江松营留下很不错的印象:“挺有亲和力的。”受刘波之邀,江松营来到刘波位于北京宽街的院子做客。这所以巨石和大铁门包装的院子是后来不少媒体的着力渲染点。记者采访到的一位知情者认为,“刘波花3000万元买下来的”报道不可能真实,据他介绍,这所院子是刘波以每年90万元的价格从有关单位租来的。

“院子并不现代,有一点假山与一个亭子,屋里很暗,有点破落贵族的气息。如果单单从享受的角度看,不舒服。”江松营注意到房间里被踩得很黑的地毯,更注意到院子里停的几辆奔驰车。“场面很大”,江承认自己“多多少少有些震动”。

刘波带江松营走进自己的私人书房,刘波的藏书给江松营以第二次震动,“书有没有看过是能看出来的,很多书上面都有批注”。“我自认书读得不少,但还是略逊于他。”

刘波向江松营承诺,绝对不参与经营,让《希望》成为传媒的旗舰,以《希望》为标本,将其经营模式和理念推广到其他杂志,由此来营建一个现代传媒集团。江松营称他当时对收购提出了800万元的价格,“刘波主动提出1200万元,提了50%”,这样的大手笔彻底征服了江。1998年6月,刘波出资720万元从江松营手中购买了60%的经营权。

刘波收购《希望》经营权,被视为“诚成”进入传媒业成功的主要标志,他随后很快组建了广告公司,计划以《希望》的力量统合旗下杂志的广告与发行,由江松营为总经理。但也有人认为,刘波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希望》拉动关于媒体集团的概念,这概念与他在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关。在“概念经济”之下,刘波“不在乎盈亏,只在乎做概念”。

刘波与江松营的合作后来不是很顺利。江松营在接受采访时判断说:“刘波最大的失败就是收购武汉长印,充当其大股东,从而跳进了资本市场的沼泽地,很难再爬起来。”江松营断言刘波当时“只看到上市公司的好处,却没有看到资本市场的险恶之处”。“钱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它可以驮着你飞快地奔跑,也能将你摔得头破血流。”江松营由此认为,诚成文化“更多考虑的是对上市公司的运作,更多考虑在资本市场的赢利,对期刊专业人才考虑得比较少”。他认为,正是这种决策失误,使“诚成”经营的杂志资金不能保证,反而越赔越多,从而陷入泥潭。而也有说法认为,刘波的媒体实际不过是他在资本市场中的一颗棋子,是整盘棋的问题导致他的媒体根本做不上去。

后来广为人知的是刘波一度“拥有”十几份杂志的经营权,有人甚至说“最鼎盛时期有四十几家”。文化人野夫9月24日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曾向他建议,十多个媒体,还不如集中起来,做一两个好媒体。”许多杂志“中途没钱跟进的话,前面烧的钱就白费了”。据说刘波对此曾说:“这些媒体实际上还处于培育期,做文化产业,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江松营猜测刘波的想法是,“以为杂志可以一本本做好,等更多的人来投资或收购,但市场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失望之余,江松营的评价是,“刘波对具体的业务不感兴趣,要的是资本的赢利。”“他基本上是一个做局的,不是做事的。”

角力资本

1998年8月,刘波所在的海南诚成购买了2900万股“武汉长印”,占股20.91%,成为第一大股东。“武汉长印”后更名为“诚成文化”。“诚成”借壳成功,正式亮相于股票市场,刘波成为公司董事长。诚成文化开始向文化产业全面转型。

初入资本市场的刘波是成功的。因为植入了文化概念,一直关注“诚成文化”的某证券分析人员王水先生说:“从海南诚成入主武汉长印的当年12月29日到次年(2000年)3月6日,不到4个月的时间股价从9.8元曾狂涨到36.66元。”

但一位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刘波对股市其实完全不懂,有意思的是,一直到董事会成立,刘波一直都没在武汉露过面,“他是不懂,也没信心”。

市值的巨额放大无疑使刘波初尝资本市场的甜头。刘波后来一心一意要打造“中国文化概念第一股”,为了充实“文化概念”,他不间断地大把投钱于图书、网络等。

1999年11月,投资额为100万元的诚成广告公司成立,同时与《希望》杂志签订为期10年的承包经营合同,独家经营杂志的发行和广告业务(这块无形资产曾被评估值达5984.24万元)。2000年9月22日,诚成文化把广告公司注入上市公司,这家净资产值为376万元的广告公司,评估值高达6300多万元。

2001年,诚成文化与湖南大学共同组建岳麓书院文化教育产业公司,参与组建北京人文时空网络商务有限公司。同年,“诚成”斥资3000万元,创办某音像租赁发行公司。

“一个又一个‘概念’使股价上涨,是炒作自己的股票,获利并不在于产业本身,而在于股价,说穿了是虚拟经济,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2002年5月8日,海南诚成企业集团将所持有的2350万股以60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湖南出版集团,后者成为“诚成文化”的第一大股东,海南诚成退居第二。

有报道是这样描述这个过程的:“(2002年)4月28日,朱建纲(湖南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清华讲座,当时刘波找了他,只一天就把股权转让的事谈妥了,‘五一’刚过就签了合同。”刘波后来也曾形容双方是“一拍即合”。

“当时有人怀疑刘波是想利用湖南出版集团的进入,来帮助诚成将一些未能消化的项目继续运作下去,以缓解诚成的现金饥渴。”但刘波对此“现金饥渴”的说法予以否认,而将此合作解释为“战略合作”。

后来的发展显然不似签约那般顺风顺水。“诚成文化”的实际资产状况得到一位曾参与此次收购的关键人士“不是一般的差”的评价——“诚成”2002年的中期报表显示,公司负债计4.7亿,总资产8.6亿。“湖南出版集团最初也许是想把销售主渠道的概念带进来,但看到资产状况太差,不敢轻易地将自己优质资产置换进来,于是快速转手。”证券业人士分析说。

湖南出版集团接手不过9个月——2003年2月16日,该集团将持有的2350万股“诚成文化”转让给以房地产业为主的广东奥园置业公司,转让金额为6396万元。湖南出版集团持股9个月,净赚差价396万元。此间留给外间无限的想象空间和评说空间。但当事人对此都不置一词,外界也无从了解。

其实在刘波收购“武汉长印”之后,虽然风光一时,但增发新股的愿望迟迟没能实现。而此前他已拖欠了长沙、广州、北京、武汉数家银行的数亿元贷款,“‘诚成’的许多业务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每次都急得不得了。”一位知情者说。诚成文化背上了数亿元的担保贷款,主业和资产质量大降,2002年上半年业绩大幅滑坡,再在股市中“圈钱”已不太可能。

“只有增发股票才能实现融资,但‘奥园’发现里面的窟窿很大,不敢把自己的优质资产置换进来,他的资金链断了,出走是惟一的选择。”这位知情者分析。

在文人与商人之间

刘波以文化为道具进行圈钱、套现的说法,遭到熟悉刘波的一些人的激烈反对。“一,刘波从来没有利用股市圈钱;二,他也从来没有利用股市套现。”卢仁龙如是评价。

野夫认为刘波投资了“许多本应该由国家投资的工程或产业”,如《传世藏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地图集》和《全宋文》等。在野夫的判断中,刘波“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人”。刘波的梦想还包括出一个英文版的《传世藏书》,据称已经有几百万的投资,这笔钱也白白“烧”掉了。

“他的钱打水漂的,数得着的就有2亿多。”比如原在北京亚运村康乐宫内的“美好之夜”俱乐部也是刘波投资的,据说“最挣钱的时候每个月还亏30万元”。

在采访中,最令记者迷惑的是,不同人对刘波的描述以及判断不仅迥异,甚至大相径庭。而这些人,都是与刘波打了至少十几年交道的朋友。“刘波从来都在玩金钱游戏,他从来没有想认认真真地做实业。”一位刘波多年的朋友冷冷地抛出这个结论。

诗人刘波

作为“公众人物”出现之前的刘波的经历,可以说有许多种莫衷一是的版本。一位知情者给记者提供的一份文字资料上曾这样介绍早期的刘波:

“他在湖南株州团系统干过多年,是一个正规的年轻团干部。他曾和一帮文友办过《新闻图片报》,在80年代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弄潮儿。他更为人们所知的是青年诗人,《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是新诗热中的名作。此前,他已出版过三部诗集,这在青年诗人中是不多见的。他也经过商,亲自为自己的产品做电视广告模特……”

根据多位受访者大体描摹出刘波早期的经历:1979年,“不足15岁”的刘波考上湖南株州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在子弟中学教过书,后在武汉大学作家班短期进修一段时间。出现在媒体上的经历还有诸如在“湖南中医研究院”的中医硕士文凭,北大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哲学博士的身份,当记者就此向一位知情者核实时,他的表情颇为犹豫。

关于拜季羡林为师,一位知情者给记者传过来资料这样记叙:“……他(刘波)大胆地提出了事业与生命的新构想。第一,请当代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来主持此事,以成为《传世藏书》的旗帜。第二,通过这一契机,拜季羡林为师做季老入室弟子,攻读博士学位,以具体行动,实证出自己对学术与文化的不懈追求,当然,同时也充实和提高自己的学识。”

一位与刘波合作多年的受访者说:“刘波在商人面前像个文人,在文人面前却又像商人,这也许正是他失败的原因。就像空的可口可乐,外面看场面做得很大,但里面空空如也。”这位人士评价说,构成刘波性格“最短的那块板”就在于“怀疑一切,只相信自己,后来连自己都不相信了”。据他说,刘波以前从不喝酒,到后来喝得特别厉害,甚至有点酗酒。

熟悉刘波的湖南著名作家何立伟也验证了这个判断,在认定刘波还是想做一番事业的同时,何立伟评价说:“他不相信任何人,这也是枭雄性格,刘波也可以说是一代枭雄吧。”何立伟说,刘波是以“概念”生钱的人,“可以说是最早有‘资本运作’觉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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