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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哲学

2003-07-08 17:20 作者:苗炜 鲁伊 尚进 曾焱 2003年第27期
《黑客》系列突然唤醒了人们十几年沉积下来的对哲学的诠释热情,柏拉图、康德、尼采、超验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理论,都被赶到这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思想被不同口味的人放上不同的摊位,供“黑客”Fans们各取所需。面对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哲学“矩阵”,柏拉图和康德或许会颇有兴致,看着自己的思想被好莱坞附体于一个酷哥身上,对青少年来一次哲学入门的启蒙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斯洛文尼亚人,哲学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结构主义,特别是拉康。他在一篇艰涩的影评文章中表现出他把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分析融汇到一起的特色,那就是《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这篇文章的中文译作发表于2002年一期《今日先锋》杂志上,很快就在网络上到处传播。事实上,在国内外一些追捧《黑客帝国》的网页上,如果左边是“买一件T恤吧”,右边有“广告片先睹为快”,那么必定还有一个“哲学讨论”的点击键会显得鹤立鸡群。

齐泽克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是《黑客帝国Ⅰ》:“当我在斯洛文尼亚一个当地戏院里观看《黑客帝国》的时候,碰巧坐在这部电影的理想观众旁边,也就是说,一个白痴旁边。坐在我右边的这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对这部电影是如此投入,以至他一直在用大声的惊呼打扰着其他观众。”

虽然齐泽克认为,相比那些假装深奥的智力解读,电影更需要天真朴实的投入。但他还是在他的文章中讲述了拉康、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世界上很多哲学家和文化研究者都对《黑客帝国》做出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考。美国人威廉·欧文(William Irwin)所著的《黑客帝国和哲学》分析了现实与虚拟世界、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所谓哲学,不就是对各种关系的思考吗?这个思辨游戏在《黑客帝国》第二部上映之后继续进行。

6月22日,巴黎蓬皮杜中心的文学沙龙召集了一个哲学圆桌会,大题目为“现实的荒漠”,这是为正在热映的《黑客帝国Ⅱ》而召开。一个大众文化的宠儿,美国制造,何以让这些法国知识分子产生思想碰撞的冲动?“在黑客帝国中重现的东西,正是康德主义的高深莫测。”法国哲学家扎拉德表述了自己对“黑客”的仰慕之情,并无半点忸捏。

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说,《黑客》系列突然唤醒了人们十几年沉积下来的对哲学的诠释热情,柏拉图、康德、尼采、超验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理论,都被赶到这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思想被不同口味的人放上不同的摊位,供“黑客”Fans们各取所需。面对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哲学“矩阵”,柏拉图和康德或许会颇有兴致,看着自己的思想被好莱坞附体于一个需要“枪,很多很多枪”的酷哥身上,对青少年来一次哲学入门的启蒙。

沃卓斯基兄弟二人据说都是书虫,哥哥拉里喜欢的是哲学,佐葡萄酒;弟弟安迪爱科幻小说,配黑啤。在拍《黑客》系列之前,两人的电影从业经历基本空白。《黑客帝国》的剧本大约1995年就写好了,当时没有人能看懂——到现在为止,看晕的人还是多过看懂的人,这或许可以证明两人的哲学天分。

黑客早已经成为大多数动作影片的一部分,每个犯罪小组中都会安排一个电脑高手的角色。但《剑鱼行动》、《网络惊魂》这样的纯黑客电影,都没能引发如同《黑客帝国》这部大杂烩电影一般的轰动效应。《TEHNIK’ART》杂志将《黑客》系列评判为“在发明所谓的智能炸弹以后,好莱坞所搞出来的最大的美学—哲学诈骗”。

不论是不是“哲学诈骗”,如齐泽克所说,《黑客帝国》重复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普通人成为了囚徒,被紧紧捆绑在座位上,强迫观看所谓现实的诡异影像。在电脑技术抚育中成长的一代人向来缺乏人文精神,如果凭借这部电影补一补哲学课程,那不是件有意思的事吗?

反乌托邦的科幻小说

6月25日,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比尔·盖茨站出来发表了一个演讲。在盖茨看来,“奥威尔所描绘的未来可怕野蛮景象,即技术作为统治社会的工具,并未成为现实,而且我也不相信未来会变成那样”。

比尔·盖茨是革命性技术代表的微软首脑,同时也被认定为是叛变的黑客。他之所以会在此时站出来评价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因为微软正在用可信赖计算(Trustworthy Computing)措施和下一代安全计算基础(next-generation secure computing base)两项技术游说华盛顿。盖茨说:“这两项技术能使我们国家更安全,同时,也能防止出现乔治·奥威尔幻想中的噩梦。奥威尔并未能预测如何运用技术保护隐私权。事实上通过保护计算机,技术既可保护安全,也可保护隐私权,计算机上的信息是一种积极的事物。”

在科幻小说的范畴中,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典型的“反乌托邦”故事,反乌托邦是指与人类梦想的乌托邦社会相对立的黑暗的未来社会,它剥夺了所有人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强制按照国家命令行事。《1984》这部小说和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小说一样,是以反专制为目的的。

尼采说过:“人类挥霍地把所有的个体都用作加热他们庞大机器的燃料。”现代文明使人与大自然的原始面貌失去接触,而只能依赖人工所造的“第二自然”生存——曾经是工业时代的机器世界,现在是计算机构成的网络世界。人类物化成机器食物链上的一环,变成被机器驯养的家畜而受控于机器。在迈克尔·莱姆的著作《虚拟现实的形而上学》中,这种状况被浪漫地称作“人与机器的婚姻”。

在许多“反乌托邦”科幻小说中,机器都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弗斯特(E.M.Forster)发表于1928年的《机器停下来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法西蒂的女士住在一个六角形的房间里,她通过电话订餐、购物。她的儿子古诺住在南半球的一个类似的房间中,有一天,他出现法西蒂房间中一块面板上,邀请她去看他,他要和母亲面对面地聊天。

他对法西蒂说:“我们所在空间已经化为虚无,但真正被化为虚无的不是空间,而是我们对空间的感觉。我们因此失去了属于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他说,“人就是尺度,人的双脚就是距离的尺度,他的手就是拥有的尺度,他的身体更是所有可爱、可欲和强壮的事物的尺度。”古诺不满于机器控制的世界,而法西蒂则回到机器的襁褓之中。在故事的结尾处,机器停了下来。

这个故事与菲利浦·迪克(Phillip Dick)发表于1959年的《混乱的时间》(Time Out of Joint)一样,与电影《楚门的世界》颇为相似,在《混乱的时间》中,小说的主人公在宜人的加利福尼亚小城里过着简朴的生活,但他渐渐发现整个小镇不过是一个要让他满意的虚构舞台。

1952年,库特·冯尼格特发表小说《自动钢琴》,小说主人公叫保尔,他生活的世界已经完全机械化了,社会分为两个阶级——管理机械的统治者,依赖机械生活的被统治者。保尔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但他看到了社会弊病,科技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他想到田园中生活,但他的妻子离不开城市。他的朋友艾迪介绍他加入鬼衫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破坏机械、破坏社会秩序,但最后反抗机械的革命失败了。保尔和艾迪等待被处死。这个结尾与《1984》非常接近。

1984年初,苹果电脑的乔布斯和伍兹尼亚克下决心要把黑客精神传达给大众。为了纪念乔治·奥威尔的著名小说,苹果公司出资百万美元拍摄了一个在橄榄球超级碗决赛时插播的一分钟电视广告。这个广告只播放一次,特地安排在比赛最精彩的第四节之前播出。无数电视观众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在一个巨大的大厅里,一排排身穿制服、神情木讷的人拘谨地坐着,听一个大哥(Big Brother)模样的人对他们大发雷霆。大哥的脸被投射到一个有几层楼高的大屏幕上,他在屏幕中对着下属怒目而视。突然间,畏缩的下属中间出现了一个反叛精灵,身后还有带着头盔的警察在追赶。这是一个肌肉结实的年轻女子,她沿着夹道迅速冲到屏幕前,猛然停步,把一柄大锤掷向屏幕。大锤在空中飞行,当它撞击屏幕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屏幕里的大哥被打得粉碎,广告画面在下属们吃惊的神态下渐渐隐去。与此同时,画外音宣布,1984年不会像奥威尔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

赛伯朋克

1984年发生了什么?至少在科幻小说领域,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代。这一年,威廉·吉布森发表了长篇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这部小说在当年同时获得了Hugo、Nebula和Philip.K.Dick三大科幻小说大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文本。

当年的吉布森完全不懂计算机,更连不上网络,但这本在传统打字机上一字一句敲出的《神经漫游者》,却将科幻文学正式带进了“电子时代”,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赛伯朋克(Cyberpunk)”的全新科幻文类。

小说主角凯斯是个残废的网络独行侠,他受雇于某种神秘力量,潜入跨国企业的信息中心窃取机密情报,而另一方面他要查出幕后的神秘主使是谁……作为一个计算机牛仔,他能够让自己的神经系统挂上全球计算机网络,为了在电脑空间里竞争生存,他使用各种匪夷所思的人工智能与软件为自己服务,他希望能超越肉体的束缚,逃避废墟般的现实世界,在电脑空间里浪游。

在大多数人还对网络(Internet)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感到陌生的时候,威廉·吉布森对这类新科技可能为世界带来的变革与冲击描绘出比较具体的图像:在《神经漫游者》中,人们可以通过“仿真刺激(Simstim;Simulated Stimulation)”技术和“皮肤电极(Dermatrode)”装置,让自己完全“神入”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Jack in/out是进出“真实/虚拟”的动词、Jump则是奔驰于电脑空间中最快的动作、Ride可以让你透过无限传输“骑”在另一个对象身上,接收他/她感官所有的信息。换句话说:主体可以自在游走于真实世界、虚拟世界和另一人的感官世界间最遥远的距离,而不必跨出任何一步。

延续《神经漫游者》独有的世界观,威廉·吉布森在1986年写下《读数归零》,在1988年写出《蒙娜丽莎超快感》两部续作。1994年,威廉·吉布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还没有“猫”,很少使用互联网,但这不妨碍他对虚拟空间发表看法。他说,虚拟空间是我们现在文明的一个暗喻,银行业就是在那里,我们的钱就在那里,股票交易所也是在那里完成的,一个人使用互联网就是进入了虚拟空间,一个物理上并不存在的领域。

威廉·吉布森1991年与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合作写过一本“错列历史”的科幻小说《子虚计算机》(The Difference Engine),这部小说假设在维多利亚时期,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计算机已经可行,从此开展一段似虚似实的精彩故事。

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林从80年代起开始发表的一系列的科幻小说是与黑客文化密切相关的伴生体。1980年,布鲁斯·斯特林的惊险小说《Islands in Net》第一次预言性地写到“全球通信网”(GCN),它昭示我们,“信息就是力量”,而这种力量也会腐败,尤其是与政治结合时。80年代的“赛伯朋克”小说对未来世界的描绘总带着一种悲观与宿命的想象:跨国资本财阀的崛起、新兴科技泛滥的灾难、社会道德的茫然失措、个人存在对高压剥削的无能为力与消极抵抗,都是常见的主题。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吉布森的短篇小说《Johnny Mnemonic》1995年改编为电影《捍卫机密》,是由基努·李维斯主演的。

伦敦大学教授史蒂文·康纳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一书中说:“在后现代主义创作和关于后现代著述的创作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最显著的进展之一是科幻小说地位的提高,其中尤以电脑网络小说为甚。”史蒂文·康纳认为,威廉·吉布森与布鲁斯·斯特林是典型代表,他们关注的是信息和生物工程这样的后现代科技,他借助另一位批评家的话说,电脑网络小说“如果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最高文学表达,那么也是晚期资本主义自身的最高文学表达”。

从飞客到黑客

布鲁斯·斯特林认为:“技术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就像城市一样,就像法律和政府一样。”而《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的诸多细节似乎力求印证这种对技术的偏执。发明电话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说什么也不会想到电话线成了连接《黑客帝国》中虚幻与所谓真实世界的纽带,更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电话培养了最早的黑客精神。

黑客的祖先可以追溯到60年代后期嬉皮士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易比派,艾比·霍夫曼和杰里·鲁宾是当时擅搞恶作剧的易比派最著名的成员。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在越南战争期间规定电话服务要收附加税,于是坚信通讯是革命神经中枢的霍夫曼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盗打电话活动,通过盗打电话来抵制政府不道德战争纳税的飞客(phreaker)应运而生。就如同90年代的电脑黑客行为一样,在无线电爱好者横行的60年代,骗过长途电话计费系统就如同现在攻破网站密码一样其乐无穷。霍夫曼甚至创办《青年国际党阵线》的小册子来教大家如何盗打电话,由于电话网与互联网曾经因为电话拨号而并轨,造就了飞客与黑客千丝万缕的联系。

黑客坚信这样的历史:“如果发明电话的亚历山大·贝尔还遵循了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规则,那我们难以享用今日的电话生活。如果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伍兹尼亚克还延续IBM统治的计算机帝国,那更没有个人电脑今日的普及。如果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遵守英国提出的在体制内活动的政治制约,还会诞生美利坚合众国吗。”

就如同电影《黑客帝国》被从英文原名《Matrix》变为诸多中文翻译名称一样,黑客(hacker)这个名字在时间推演下产生着严重变迁。随着大众文化的宣传,电脑捣乱分子被等同于黑客,在更多人眼中骇客(cracker)就是黑客。因为他们只看到了黑客们具有破坏的一面,却并没有意识到黑客本质上尽可能地使计算机的使用和信息获得成为免费和公开的责任。要知道黑客创造新东西,而骇客们则仅仅是在破坏东西。在北京街头的报亭可以找到名为《黑客防线》的杂志,其月发行量达十余万册,而其出版名义是打着反黑客防黑客,但他的购买者却都是渴望成为黑客的年轻人,你就会发现黑客和黑客精神在中国产生了本地变化,似乎黑客的破坏性和支配力成为了最大诱惑。

2002年底,美国探索电视频道曾经评出全球最著名的16位黑客,其中包括目前被服务器广泛使用的Linux操作系统之父李纳斯·托沃兹(Linus Torvalds),还有苹果电脑的创始人史蒂夫·乌兹(Steve Wozniak),他们都是坚守黑客原则的商业代表。在美国文化中的牛仔情结对黑客们影响颇深,反抗电信和计算机巨头成为新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黑客表演。

60年代所弥漫的无政府主义与反权威的气息被后来的黑客们融入到自己的言行中。因为很多早年黑客正是当时在嬉皮士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们用计算机技术塑造自己的行为方式。

“化学创造美好生活的一切”这句杜邦公司早年的宣传口号,被60年代整天吃迷幻药的年轻人们嫁接过来搪塞父母。曾经有医学权威对黑客进行隐喻:“黑客们都是病态的电脑瘾君子,他们无法控制自身的不负责任的强迫性行为。”在年轻黑客们模糊的哲学思维下,虚幻与现实的距离是非常接近。在美国,射击类电子游戏引发校园枪击暴力的探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当雷神之锤和反恐精英伴随着中国大大小小的网吧,也已经影响了国内的年轻一代。在游戏者眼中,被击中并不要紧,补血增长生命值的药包随手可得,存盘与读取游戏进度成为了虚拟中延续游戏人物永久生命的最好办法。

哲学导师

据说沃卓斯基兄弟在开拍《黑客帝国》第二、三集的时候,吩咐演员在看剧本前要先看当代法国理论家让·博德里拉的著作。事实上,在《黑客帝国》第一集中,细心的影迷就发现博德里拉的书《拟仿物和拟像》(Simulacres et Simulation)是尼奥手中的道具。

《新观察家》的记者采访博德里拉时发问,人们发现《黑客帝国》明显从他1981年的著作《拟仿物和拟像》一书中掠美,对此他是否感到惊讶。博德里拉哈哈一笑:“沃卓斯基工作室确实在第一集完成之后和我联络过,希望说服我加入到他们的后传工作,但这显然是个难以想象的提议。”但博德里拉还是不吝大师的身份,和记者八卦了一番《黑客帝国》的哲学符号问题,他说,《黑客帝国》系列把“现实的荒漠”这一命题做到了极致——机器设备的扩张不可阻挡,人类没有第三条出路:要么在数字化的系统里被数字化,要么被系统抛离到边缘。

有评论认为,在20世纪下半叶,博德里拉一直扮演着哲学世界的“黑客”角色,他用最冷酷无情的字眼颠覆思想秩序。读以下几条语录,有助于理解沃卓斯基兄弟的思想来源:

语录一:假如做一名虚无主义者就是将系统的不可逆转惯性以及对这种惯性的分析推至无可回转的地步,那么,我就是一名虚无主义者。——《论虚无主义》;

语录二:世界并不是辩证的:它在走向极端而非均衡;它热衷于彻底对抗而非和谐或综合。它遵守的原则就是魔鬼撒旦的原则。——《公元2000已经来临》;

语录三:时间消失了,我们剩下所能做的,就是使我们自己去适应给我们留下的这点时间。所有在欢乐中被毁掉的东西,为了生活和生存,人们又将在悲哀中将它们重建起来。——《残迹的游戏》。

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这也许还能有一条清晰的哲学之路,但“黑客”博德里拉的理论只能破碎地观看。他自己这样说,在艺术领域,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与功能均告枯竭,理论同样也枯竭了自身,剩下的全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玩弄这些碎片。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

博德里拉的著名概念之一是“拟像”,也就是说大家只互相拷贝符号而不管真实世界的状况。某个中文站点上有一篇考察上海地铁灯箱广告的文章解释了这个名词。文章说,上海地铁里一共有1506块灯箱广告,胸罩灯箱广告共有72块,加上其他女性内衣,共有91块。这些不同牌子的广告绝大多数采用的是欧美女模特或混血模特,极少用亚洲模特。作者说,“所见即所得”的简易思维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偶像化的胸罩代言人,在潜移默化中暗示着上海的女性群体,图片中的欧亚混血儿和你们是接近的。这就是“拟像”。
博德里拉的另一个著名概念是“内爆”,有人这样解释,“内爆”式反抗是消费社会导致的对政治的消极反抗。在大量信息和媒介的冲击下,个人越加个人化,从而远离政治、远离国家而回归到了私人世界中,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政治性的一种挑战,也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挑战。博德里拉说过:“想让消费吗,好吧,那我们就消费得更多,哪怕是无用的或是荒谬的东西,我们都去消费。其目的就是依靠欲望的力量使资本主义面临灾难。”

美国学者斯·贝斯特道·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中说,博德里拉最好的作品可以与菲力浦·狄克、威廉·吉布森等人的小说一并来读,它们都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设想,这些设想很好地说明了当前高科技社会的实际状况。这些小说具体化了后现代范畴,而且博德里拉本人也深受这类小说的影响。

博德里拉1995年的著作《完美的罪行》中有这样的警句:“影像不再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虚拟的实在。”“在实时尽情放纵地生活吧——直接在屏幕上生活和受苦吧。在实时思索吧——你们的思维直接被电子计算机译成电码。在实时干你的革命吧——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录音室里。”
这些句子也许可以当作《黑客帝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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