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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目光

2003-06-17 11:03 作者:崔峤 2003年第22期
——德国汉堡艺术馆“摄影家:切·格瓦拉作品展”

毫无疑问,切•格瓦拉是20世纪最神奇的人物之一。

他不仅是革命者,政治家和医生,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成为革命者之前,我是个摄影师。”

——德国汉堡艺术馆“摄影家:切•格瓦拉作品展”

“我们要做现实的人,但要去尝试不可能的事。”某种意义上,切·格瓦拉是从来达不到终极目标的胜利者,即使他被萨特称赞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胜败与否已经不重要,毕竟他有着极坚强的意志和理想。对许多人来说,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付诸行动,是很遥远,甚至永远不可能开始的事情。

年轻的格瓦拉穿得破破烂烂,学医时候夹着解剖尸体上公共汽车回家,不爱洗澡,外号叫“猪”。20岁出头,告别父母,前往危地马拉开始他的南美洲之旅,他说,“我走上了一条比记忆还长的路”。在危地马拉开始专研印加玛雅文化考古的同时,他开始学习摄影,曾为墨西哥通讯社Agencia Latina在泛美运动会上做摄影报道。之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位古巴革命使者走遍世界,到了任何地方也都随身携带着莱卡M2。几张历史记录照片上也可以看得见他经常挂着相机,但是人们一直忽略了他这个身份。西班牙摄影师Josep Vicent Monzo1995年在哈瓦那的研究中心仓库里发现1000多张洗好的照片和负片,从中可以最近距离地直接感觉到格瓦拉观看世界的角度。其中200幅作品在西班牙首展之后巡回世界,现在汉堡艺术馆停留展出。

除了格瓦拉对美学和艺术的敏感,摄影更是他接近普通人生活所需要的一种方式。这些拓展记忆和批判的影像后面,贯穿着格瓦拉的危险生活和他对“新人类”的梦想。与他的传记一起读,倒是可以发现许多关联:第一批他政治生涯早期的照片横穿拉丁美洲的贫穷环游经历;随后是作为自由斗士和革命者理想光辉形象——1955年和卡斯特罗一起去墨西哥宣扬革命,很多村庄居民贫穷的生活被有距离地记录,好像在证明革命的正确性和必需性。担任古巴国家银行和工业部长的时候,大多在尽职地拍摄古巴的工厂和人物,看得出他对细节和技术进步的伟大热情。

从图像上来看,这位德国1968年学生运动的偶像没有对摄影这门艺术形成什么革命性的颠覆力量,倒是难得的人性化,偶尔还透着好奇的游人角度。许多全球游历的图片非常生动,但是不太容易分类:它们大多是遥远国家的工业基地、街景建筑、墓地、陌生人像、抽象风景、日常家庭生活,看不到革命硝烟。他对老建筑的兴趣倒是特别:埃及、印尼、罗马、印度、泰国、墨西哥的建筑……其中几幅非常有冲击力的自我肖像,好像在有意扮演着自己的某种造型化角色:刚果革命失败后,一幅在坦桑尼亚的37岁自拍像里格瓦拉胡须干净利落,没有贝雷帽,没有雪茄烟,受伤害的表情庄严地直视镜头,消失在巨大而杂乱的写字台后面,被书籍和纸张围绕,那是他一生中最孤独无助的时候。

如果1967年格瓦拉没有牺牲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今年6月14日应该是他的75岁大寿。那幅永恒的“革命者头像”里格瓦拉只有31岁,被印到上百万T恤衫上得以永葆青春,不会像日渐衰老的卡斯特罗,手上越发密布的老人斑被全世界媒体数来数去。格瓦拉的拒绝和反叛奋争姿态,不被任何归类捆绑,成为几代革命青年追求更美好世界的偶像。“反抗,革命,暴力”这些格瓦拉终生循环的主题在今天这个充满莫名其妙的时代中更是无解无定。36年之后,时代变迁,人们仍然对对抗的态度与形式兴趣浓厚,但格瓦拉曾为之无私投入的真正的革命意义早已在他们的理解中荡然无存,姿态高于一切。

每年“五一”的下午是柏林传统的左派和平大游行,但是到了夜晚,一定会发生大型暴动,真是一件从开始到现在都非常奇怪的事情。一个常年穿着一件“柏林第一纵火犯”T恤衫的精神病人,1987年纵火于一个超大型商场,退休老人、年轻游客、土耳其小孩从商店里搬走整箱的橘子巧克力……那个地方如今是老鼠聚集的荒废之地。从此每年的“五一”晚上,柏林都会有极左派分子放火,暴力袭击资本主义生活的传统,武斗对峙,放火烧车,伤亡不一而足。

今年柏林更是出动了7000名警察保护10000人的下午和平游行,沿街的居民和商店也不愿对暴力妥协,11个现场音乐露天舞台每隔200米摆在人行道上。和平游行以“国际歌”结束,许多人坐在露天的竹椅上休息,烤鱼啤酒薯片。玫瑰色头发的朋克Kola四年前因为“五一”暴力争斗被逮捕,判罚1000马克现金和100小时的社会服务。现在的他有了小孩,坐在阳光下,对暴力毫无兴致,所谓革命信仰不如鲜活生命给予他的震动。

据警方称,今年第一个开始攻击行动的暴力青年看上去就像一个规矩的法律系大学生:20岁出头,金发,眼镜,蓝白色衬衫,灰色套头衫,干净的牛仔裤。很多没有任何政治觉悟的十五六岁小孩,放在平时的街道上一定毫不起眼,顶多讨论手机家庭作业的小女生,竟然也戴着巴勒斯坦头巾裹在里面起哄,投掷燃烧瓶和石块。

武斗过后的深夜,一个刚从中国学习回来的汉学哲学专业大学生Sascha两手抱头,痛苦地坐在街边:“下午的和平游行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真酷,可现在看着这些大笨蛋,我就只想嚎叫。所有这些大笨蛋,他们什么都不为。德国人这种中庸现实生活就没有任何真正的理由,可以为之上街游行,做这种可笑的抗争姿态。”

好像“火”总是能温暖人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从而让人更强烈相信信仰的力量,政治性或者非政治性,以革命理所当然的名义。可是在享有权利和约束边界的矛盾之间,无人能够走稳真正的中间公正路线。

格瓦拉最伟大之处,也许就是从来不把这个世界上日常生活里的荒谬当成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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