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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6-03 12:11 作者:苗炜 2003年第22期
许多时候,伟大的历史人物都躺在他们各自的纪念馆里,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印在书本上,但书页已经泛黄。一部电视剧或者一本小说能够让他们片刻之间活转过来,好像再次有了机会在舞台上走一圈。以往的历史教育显得脆弱,许多观念被一出戏动摇了。围绕着历史人物的刻画,围绕着这部电视剧中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走向共和》引起的话题正日益丰富

1918年5月4日,滇、桂军阀操纵非常国会,决定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改元帅制为总裁制。同日,孙中山通电辞职。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开始撰写孙文学说

电视剧《走向共和》已经播完了,但它引起的种种议论还在继续。以往的历史教育显得脆弱,许多观念被这样一出戏动摇了。围绕着历史人物的刻画,围绕着这部电视剧中有意或无意的错误,《走向共和》引起的话题正日益丰富。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在中国工作20余年,是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一个观察者。武昌起义第二天,他就发出报道说:北京的官僚被这场革命吓坏了。莫里逊后来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而袁世凯曾将北京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里逊大街”。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遍访各国博物馆,编辑“莫里逊书信集”,该书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随后被译成中文。

莫里逊在1915年7月给一位中国官员写的长信可以拿来当作这部电视剧的背景资料。他写道:“自1860年以来中国历史成了什么样子?她自那一次战争以来什么也没有学到。她简直把1860年12月24日忘记了。那一天,中国把海参崴为主要城市的沃土奉送给俄罗斯。”他写道,“1884年到1885年的中国仍处于不能振作,毫无起色的境界,在法国人手里吃了亏,福州炮台被毁,台湾受到封锁。”“1894年到1895年间,中国作为大陆上的一个大国,在每一次接战中都被小小的岛国日本所击败。在整个战役中有795个日本人死亡,中国的损失大于此数35倍,但总计也只有27917人。中国在全世界面前受到屈辱。她的屈辱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罪于李鸿章和他的贪污腐败的党羽。可是,她没有从这次经验中学到教训。”“1900年的义和团叛乱动摇了中国的根基。由于列强的情谊,或者说他们之间的猜忌,中国才延长了寿命。中国似乎将要选择西方的道路,祛除行政上的积弊,改革币制,似乎要奋发图强争取进步了。”“1904年到1905年间,中国再次在全世界面前遭到屈辱。她看到两个外国在她的土地上厮杀,自己却一无办法,甚至无力保持她的中立。”

以上的历史事件几乎都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得到了表现,而这出讲究摄影、画面精良的戏剧的情绪与博物馆中收藏的那封88年前的信笺有相同之处。莫里逊写到:“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累积的后果就是使人们对中国的同情逐步消失。因为这个国家尽管得天独厚,沾到种种好气候的恩惠;有能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勤劳、智慧而有才能的人民;有无与伦比的自然资源——然而这个国家却把她的精力虚耗在种种无用的任务,制定大而无当的改革方案,然后束之高阁,草拟冗长繁琐的报表规章,但从来总是一成不变地死守陈旧的掌管财政和税收的方法。”

“一个国家怎能指望博得世人的善意同情,倘若经过这么多年,她还没有现代化的代议政府、没有文官制度、没有居官任职的保障;没有战略铁路,而穿过她的领土的都是些业已出让给别人,并且由强大邻邦的警察控制的铁路。这个国家没有公平合理的租税制度,没有简易统一的税政;没有工业,没有公用工程;也没有一英里现代公路;她的市政管理是最原始的;她没有教育制度——她的财政总长根本不懂西方的理财知识,而中国的财政问题恐怕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严重。”

“她的确是历史上一个突出的例子:种族持续扩大而与之并存的却是一个行政范围不断缩小的帝国。她是不是仍旧不论何时都闭眼不看拖延的危险,和来自四面八方威胁着她的独立的灾祸呢?”

《走向共和》的编剧说,这部戏的主题就是找出路。孙中山在万木草堂和康有为相会,康有为问这个学医的青年,什么才是治理中国的药。孙中山给出的药方就是“共和”。在共和体制刚在中国立足之时,一位日本学者给莫里逊写信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位真正的好顾问,把中国推上正确航向。中国正像面对着多座冰山的泰坦尼克号。”但一年之后,同样是这位日本学者来信说:“这是个伪装的军事独裁的专制政体,任何意义上都不成其为共和国。”

1917年,莫里逊离开中国,他说他对一切都感失望,对什么都无所谓。在“书信集”最后,是莫里逊的遗孀向民国政府写信,政府支付的抚恤金及拖欠薪水的支票被汇丰银行退了回来,原因是“存款不够”。编者说:“对于莫里逊曾经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壮年岁月,竭力想把它从财政困境中解脱出来的那个政府,再没有比这更为合适,更令人叹息的评语了。”

在电视剧结尾之处,张勋复辟,小皇帝再次被抬了出来。孙中山发表演讲说——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过:“若将历史看作牺牲人民的幸福、政治家的智慧和个人道德的屠宰场——那就不由自主地提出一个问题——供奉如此大量祭品究竟依据什么原则,为了什么终极目的?”

对于历史和历史学家,向来就有许多嘲讽性的话语,比如历史学者的作用是“不断重整过去,以适应当代偏见”。再比如“历史自我抄袭,而历史学家相互抄袭”。在这样一部带有“当代偏见”的电视剧的最后几分钟,我们还是会被它为孙中山虚构出来的那段台词所感动:“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口头上虚伪的爱。”

从莫里逊的书信集中,依然能找到这段台词的注脚。他向一位高官解释舆论监督:“国家的公职人员,都会由于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而受到报纸的批评和惩罚,地位越高,惩罚越重,公共舆论对他的行为要求越苛刻,批评越严。”而一个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中国外交官给他的信中说:“那些共和派都是江湖骗子,冒牌的爱国者。教训他们就要大规模处决。如果总统继续施展铁腕,也受欢迎。这种行动在欧洲国家看来或许奇怪。我本人也不主张压制个人的合法权利。可不要忘了我们是中国人,必须当作中国人对待。”

当时的中国人被看成是愚昧的、不适合民主体制的,但四川彭山县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给莫里逊的信中说:“对许多忠诚的中国人来说,自由的丧失深深波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人脱口就会说出很久以前帕特里克·亨利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他说,“在一块像中国那样的土地上,官僚阶级中的成员,永远不能了解人民。他们相隔那么远,一方永远无法接近另一方。”

这个自称“住在中国西部遥远角落的人”在80多年前说道:“我们爱中国,我们的爱比那些显然是为了他们本身目的而进行剥削的人的爱是否更强烈一些?我们殷切希望生活在这个富饶肥沃土地上的亿万人民能够享受上天赐给他们的幸福。如果能够建立起一个事实上和书面上都确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那就可能如此。”

许多时候,伟大的历史人物都躺在他们各自的纪念馆里,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印在书本上,但书页已经泛黄。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者一本小说能够让他们片刻之间活转过来,好像再次有了机会在舞台上走一圈。以往他们在历史上只有一次表演的机会,但后世之人再现他们的努力也并不持久,他们会迅速地再次躺倒在历史的阴影中。

现实生活并不是为了检点先人遗产而准备的。与人一样,国家也有其支付得起的理想。

袁 世 凯

袁世凯戎装像旧照历史学者曾言,君主政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大政权,在于它是明白易懂的政权,大多数人都理解它,却几乎不知道究竟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这段话放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可能非常合适,国家有个皇上,一切由皇上做主,这是2000年来国民习惯的东西。

关于袁世凯,野史上有一些好玩的说法。这个家伙曾下令让儿媳妇们全穿上红裤子,这样他就不会错把儿媳当作下人随便调戏了。他说红色会让他想起革命党,敬而远之。他的一个手下,家有一妻一妾,总吵架,就向妻妾成群的袁世凯请教怎样处理家庭矛盾。袁世凯说,一妻一妾太少,再多娶几个就好应付了。

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所著的《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小站练兵是中国军事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中国军队的评价是“质量差到不足挂齿”。袁世凯因此被看作是一名抵御列强的官员。而袁世凯自己却说,练兵主要练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权力之上者,他依靠李鸿章对他的信任爬上第一台阶;靠出卖戊戌变法爬上第二台阶;在关键时刻又凭借着军事实力与革命党南北议和,终于成为大总统。但也正是这个人,周旋于晚清权贵之中,最后借各种势力一步步瓦解了晚清统治。也正是这个人,创办现代陆军,倡议废除科举并在直隶大力兴办新式学堂,雷厉风行地推广各种有利于工商、矿产、铁路等实业的政策。在天津引进外资创办有轨电车和电灯。使直隶一跃而为当时实行“新政”的模范省份。能够办成这些事情缺少的不是想法,而是银子,袁世凯正是筹集款项的高手。后人大多只看到袁氏靠北洋军起家,却忽略了他在社会改良中博得的声誉以及举办名类新政事业极强的实际操作能力。他第一次出卖戊戌与第二次出卖满清,均是在实力对比上作出的果断决策,也有人认为,这种决策让中国现代史少流了许多血。

《八十三天皇帝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编著者的态度,但这本书中收有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等人的回忆文章,唐在礼参加了接受清帝逊位诏书的仪式,并把逊位诏书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中。

“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能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这是大总统袁世凯接见美国驻中国公使保罗·芮恩施说过的话,他好像对这个比喻很是得意。保罗·芮恩施在他的著作《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开头这样描述:“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当时,袁世凯是全世界共和国总统中年薪最高者,他的法定年薪是36万银元,而美国总统年薪只有7.5万美元,折合15万银元。除此之外他还每年有公费48万银元,交际费36万银元,随时可以写条子到财政部控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提款。

这位公使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袁世凯是一个以个人权力进行统治的统治者,他的统治理论和专制君主一样,相信人民的希望系于他一身;中国本身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国家,在这些个人主义者中间还没有一致的民族意识,没有天生的爱国思想,也没有个人对他们的政府克尽职责的传统习惯,他们也没有亲身参加制订他们生活的法律的想法。”
保罗·芮恩施描述了中南海的风光,他认为袁世凯是怕被暗杀才住在这个保留了许多皇室风格的地方。而袁静雪女士在回忆录《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说,袁世凯是“活着进入新华门,死了抬出去了”,他深居不出的原因是怕暗杀。

美国公使参加了袁世凯的葬礼,他注意到袁世凯的祭品中还有黄马褂、西方的葬礼进行曲与喇嘛的祈祷文相交互,“表征着许多不相称的观念和实践,这些也都体现在这位死去的领袖的个性中”。他说,搞这类仪式和壮观场面方面中国人是无与伦比的,他从送葬队伍中拿了个纸钱当作纪念品。在举行典礼后的当天下午,他拜访了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没有居住在中南海里,新总统的书房也装饰简单。

从他的记述中,看不出来袁世凯的葬礼上出现了谁的挽联。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很像是写作者给死者下的一个判断,好像是人物新闻中最重要的一段导语。杨度给袁世凯的挽联是这样写的:“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杨度集》的注脚中写道,此挽联有另一版本,说:“共和决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君宪不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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