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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关天

2003-05-29 12:38 作者:李鸿谷 李堕 金焱 吴琪 李菁 王晓峰 朱文轶 邱海旭 程磊 曾焱 朱步冲 陆丁 2003年第17期
突如其来的“非典”灾害,危害的不仅是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中国经济在这一时刻显然也深受冲击。无论悲观与乐观,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政府此刻需要干预经济,“政府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公开信息——及时、准确、完整——把利害说清楚。其实在透明化的前提下更有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这次灾害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

——中国经济应对SARS挑战

北京地坛医院,医生在病房内护理病人

“国务院决定,今年我国暂不实行‘五一’放长假制度,避免人群大面积流动和疫情扩散。”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4月2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这一决定后解释说,“把后果设想得严重一些而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生命高于一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17日召开的防治非典型肺炎会议上,再次强调生命高于一切。在新华社播发的新闻里,第一条即为:“会议指出:做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治局的这次会议还强调:“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生命权与知情权被并置于同样重要位置。

作为对这一强调的回应,高强在4月2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疫情作了最新通报,“北京市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的病例339例,另有402例疑似病例”。即使在这次发布会之际,高强又报告说,“北京4月20日增加了7例非典型患者,不包括在刚才公布的数字里面。”在这次疫情公布的当晚,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表示:“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

显然,最新统计的北京数据公布,以及“国务院决定,4月21日起,将由每5天向社会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使中国的“非典”防治又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在高强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新华社立即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

在4月2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高强透露的另一层信息更值得注意,“中央政府已做出决定,要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拿出相当的资金来控制疫情,花费多大也在所不惜。”

突如其来的“非典”灾害,危害的不仅是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中国经济在这一时刻显然也深受冲击。“最直接的打击就是旅游、餐饮等服务性产业,这种影响第二季度会显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清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随后,连带的是大量会议和贸易活动的取消,这意味着谈生意的机会减少,势必会影响到2~3个月以后的贸易与投资。”国旅总社总经理宫万春向记者证实,今年“五一”入境、出境、国内长途的游客人数,分别下降了95%、90%和90%。摩根斯坦利香港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甚至认为:“这次疫情危机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它的影响目前还难以把握。”他将今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调低到了6.5%,而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这个数字是9.9%。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针对这种说法,以乐观的态度认为:“我认为最悲观的估计也不过是下调0.6个百分点,今年仍可实现8%~9%的增长。因为第一,旅游、航空业根本不足以影响宏观经济;第二,中国经济主要靠内需拉动,无论是1998年出口增长为零,还是2002年出口‘疯掉’了,都没有影响GDP一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就像一列快速奔跑的火车,即使在外力作用下出轨,依靠巨大的惯性还会恢复到轨道上。”

无论悲观与乐观,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政府此刻需要干预经济,“政府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公开信息——及时、准确、完整——把利害说清楚。其实在透明化的前提下更有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这次灾害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宋国清说。

从另一方面观察受“非典”冲击的中国经济,最大的迷茫与变数则来自疫情周期的长短。宋国清分析:“如果在6个月以内能控制住,问题不大,超过半年就会影响到今年与明年的GDP数字。”从某种意义上说,战胜这场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的关键,是时间。

正是在时间这个关键因素上,中国各级政府的紧急动员与中国经济的前进速度正产生着联系。当宁夏回族自治区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一切方式追查3月27日177次列车的可能被感染者时,与速度赛跑的目的,首先是“人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而从经济的角度观察,中国政府也是在尽最大努力,将“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控制在最短时间内。温家宝总理说:“只要我们尽快消除疫情,积极主动做好工作,局面很快就会改观。”

4月17日 中国SARS一天

K227次广州至兰州的列车,一到站便进行消毒

有两件可以被称为“事件性”新闻在4月17日这一天里引人注目。第一件:“胡锦涛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不得瞒报非典疫情”;第二件:“宁夏通告3月27日乘坐177次列车的乘客及时防病。”按点击率排序,这两条新闻分别是这一天新浪热门新闻排列的第一和第四位。那位到北京出差回内蒙古巴盟磴口自己家乡的赵玉善,被传染上了“非典”,而他到宁夏银川就医,使宁夏无法避免“非典”的攻击,于是追查这一列火车上的所有可能被传染的乘客,成了十万火急的大事,所有系统立时开始运转。

而同时开始紧急运转的系统,不仅仅是宁夏

宁夏  火车追查

4月17日,宁夏自治区卫生厅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小组发布一则通告:凡是3月27日乘坐177次列车(北京至银川)的乘客,本人或家属有发烧、咳嗽症状的,请速到当地市、县级医院就诊。

这一天,后来被确认宁夏“非典”首发病人的赵玉善还是不能说话。这是他从内蒙古磴口县转院到宁夏银川治疗的第10天,也是他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患者的第二天。

赵玉善3月27日从北京上车(177次)回内蒙古巴盟自己的家乡磴口县。磴口县卫生局负责人向记者回溯赵玉善的经历。赵玉善在县广播局工作,40岁左右。3月23日,他和七八个同事进京参加一个广播器材展销会。展会结束后同事们先走,赵玉善自己单独回磴口。回来第二天就患病,“我们磴口县小,也偏僻,当时也根本不知道什么非典型肺炎,医院就是给他输液,从3月31日开始输液,4月7日转院。”磴口卫生局负责人这样介绍。

有人说赵玉善是县广播局的副局长,所以他转院时“自己搞了两辆小车,开到了距离磴口200多公里的银川市”。选择跨区从内蒙到宁夏,是因为磴口离银川更近。后来,赵玉善的妻子、连襟、妻弟、弟弟等人陆续发病。赵玉善4月16日被确诊为“非典”,他的妻子和其他亲属4月19日也由“疑似”状态而正式被确诊为“非典”。他们和另几名患者被采取了严密隔离措施,在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确认赵玉善后,“我们现在怀疑他和另一个也是内蒙古巴盟的人把非典型肺炎传到了银川,但是他们现在上了呼吸机谁也不能说话,我们实在是着急。”接受采访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负责人从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有些哑,“我们其实重点怀疑的是那个临河的非典型肺炎患者,他们俩坐的还都是3月27日的177次,他们不能说话,我们也不能让他们找出火车车票,只能这样了。”

“只能这样”指的是一场大规模的追查,被追查的是所有20天前与赵玉善和那个临河人同乘一列火车的乘客,具体涉及多少人、多少地方没人知道。

K177次从北京西站始发到达银川要20多个小时,沿途经呼和浩特、包头、临河、乌海几个大站。据说,磴口铁路医院的那个人3月27日乘坐K177次列车返临河后,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接受采访时,宁夏自治区卫生厅的工作人员说,临河那个人在车上没有发病,下车10多天后才发现,所以过了20天政府才开始追查。

首先排除的是177次列车上的乘务员,一个在铁路工作的人说,现在进出银川的列车其实都查得很严,“不只是乘客,乘务员也要查了才能放行”。而偶然在3月27日同乘一车的人就只能靠报纸、电视台、网站上发表通告来传播信息。

通告刚一发出来,公布的电话就打不进去了,确认和筛选工作以问答的方式进行。两天后记者了解到,还没发现有其他乘坐这次列车的乘客怀疑被感染上了非典型肺炎。

4月20日的最新消息是,卫生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与流行病学专家会诊,宁夏确诊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5例。赵玉善被认为是首发病人。一个病人所牵动的是全自治区。

自治区卫生厅扩大了搜索面,继续对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活动场所进行调查。4月17日银川市政府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决定,市里的网吧、歌舞厅、迪厅、影剧院、录像放映厅等等这些公共场所要暂停营业,范围限定在银川市兴庆区、西夏区、金凤区辖区内,时间限定在4月17日到5月8日,“是否延长停业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治情况另行通知”。

内蒙古巴盟  严防

紧张也因此弥漫到了宁夏与其他几省的交界处。

4月17日,宁夏各地在铁路沿线和进入宁夏的重要关口建立了留验站,以对疫情进行严密监控,“我们一经发现可疑病例及与非典病人有密切接触的人,就立即隔离留查”。4月18日,一辆中巴车在从巴盟磴口县毗邻的乌海市下的乌达出发,经过宁夏自治区石嘴山市,结果被“遣”——当天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疾控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消息时,显然已经焦头烂额,她说宁夏那边上午打电话说,在车里发现了非典型肺炎患者。

于是一个从呼和浩特到乌海再到乌达的卫生防控体系开始启动,下午事情查明。乌海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就因为中巴车检查时,车上一个喝醉了的乘客说,“他就得了这个病”,整个一车的人因此被耽搁在那里。“我们先查车牌,查的还挺费劲。”内蒙古卫生厅疾控处的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是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在内蒙古,4月18日的数字是全区共发现“非典”诊断病例25例,其中2例已基本痊愈,死亡3例;疑似病例22例,死亡2例。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盟是区里比较严重的两个地区。

当地卫生局负责人在电话中说,4月10日前后,赵玉善的同事也已经出现了非典型肺炎的症状;而更严重的是那个当地铁路医院在北京实习的人。有人说,此人与赵玉善是在3月27日同在K177次的一个软卧包厢里,赵玉善可能也是被其传染的。更曲折的是,铁路医院的人据说在北京即已患病,但是他在别人的反对下依然返回到巴盟,理由是他自家开了一个治感冒咳嗽的诊所。据说在他回到诊所的一天多时间,就有近100人先后去过诊所。为此当地电视台同样登了一个公告,凡在该诊所就诊的应与卫生防疫部门联系。

北京北大  停课

4月17日,一直令人关注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出现“非典”。

上午9点22分,李梅告诉打来电话的院团学联的同学说,她已转到地坛医院,爱人和孩子的情况也很好。在叫请大家放心的同时,李梅的声音忽然低沉下来:“我当时没有做很细致的防护措施,以至于现在连累了大家,不仅造成停课,还给领导和很多老师带来了麻烦,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很内疚……”“让所有同学放心,我会好好撑下去。”

李梅是经济学院计算机房秘书,她在照料外地来京的疑似“非典”患者的母亲时染病。李母4月15日凌晨去世当天,李梅就开始发烧,并被确诊染上“非典”。稍后,北大校园里的隔离预防措施都围绕着切断传染链进行。4月15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全面停课,停课至5月5日。

全面停课后的情况如何?经济学院一位老师4月17日语速极快地告诉记者:“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确保学生安全,开会研究方案,消毒预防。”北大“非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校办主任张彦告诉记者:“与李老师有过亲密接触的9人已被隔离,其中包括她的丈夫(我校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老师)、女儿(北大附小学生)及一名亲属。”

北大经济学院停课的消息传开后,李梅的身体状况一下子成了BBS上学生们最关心的话题。4月17日,经济学院团学联的学生将和李梅通话的5分钟内容全部贴上了BBS,并开始每天在网上报告李梅的身体状况。4月18日,同学们从网上看到,“李老师日间体温已经恢复正常,今天的体温是36.7度。李老师说她精神状况又有了明显好转,说话也不会觉得累。她说自己会好好吃、好好睡,增加自己的免疫力”。4月20日,有同学问到:“李老师的女儿还好吗?她一个小孩子,一定会感到害怕的。”马上有人在帖子上答复:“李老师的女儿12岁了,听说现在有专人照顾,挺好的。”

学校大范围的预防工作同时在展开。据北大校长办公室4月18日公布的消息,当天总务部共发放7000多支体温计,保证每个学生宿舍2支。校医院当天发放53桶过氧乙酸(每桶5公斤),3479瓶“84消毒液”。食堂准备20000多人份汤药,学校还订购了80000个口罩,20000支体温计和60000块除菌皂。

北大李梅的女儿在北大附小读书,4月15日被隔离后,“学生哗地一下撤走了,老师都没来得及对他们多嘱咐几句”。大队辅导员王丽萍说。王丽萍告诉记者,从4月初开始,一些家长就在网上向学校提出停课建议。“当时也没觉得‘非典'有多么可怕,直到现在学校也从来没有说过停课,老师天天来上班,只要有一个学生,课照常上。”

4月17日,北大附小上学的学生总共是6人,王丽萍说:“这段时间来上学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师生们基本上在网上进行交流。现在网上99%的学生都用真名。他们想老师,想同学,彼此问候,老师也全部用真名和孩子们交流。”王丽萍说刚开始她给留言版取的名字是“作业”,老师只能对学生进行网上教学。

王丽萍负责的学校网站一下子火爆起来,“以前每天的点击率是200多,最多的时候就500多,4月14日猛地增加到2000多,然后是3000多,17日到了4000多。附小的网络系统承受不了这样高的点击率,263网站对我们进行了紧急救助,帮我们做了一个新的BBS系统。”

北京北方交大  寻找

4月17日,北方交大在紧张地寻找可能的“非典”患者。

事情源自北京海淀树人学校的英语教师丹尼尔。35岁的丹尼尔与未婚妻租住在北方交通大学东校区单身教工宿舍楼507号房间。4月11日到14日,丹尼尔因高烧不退、干咳一直在积水潭医院输液就诊。虽然未确诊他患有“非典”,但积水潭医院医生按照北京市卫生局有关规定,要求丹尼尔到协和医院就诊。丹尼尔拒绝了医生的要求并溜走。

4月15日下午17点10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指挥中心给北下关附近地区医院和保卫部门发了传真,要求见到病人后马上隔离。北方交通大学在接到传真后,学校后勤集团保安查实丹尼尔与未婚妻仍在507房间内,要求他们在房间等待不要出门,并立即进行监管。

21点50分,北京市疾控中心将丹尼尔与未婚妻带走,22点35分,学校向海淀区疾病控制防治中心汇报了有关情况。23点,海淀区卫生局防疫站派来专人指导学校医院进行消毒,并要求对丹尼尔居住的教工单身宿舍楼的居住人员观察两周,但不限制居住人员活动。
丹尼尔带来的更不可知的是他可能传染什么人,多少人。到4月18日下午19点30分,在学校普遍加强了体温测量和监测后,新发现两例发烧病例。截至4月19日晚22点,经学校“非典”预防办公室统计,从4月16日~4月19日学校共出现发热症状31人,其中送出医院治疗13人,校医院治疗观察18人。重点监测观察85人。

就在围绕丹尼尔的救治开展的同时,4月16日和17日,北方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02-07班住在嘉苑B座1535、1533宿舍的梁金宝、苗文军、袁帅出现高烧症状。学校对他们进行了隔离,并作为疑似病例上报防疫部门作进一步确诊。通信02-06班家住北京的苗喜华回家到医院治疗也因疑似病例住院观察。

学校新闻中心主任王想平告诉记者,这些学生都是感觉身体不适后主动到校医院就诊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学生被确诊为“非典”。“但是学校丝毫不敢马虎,每个学生的健康都牵动着无数家庭,我们宁愿表现得敏感一些,也不能漏诊一个学生。”

 

“官不好当了,是件好事”
——专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全国人大研究室特约研究员杜钢建

三联生活周刊:从这次“非典”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行政体制的哪些问题?

杜钢建:这次“非典”再次暴露了我们体制的弊端,说明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的体制弊端,我用四句话概括: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在这种体制下,一级政府失去了对某些部门(如卫生部)的调控能力;而某些部门自我做大,它们所做的事件与自身利益纠缠在一起;各个部门在处理方式上习惯于审批,总是等待着上级的意思,该负的责谁也不清楚;行政审批的复杂化,又导致正常工作的效率低,遇到“非典”之类的特殊危机事件,更没有能力去处理。一遇到危机,马上暴露出问题,这个问题,五级政府都存在。

另一弊端是,中国政府体制条块分割得很厉害。在这种制度下,北京市政府也很难协调各部委、党政军系统的关系。整个体制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不清楚。即便中央政府下令,各个部门也协调不了——大家都是一亩三分地,各管各的。利益拼命争,责任拼命推,一直推到中央发话,中央需要总书记发话才行得通。这是不负责任的体制,缺乏责任心的体制。

三联生活周刊:政府从这次“非典”事件中应该学习到什么?

杜钢建:以前政府处理类似事件的方式是我行我素式的,认为是内部事物,外界无权干涉。现在融入国际大家庭中,这种方式已经不可行了。从这次事件中,政府汲取的教训是,各级领导必须树立人权保障意识。由此产生的各种权利,如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也应该得到保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同时签署了两个联合国的人权公约,这是标志性事件。生命权是非常重要的,岂能视生命为儿戏?

从“非典”事件反映出,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全国各地区都要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建立危机管理系统,包括对公众的信息发布系统。目前看来,我们连危机系统的概念都没有。而建立危机处理机制的前提是行政体制的改革,否则,这个体制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国务院应抓紧出台《危机处理规范》,明确法律责任,主观上瞒报的、不作为的、克扣信息的,都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4月20日),卫生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都被免职,您怎么看待这个处理决定?

杜钢建:这个处理是及时的,我们的反应机制看起来也比较快。发生问题后,该撤职的撤职、该追查责任的应继续追查责任,我认为还不仅仅是这两个官员的问题。“非典”被纳入法定的传染病,已在法律层面上作了规定,故意隐瞒不报的,已是违法行为。如果这样,只是免职是不够的,严重的应该追究法律责任。但目前的问题是,我们的法律规定不清,也反映出法律规范必须严格。通过此事也有警戒意识:对中央决策,必须马上执行,在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事件方面,犹豫不决的、不能彻底贯彻的,马上要换,情节严重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有人抱怨说中国的官越来越不好当,这是好事。现在不是不好当,而是太好当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次“非典”事件中,大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公民的知情权问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杜钢建:公众的知情权必须保障。不但危机事件本身的信息应该公开,危机事件之外政府行为的信息也应该公开。信息公开化问题我早在十年前就呼吁了,但十年过去了,将“信息公开化”进入立法阶段仍然很难。SARS事件应该是一个推动。

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1946年联合国大会第59号决议,宣布知情权为基本人权,将知情权提高到相当一个高度来认识,强调知情权是维护公民一切自由的关键。1948年,《人权宣言》进一步强调知情权,“人人享有经由任何方法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但我们国家几十年的传统体制,把“人权”贴上资产阶级标签,直到最近几年才变成正面的字眼,认识有所提高。现在看来,以前那些“内部情报”、“保密”的东西许多都是应该公开的。

三联生活周刊:一些人好像仍持有这样的理由或借口:把信息全部公开,会引起公民恐慌,从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杜钢建:这种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如果不公开,外界对政府失去信任,政府行为也丧失权威性,影响外界的投资信心,经济更容易受影响。反之,将信息公开出来,外界对你才有信心。这也是“开放倒逼改革”。另外一方面,没有信息公开也没有自由竞争。政府垄断信息是极大危害,世贸组织要求平等公开,对国企公开,也对民营企业公开。

目前各国都在制定法律确保信息的公开,公民参政的前提是知政,目前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信息公开法。信息公开法也应建立“司法救济制度”。

 

中国抗击SARS的经济成本

2003年4月19日,香港演艺界人士为预防SARS发出了共同的声音

从经济运作微观层面看,各行业在SARS这一时期所受到影响,有模糊不清的主动与被动之间的界线。但从更高的决策层面看,主动放弃,是正被采取的策略——仅从旅游系统观察,4月12日,国家旅游局发布禁游公告,中国前往非典型肺炎疫区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所有旅游团队被取消。一周后,“五一”长假被暂停。旅游业内人士形容这一系列举措是,“从放弃‘新马泰’到放弃全国”。“(暂停‘五一’长假)尽管旅游收入会有很大损失”,发布这一消息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强调,“但是中国政府会把人民的生命和人民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这种“主动放弃”的纲领性决策导引下,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各经济行业,正面临着迅速的自我调整。从更长远一些时间看,中国抗击SARS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GDP?各位经济专家目前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答案。

政府已经决定舍弃旅游收入?

“如果按照正常日程,距‘五一’两个月前开始做计划,提前一个半月开始进货,包括预订酒店、机票和旅游团的席位。3月初‘非典’的问题开始凸现,当时我们判断这件事情很快会过去:第一,以前像广东、河南都有局部疫情,但并没有发展为全国性的。第二,每个人都有侥幸心理,我们也不例外,认为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到了4月初,从酒店和旅行社反馈回来的消息很不好,按惯例长途旅行会提前一个月有反映。我们看到‘广交会’上还可以照常买到机票订到酒店,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有相当多的酒店需要我们提前15天付定金,但现在根本不用付了。”携乘旅行公司市场总监杨涛向记者回顾这一时期旅游业内人士所共同面临的局面时说。
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说是从商务活动开始。“从3月以后,一些跨国公司的商务活动纷纷受到影响。起先相关合作部门为稳定大局采取尽量争取的方式,后来不再争取,为有效控制疫情,作出尽量减少人员流动的决策。关于旅游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决策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的抉择。”国务院发展中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政府关于旅游的决策第一步是4月12日宣布关闭新马泰旅游。据国旅总社公民旅游处副总经理王苏琪介绍,中国旅游开放的14个国家里,新马泰线路一直是各大旅行社的首位,每年有10到20万游客,大多数中小旅行社东南亚旅游市场往往占出境游五成份额以上。近十年到新马泰旅游的中国游客年均增长44%,而5月至8月这几个月业务量又几乎占当年全年的1/2。“对任何一个旅行社来说,这种放弃,都基本上意味着放弃了这一旅游线路的全年收益。”王苏琪说,“保守估算,平均下来,一个旅行社封闭‘新马泰’的损失应该在200万人民币以上。”

实际上,在宣布关闭新马泰旅游之前,入境与出境游都已经受到了影响。一位中青旅内部人士说:“因为一些境外目的地的情况,一些中小旅行社的欧美组团早已停了三个星期。4月14日,欧美方面已经有6000多人和中青旅确定取消了他们的来华计划,日韩方面入境人数也减少了2万人。总体说,旅行社70%以上的业务已经中断,经营处于停滞状态。”

中央有关方面在了解旅游业困境的前提下,认为应该客观应对SARS造成的暂时影响。4月16日,国家旅游局和卫生部联合下达《旅游经营单位预防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这个预案是建立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接受采访时说。“这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旅游局的态度是不鼓励出境游和国内长途游,要对旅游进一步降温,对旅客分流,限制人流数。也就是说,要为了控制疫情与保障旅游者的生命健康进一步牺牲旅游经济利益。”杨涛说,他们随即调整了业务方向,转向短途和自驾车游,还是希望抓住“五一”这个商机。但4月20日形势再一次发生变化——国务院又决定取消“五一”长假限制出游。国旅总社总经理宫万春在接受采访时说,“今年‘五一’入境、出境、国内长途的游客人数,已经分别下降了95%、90%和90%。而取消‘五一’长假,意味着政府已经决定放弃了全国旅游的收入。”

中青旅的那位内部人士以悲观的态度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很多工作已转变为一些琐碎具体的行政事务,例如对主客户网络资料的整理,“就我了解,业内许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大规模裁员,部分公司宣布放长假,发放80%的基本工资。在组团业务上,旅行社的暂时性应对措施相互帮忙,相互并一下团。现在就看谁能抗得过这段时间。照这样的状况持续,我们预期一般旅行社都最多只能坚持三个月。因此,一部分公司根据这个判断制定了‘第一个月带薪休假、第二个月半薪休假、第三个月整体裁员’的应急方案,一旦SARS疫情达到三个月,现有国内500多家旅行社将会至少倒掉1/3。”

但杨涛的态度倒相对乐观,他认为:“如果目前这种牺牲是为了营建中国公共防疫卫生应急的大系统,反过来可以提升全球游客对旅游环境的信心。而眼前的决策如果为了在短期内解决公共环境问题,则旅游形象可以通过危机公关得以提升。只要尽快消除疫情,经济宏观局面得以调控,人民消费能力积累下来,疫情过去,形势仍旧会好起来的。”

演出公司们的经济账

在旅游市场作出的决策之前,为了控制大规模的公共活动可能对疫情传播的影响,文化演出市场已经面临抉择——赵传北京演唱会延期,林忆莲北京演唱会延期,大河之舞北京演出周延期,“相约在北京”的几十场演出也有2/3延期。加上较早前最引人关注的“滚石”乐队中国之行延期,今年春季北京演出市场的几部重头戏,都因不可预见的原因宣布延期。中演票务公司的负责人胡锋告诉记者,“如果这些演出不延期,那么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市场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比去年同期多出一倍。”

对已经订购了被列入延期计划的演出门票者来说,他们只需把门票退掉并等待演出时间确定就行了,但对于那些演出公司,他们要算一笔从未算过的经济账——因为延期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可能出现的合同纠纷。这是一笔难算的账,它难算的原因在于,目前还无法界定哪些是经济损失,哪些是将来演出恢复后可以列入正常投入的成本。所以,当问及这些演出公司面临的新难题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说:“善后事情还在处理中。”

赵传很想再一次站在北京首体的舞台上高唱一曲《我终于失去了你》,为此,他两次来北京为演出作宣传,但他没想到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失去了你”。据悉,在赵传演出消息公布后,演唱会门票一度卖得非常好,在很短时间内就卖出130万元。负责此次演出的艺术总监孙宇告诉记者,演出公司在此前各方面的投入近50万元,其中广告投入近40万元,其他各方面日常开支也是不小的数字。由于还存在一个退票环节,票务代理公司还要从中扣除5%~10%的代理费,里外里又损失不少。

而林忆莲演唱会的延期,更多是香港经理人公司方面出于对艺人和观众安全方面的保护,林忆莲演唱会门票销售情况还比较理想,但是承办演出的公司同样要面对和赵传演唱会一样的问题,经济损失方面也差不多。目前,这两场演唱会何时恢复,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最令人惋惜的是“大河之舞”在首体的演出周的推迟,中演文化娱乐公司的负责人王琛说:“门票卖得最好的时候,宣布延期。在此之前,‘大河之舞’的门票销售总额已突破400万元,而且最近每周都能卖出20万元的门票。”王琛告诉记者,“大河之舞”的各方面投入费用已接近100万元,这次推迟演出,损失非常大。

实际上,投入最大的要数“滚石”这个项目,时代新纪元演出公司总经理陈纪新说,“前期总体费用近400万元人民币。”当然,这还不包括预先支付给“滚石”的几百万元的出场费,如果“滚石”还能来中国演出,这笔出场费可以计算到成本里。

但是,陈纪新要比其他演出公司的老板们心里更踏实一点,因为她在此之前在保险公司上了保险。而她的这一决定得益于她的合作对象“滚石”乐队。陈女士说:“这就叫与国际接轨。”因为在她与“滚石”签订的诸多合同中,有一个合同专门是演出保险方面的,除了因战争等不可抗力导致演出推迟或取消之外,其余因故取消或延期演出都是保险公司理赔的内容。由于此次演出投保的数额巨大,因此有国内中保和平安两家公司共同投保。而其他演出公司就没这么幸运了,很多演出公司负责人都是头一遭遇上这样的事情,孙宇在记者提出保险这个问题后反问道:“有这方面的保险么?战争、疾病等都属于不可抗力,这种问题保险公司是不会投保的。”这次延期的演出项目大都是在去年10月份以后定下来的,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保险问题。现在,有几家演出公司已经意识到保险问题,开始与保险公司接触,但进展非常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因意外情况导致演出延期或取消,投保数额巨大,保险公司不愿意为这类项目投保。尤其是“滚石”乐队的演出延期后,保险公司才意识到,大型演出的投入资金巨大,万一出现闪失,连保险公司自己都不太保险。

此次因故延期的演出,损失账非常难算,对于像广告支出、拼缝费、退票代理费、组委会日常开销等都可以记入损失中,但是,场租、门票代理费、出场费等就不太好算,如果演出在以后能顺利举行,这些都可以计入成本,一旦演出最终不能举行,那么都变成损失。而这种损失以前从未出现过,一旦引起纠纷,在法律界定上也是个难题。

不遗余力提高公共卫生成本

为抗击SARS所付出的代价,目前已经蔓延到各行各业。各种公共环境的消毒,各单位对员工的健康保护,在短时间内真正做到了全民对卫生防疫投资。“我们南航投入了180万元,购买药品和消毒器械,设置非典型肺炎处理包(箱),还紧急调配了必要的医疗应急设备等。我们对2772架客机全部用过氧乙酸擦洗和喷洒,全面消毒,市检验检疫驻机场人员每天定时对航天器进行消毒。”4月18日南方航空公司市场部经理孟招来对记者说,“客机一般都有空气微离子消毒系统,对杀灭胞子菌等病菌有奇效,客机内装有空气自动过滤系统,每小时要过滤20次。机票也都不是重复使用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保证乘客在‘非典型’期间的安全。”

在对公共环境投资中,投入最多的可能是酒店业。

通风工作和细致消毒是目前所有酒店都必须完成的任务。记者采访香格里拉主管市场的中国区副总裁朱福明时,他介绍说:“我们在3月间就开始在中国区13个城市的16家酒店全部都做了相同细致的预防措施,包括对员工的健康培训,对酒店内部所有部位消毒等等。”目前香格里拉酒店集团所有酒店没有发现任何一例SARS患者。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介绍说:“像香港的京华国际酒店,一发现有疑为SARS患者,香港卫生署马上派员把酒店9楼近40个房间消毒,无限期封闭9楼,并检视近300员工过去3个月的病历。”韩明的助理张军评价说,“目前状况受影响的酒店更多致力于控制成本,但他们在预防SARS的投入上又不遗余力。”

一方面用于预防SARS投入的成本大幅增加,另一方面营业额又在大幅减少。“据我了解,在国内一些受冲击较大的酒店的运营成本已经是营业收入的10倍以上。”张军说,“SARS对酒店业影响是比较有规律的,星级越高的酒店影响越大,因为他们大部分是以国际和商务为客源构成。内地的情况还算好的,就我的了解,香港已经有部分酒店关闭停业。”深圳圣亚苑主管质检的经理赵培刚说:“我们目前的的营业收入只有以前的45%,加上我们酒店写字楼的收入,才可以维持每天20多万的支出。”

饭店协会会长韩明介绍说,他们3月份在深圳开会时候开始关注SARS,随即反馈回来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危机。从3月份开始,大部分酒店就开始接受取消预定,到3月中旬,一些酒店开始调整定位,暂时放弃国际方面的业务而转攻国内客源。目前在这方面的争夺开始激烈起来,很多酒店开始以降价、促销、提高给予旅行社的佣金来招揽客源。“4月上半月的入住率为41%,而去年同期则为87%。”赵培刚提供了深圳酒店4月18日一天入住率数据,“我们的入住率为40%,同为五星级酒店的深圳皇冠假日酒店仅为23.4%,香格里拉为17.2%。”

中国饭店协会应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要求目前正在做关于SARS对饭店业影响的数据统计。张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短期内的影响不容回避,我们也对酒店业入住率的影响作出了预测,大概应该在40%~50%,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如果各酒店挖掘商业潜力,幅度会有所提高。目前状况再持续半年,相信会有酒店支撑不下去而倒闭,但我们还是相信会在第三季度时好转,并且很短时间就过去。行内也用一句比较老土的话互勉:团结一致,共度难关。至于对整个产业的影响,我们无法估算,不是估算困难,而是没有能力去估算。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在疫情方面的控制越做越好,这有利于在短期内控制局面,把损失降到最小。其实,SARS无论是之于酒店还是其他行业乃至整个社会,谣言才是最可怕的。”

群众恐惧的商业代价

4月21日上海国际汽车展开幕。在此前一天,记者来到展会现场,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由于国际性展览往往在一两年前就开始筹备和报名,因此不可能像演唱会那样说取消就取消。“除了广交会和上海车展,前不久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还举办了国际机床展,这是国际四大展会之一,其实观众人数和参展厂商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再往后就不好说了。”

主办方上海国际展览公司副总经理周辍鸣向记者介绍说,为了保证展会安全,展厅的通风口24小时开启,所有通道全部打开,在临时展馆安装24小时运行的大风扇,同时严格控制观众流量,参观券维持在一定印数,而且改变以往参观券隔日有效的做法,实行“过时作废”制。记者还看到,在3号馆东侧,主办方设立了一个医学观察站,其中设隔离室,任何出现异常状况的人员都将被立即送到这里进行隔离治疗。“与不久前的广交会相比,我们的措施更加严格,其严格程度在中国展会历史上从未有过。”周辍鸣说,“这是该付的保障代价,必须要付。”

目前,在上海国际车展81000平方米的展位中,确实出现200平方米的退租情况,但并没有影响整个车展,说明在经过周密的努力与付出对安全控制的代价之后,大型商业活动可以安全地如期举行。车展之后上海国际展览公司还将承办国际自行车展和国际纺织机械展,周辍鸣对保证环境安全有足够的信心。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谈及非典型肺炎对国民经济影响时,专门提到商业企业可能出现的影响程度,姚景源认为:“对批发零售贸易业影响不会很大。”

4月19日,《三联生活周刊》在第一时间拿到中国商业联合会向全国商业服务企业发出的紧急通知,通知提出为保证商场等公共环境的安全,除必须的消毒措施和防范知识宣传,建议大中型商场配备紧急救护用品,安排有医护知识和救护技能的工作人员担任巡值。有条件的企业还应积极开展网上购物、电话订货,向暂时不愿去公共场所的消费者提供方便。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安慧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商业系统涉及面极大,因此我们与防疫部门合作,研究一些特殊的应急措施。”从4月5日起,中国商业联合会信息部开始每日监测全国零售业经营状况。商会信息部部长王耀对记者说:“我们每天都要从全国商业企业中随机抽取大量个案,重点监测区域是广州、北京和上海,零售业和餐饮业是主要监测对象。”

对目前三大城市现状,王耀称上海情况最为稳定,广州在2月份时零售业营业额曾出现大规模下降,“尤其是2月10日至13日,几乎呈恐慌性状态,之后营业额开始缓慢回升,现在基本上已经恢复至2月前水平。”根据信息部的数据汇总,目前问题最大的是北京地区,王耀称:“面向外地客流的大商场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在居民区周围主要面对本地客源的商场则明显受到影响,显示本地顾客群已经存在较大规模的恐慌心理。”

GDP的不同计算结果

“SARS最直接的打击就是旅游、餐饮等服务性产业,这种影响第二季度会显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清教授接受采访时说,“随后,连带的是大量会议和贸易活动的取消,重要的经济人物取消行程,这意味着谈生意的机会减少,势必会影响到两三个月以后的贸易与投资。”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自称自己是个乐观派,他认为最悲观的可能全年GDP不过下降0.6%左右。“因为我实在算不出SARS会有更大的影响。”钟伟介绍说,计算GDP的增长有两种算法,第一种是产业法,把三个产业的增长加在一起,“第一季度GDP增长为9.9%,其中农业占0.5%左右,第二产业是6.5%,剩下不到3%是服务业。而在服务业中直接受影响的不过1/3的行业。对GDP增幅的计算是权重乘以增长率。第三产业去年增长率在7%左右,权重为30%多,如果我们预计二、三、四季度服务业整体衰退30%,那么增长的可能只有5%,算下来最多只会使GDP失去0.6个百分点。”另一种方法是总需求法,“可能国际投行过高估计了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钟伟说,“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投资和消费都是万亿级的规模,净出口充其量不过是千亿级水平,中国经济主要靠内需拉动,无论是1998年出口增长为零,还是2002年出口‘疯掉’了,都没有影响GDP一个百分点。”

如果分析旅游业的话,“旅游外汇年收入大约在140~160亿美元,净出口顺差约为30~40亿美元,这根本不足以影响中国商品和服务每年200~300亿美元的净出口大局,更不可能对GDP有什么影响。”钟伟说。“甚至说中国没有旅游业也不会对GDP造成根本性影响。”宋国清也这么认为。

但悲观的分析来自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他认为:“这次疫情危机是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它的影响目前还难以把握。”他将今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调低到了6.5%,而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这个数字是9.9%。就整个东南亚地区而言,谢国忠认为最大的变数是中国,“中国政府的信息披露将影响人们的判断”。

而另一方面,张军扩在接受采访时反映了另一重忧虑,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更深入的影响会反映在投资方面。第一季度实现9.9%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投资的拉动,尤其是民间投资的拉动。我国投资率为40%,与别的国家比这个数字比较高,去年消费增加了10%左右,而投资全年上升了28%左右。疫情发展无疑会对人们的投资信心有影响,经济像股市,当大家都看好的时候,可能就会好。”“这样,疫情何时被控制,就成为左右经济的最大变量。”宋国清分析说,“6个月可能会是一个门槛,如果超过半年,对GDP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

“如果SARS控制不了,投资信心没有办法恢复。如果控制住了,政府通过应急调控体现出足够的效率,反而能成为有利的形象因素。在充分市场的条件下,以前积累的投资和消费都会释放。”钟伟说。

抗击SARS已经成为一场人民战争,只要在最短时间内争取到这场战争的主动权,眼前的一切牺牲与损失都可以成为长远的弥补。从这个意义说,SARS确实正在考验中国新一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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