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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族与“新文化运动”

2003-04-08 15:18 作者:苗炜 陆晓逊 戈旋 邱海旭 陆丁 邢慧敏 摄影:陶子 2002年第47期
一种文化运动如果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关键在于他在这种文化中获得平衡的方式。如果谈论“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拿自己渴望加以平衡的东西去创造文化的新内容。从这个角度看,BO-BO这个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提供了一种欲望或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个可以用于对比的参照框架

北京某房地产以“波波族”为推广概念举行的营销活动

BOBO的解释:

前一个“BO”为布尔乔亚(Bourgeois),

后一个是波西米亚(Bohemia),

这里的“波波”不是波霸的“波”,

想到女人上半身去的男士,

请检讨一下。

BOBO的由来:

美国记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在《天堂里的波波族》(Bobos in Paradise)

一书中首创该词。时间为2000年

 

从哪里来的BOBO?

从波西米亚说起

波西米亚与恐龙相同,从词的原义上说,是已经不再存在之物。波西米亚位于现在的德国与捷克之间,作为历史文化古迹,波西米亚的许多遗迹已被列为人类遗产。就像现在恐龙被用来指代长得碍人胃口的年轻女性网友,波西米亚也被用来代表一种类似于吉卜赛文化的狂野自由,涉及服装、时尚、思想、行为。《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告诉殷离,自己就是她喜欢的曾阿牛;殷离却说我喜欢的是那个曾阿牛,而不是现在的张无忌。喜欢波西米亚的我们,与殷离相似。

有关波西米亚,可以追溯到三毛,她大概是中国知名人士里,惟一算得上真正有着波西米亚感觉的人。而其他也自诩生命不息流浪不止的人则不同,最多只能算西伯利亚了一把。至于我们常听到的所谓《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是英国摇滚乐队Queen的代表作,被称为歌剧摇滚,里面那句:Mama, ooh, I don't want to die因为旋律与歌词之故,常令人走调到《草帽歌》去。

《天堂里的波波族》上说,BOBO们具有双重个性。一方面是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享受物质富裕;一方面又没事吃饱了撑的,渴望心灵的自由和不羁的流浪。摒弃媒体对BOBO的后期粉饰,我们可以看出定义BOBO这两点基本特征中的狡猾。富裕与成功永远是这两者中的老大,现代人无不想乘坐时光旅行机到古代去旅游。只是,每个人都知道那只是旅游,只有他们知道自己回得来,才会有胆去。布尔乔亚与波西米亚两者的关系也是如此,“布”才是永远不可以放弃的,而“波”,只是一种度假。将BOBO们说成具有双重个性,不过是在往他们脸上镀24K金。西方人拍起马屁来,居然比中国人更是不露痕迹,异数。

两年前,《大西洋月刊》记者在采访大卫·布鲁克斯时提了个问题,“你认为波波士是美国独有的吗,也许欧洲是更好的波波主义展示区?”这个聪明人回答说:“写的时候我认为是美国人的,但现在看来,从日本到瑞典,巴西到阿根廷,波波们似乎遍及全世界。”

作为一个观察者,布鲁克斯描述的BOBO们喝卡布其诺,衣着轻松,驾驶SUR越野车,喜欢去人迹罕至的地方的进行充满内涵的苦难旅行,读亚里士多德管理着公司。钱也许是工作的副产品,可以讲黄色笑话,但绝不能说种族笑话。计算一个人的价值,法则之一是“以网络价值乘他的反物质态度。”强调多元化、政治正确以及梦想消费、利己的作风等等。BOBO们成为社会的自由派和经济上的保守派,自由和公正经常被谈论,但从不真的为经济不平等忧心忡忡,他们不左不右不温不火。

马克思曾经写到,布尔乔亚阶级把所有神圣的事物变得亵渎,BOBO们则是把所有亵渎的事物变得神圣。这是个点石成金之道。作为这个阶层的一员,布鲁克斯说:“我们把一些原本可能是误会或唯物的东西和行为加以提升。我们把最典型的布尔乔亚阶级活动——购物,变成最典型的波西米亚活动——艺术、哲学和社会活动。所触碰到的任何东西和行为都会化成形而上学的东西。”一家引用济慈诗句“我只相信内心感情神圣无比想象不虚”的普通商店广告就能让BOBO们怦然心动,虽然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听起来很提升。

BOBO族和小资

中国媒体说到BOBO时,总说是一个结合了嬉皮和雅皮生活态度的族群。这话说得过于轻巧,中国有雅皮大概是改革后的事,中国却没有嬉皮一族出现过。在抢注时尚概念时,许多媒体都有诺曼底登陆的冲劲,对或不对,则无所谓,白领、金领、小资、愤青、嬉皮、雅皮、海龟、飘一代、新人类、红唇族,这个世界都因为新名词而眩晕。

BOBO一族和其他一些名词在中国的红火,有其特殊性。戏谑地说,该是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这些新名词才渐渐走红。而其中最富生命力的名词,当是“小资”。因为被归入小资的一群,恰恰是温饱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比较愉快的一群。问题在于小资的一个特性就是以逃避主流,跻身另类和个性为永恒目标。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小资这个概念时,小资们发现自己的小资身份证已经由凤毛鳞角变为人手一份,不得不愤而出走。最后终于演变成如下北京方言:“不不不,我不(是)小资,你才小资,你们全家都(是)小资。”

孟京辉说:“我爱光,我爱,于是就有了光。”道理就是这样。BOBO从在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是带着鲜明的阶级斗争旗帜现身的。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和小资一样,BOBO不过也是一座桥,时尚的年轻人还是要从一座桥走到另一座去的。BOBO也会是一个被冷落的概念,王家卫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洞世如他,也已经早把自己排在过期物品之中。

既然说到桥,那么陆地呢?呵呵,对时尚青年来说,这世界上是没有陆地的,哪天踏上陆地,也就意味着和轻盈无缘,要在包袱下生存了。在21世纪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在反对深度思考、回避意义探寻这一层面上的倾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波波族和新文化运动

回顾20年来的文化运动,霹雳舞、迪斯科、摇滚乐和存在主义,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年轻人张扬的个性却带着茫然的漂泊意识,期望得到认可却又缺乏归属感。如果说BOBO这个词汇有什么新鲜的价值,它可能有这样两个意义,第一,商业与消费已经取代某个思想、某种作家或音乐,成为一种文化主流。你看什么书并不重要,你穿什么衣服更重要。这才是消费社会的符号。第二,承认金钱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又对它抱有轻视的态度,哪怕是装出来的。在资本主义摧残之下,在办公室政治的折磨之下,能够给白领打工者以安慰的就是白日梦似的波西米亚情怀。

“波波”很是流行,它甚至可以换个名字。照布鲁克斯的归纳法,或者可以说可可士(Cocos, condescending connoisseurs)和骚骚士(Sosos, sophisticated sophists)。也许只有一少部分文化人才对这些阶层词汇感兴趣,但用时髦的概念讲述商业故事却是很明显的事情,雄心勃勃的中国人想要意大利时装,德国汽车,念美国的MBA。如今中国人想保留的就是中国菜了,即便如此,菜单也迅速拓展至东南亚鲍鱼、欧洲猪排和非洲鲨鱼翅。胡同在消失,旅游越来越热,而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下一步是,中国人要让世界相信他们能提供更好的东西。“中国如今有一些真正有品质的东西,”潘石屹说,“为什么我们总是推销便宜的东西?”陈逸飞在曼哈顿开了他的分公司,分销商是著名的Barney公司。画家朱韦在伦敦和纽约的顶级画廊推出他的作品。导演陆川希望西方观众能够重视新的中国电影。

这些人可以称之为“波波企业家”,酷爱登山运动的王石,他的外国版本可以是甲骨文公司的老板、酷爱帆船运动的拉里·埃里森;在天安门广场表演轮滑的张朝阳,他的外国版本可以是总穿一双破烂“纽巴伦”的苹果老板史蒂夫·乔布斯,办了几本杂志的洪晃,她的外国版本可以是曾搞过《浮华世界》和《纽约客》的帝娜·布朗。

这是一场喜悦的奔中产而去的新文化运动,别不好意思,既然上海可以在自己的周边建设英国镇荷兰镇,既然北京可以拆掉许多文化遗迹,将自己打扮成刚出炉的国际都市,既然房地产商人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房子和罗马、巴黎挂上钩,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按照布鲁克斯自己编造出来的名词解释,无论是BO 1,BO 2还是BOBO,看起来都更像是剔除了资产阶级之后的中产阶级剩余物。而要是布鲁克斯关于BOBO消费行为的细节描述准确无误的话,这个新的“权势阶层”怎么看都像是处于一种因为教育过剩而导致的智力冗余状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有一个现成的批示:按照常人的方式出格。

也许中国还没有BOBO。不是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他们是资本主义晚期,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还没有索然无味,也没有文化上的传承。但这都不妨碍我们拿这个词说事。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新中产阶级,从年龄上推算,他们应该是受红卫兵洗礼或者看着红卫兵受到各种洗礼的人群。所以,他们对体制的反抗情绪不是来源于生活方式受到压抑,倒像是因为某种无政府主义式的纯粹热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受过波西米亚反文化革命的浸染或者没有经历过嬉皮运动也许反而倒是一件好事。

王朔,他也算个BOBO,在给《时代》周刊的撰稿中说:“要说文化,我只能说这是我在北京看不见的东西——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住在北京,跨过北京的街道,盯着任何接近我的包的陌生人,我不借给朋友钱,从不买任何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因为不相信他们——我安慰自己说猜疑也是信任的一种方式。”

BO-BO :稀缺的中国标本

一种文化运动如果要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关键在于他在这种文化中获得平衡的方式。如果谈论“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每个人在拿自己渴望加以平衡的东西去创造文化的新内容。从这个角度看,BO-BO这个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提供了一种欲望或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个可以用于对比的参照框架。

某本时尚杂志介绍一个人,说他的工作就是旅行和画画,说他随便就把一件三宅一生的衣服送给别人,看杂志的人就想:“我要看看这孙子是怎么挣钱的”

“太快了就不对了”

路彬彬最得意的创意是“飞行论坛”现在已经名声在外的e-talking是路彬彬和几个媒体同仁思想碰撞的结果,路彬彬把自己对e-talking的定位部分归结于“文人立场”。她说她读过大卫·布鲁克斯的《天堂里的波波族》,给她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句话,一个成功的咖啡馆老板得到的尊敬要超过拥有6个大超市的商业巨头。“我在生活上一点都不BOBO,但对这一点却特别认同。”

路彬彬谈起已举办过两届的“e-talking飞行论坛”,“那完全是一刹那的灵感。起因是我们搞一个抽奖活动,奖品是价值5万元的公务机飞行,抽中了经济学家樊纲。求伯君那会儿在学开飞机,他就开玩笑说,这架飞机能坐8个人,樊纲一个人坐太亏了,不如大家一块儿去玩吧。后来樊纲果然打电话给我,说可以请几个朋友一起去。我突然灵机一动,干吗光去玩呀?都是经济圈的人,不如既去度假,又给当地经济带去一次接触的机会,于是飞行论坛的想法就逐渐成型了。接下来就是疯狂地打电话,和老板们约时间”。尽管是个非盈利的活动,但路彬彬一直把“飞行论坛”视为个人最出彩的创意之一,回到“BOBO”的概念,她说:“这个词挺好,至少说明社会对创意是承认的,一个创意小子做的再好,如果社会不认同,那也没什么意义。而如果人人都以赚钱为直接目的,那么生活也会变得很没劲。”

采访顾江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他和他的合伙人每人管半年公司,另外半年时间全由自己挥霍。对此顾江的解释是:因为要申请移民,所以理论上必须每年有半年时间呆在加拿大,于是便有了“半年制度”。在家的几个月里他没打过一个与公司有关的电话。

顾江现在开的是一辆帕萨特轿车。“工作需要。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阿尔法-罗米欧。没办法,帕萨特比较正式,接个客户什么的比较合适。”

抛开这样超现实的“赚钱段子”,听他说:“有了钱之后,我基本上是花在那些以前不敢想象,但又十分向往的事情上。比如去瑞士滑雪。最高兴的是可以大量买书,从明清话本到《时间简史》,看不懂的也买。”顾江办公室墙壁上贴着几幅他自己做的工艺书法,他说家里贴的装饰画很多都是自己做的,“就是想改变一下那种家徒四壁的感觉。不一定非得用梵高,真的反正是买不起,可要是弄一幅假的挂那儿,就不对了。”

顾江爱说“不对了”,这主要指的是感觉。北京的滑雪场因为是人工造雪,和阿尔卑斯山比起来当然是“不对了”。买车也是如此,“我比较喜欢德国车,倒不是因为性能,主要是因为喜欢德国人的那种感觉”。
他说:“我是比较保守的那种人,对一些新东西有抵触情绪。就比如电脑和网络,我不是不上网,但我觉得网络把一些‘人’的东西给弄没了。”顾江为自己的念旧心理所下的诊断是:“严重”。这种念旧是对一切物是人非极度敏感——其实是伤感。比如,他比较看不惯美国人和美国风格,他热爱欧洲的原因是“那地方几十年后去还是一样”。他对那种经济先是疯狂扩张然后一旦停顿每个人嘴里又都念叨着layoff的状态心怀不满。他精心保留着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他会领着朋友去看自己中学的教室——那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叫作“白家大院”的奢华饭庄了,但他仍坚持把原来那个杂草丛生的校园比作百草园。

顾江和几个朋友攒了一个小型的“CLUB”——没有名字也不需要会员证的那种。成员都是相熟的音乐人。“有制作人,拉小提琴的,自由职业的,每周四固定聚会。聚会时总有一个主题,有时是一个人为大家讲解乐理,有时是纯粹的音乐欣赏。而我会把每周四的工作全部推掉。”关于爱好,顾江说自己“喜欢具有人文色彩的东西”。这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中学时一位老师,“他特别重视培养我们的感觉和艺术品位,在语文课上让我们自己备课自己讲,还自己演《雷雨》。对他的感觉有点像《死亡诗社》里罗宾·威廉姆斯饰演的那个老师。我那个时候就参加了管弦乐队,还学会了画画。”

在顾江看来,他后来的生活一直都遵循了这种自我教育的模式。

靠BOBOS概念能挣钱吗?

一年前的夏天,一家名为“北京BOBOS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正式注册并运营,那时大卫·布鲁克斯的《天堂里的波波族》刚刚流传到国内,关于BOBOS的话题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热闹。俱乐部老板苏颖是一个看起来秀气而瘦弱的女孩儿,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先把概念推广起来,以更好的姿态面对机遇。”事隔一年,各类媒体帮助BOBO族树起了“比小资再走远一步”的时尚大旗。又有一个北京的女孩儿于玲试图在她所服务的房地产项目中成立真正的BOBO族俱乐部,并印制了第一本BOBOS会员刊物,封页上写着“灌输BOBOS意识形态”。然而,在这个城市中真正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一群貌似BOBOS的人们对这样或那样的定义不以为然地继续过着日子。正式注册了迄今为止北京惟一一家BOBOS俱乐部的苏颖也已经结束了这个机构的所有业务。

苏颖很不乐意接受访问,她一再严肃地提醒记者,那是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她不想再多说些什么,也不想再面对过去。曾经帮她一起策划宣传,在广告公司任职的曹子在也同样不愿谈这个话题。曹子在说:“BOBO是个很无聊的概念,我不喜欢再谈这些。”与一年前创业的热情相比,这种低调令人好奇。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会开这样一个俱乐部,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想给一部分人提供一个现成的聚会地点,而不是闲下来时候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苏颖说,“我们的物质极大丰富着,可我们的精神生活很贫乏,我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件事带动我的朋友们提升精神生活。”

BOBO俱乐部曾经在北京CBD的光华路上和乔大厦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员工最多时达11人。两年前还在卖UPS,一年后成为了自己的老板,这种跨越在苏颖看来是很自然的,她说:“我只是想表达自己,这种冲动对我是有意义的。”

事实上,该俱乐部成立后仅正式搞过两次活动。第一次是一个关于WTO的讲座,招来了大约30多个顾客。其实,说“顾客”并不准确——原计划要收200多元费用,提供简单自助餐,但最后并没有收一分钱,苏颖将第一次活动作了纯宣传。一个来自台湾的IT人士李先生至今对那次活动记忆犹新,他说:“我是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去的,那次活动给了我一个BIG SURPRISE,超出我的想象的社交CONDITION。国内一般的讲座不是太过于学术,就是带有广告针对性,可那次活动只是大家在一起SHARE一个TOPIC。我很奇怪,它的参与者会来自不同行业,记得我左边坐的是医生,右边是音乐家。也有同行,还有一个联合国的秘书员。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社交场所。”但是,李同时也说,“我不是因为BOBOS去的,是活动主题吸引我。我也不认为BOBOS可以作为一个族群看,或许只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商业炒作的一个概念。”

另一次活动主题是“风水”,有关紫薇斗术的。原计划每3个月搞4~5次活动,“让BOBOS有归属感。”但实际上,几个月之后,苏颖就放弃了她的事业。一个参与了第二次活动的媒体工作人的看法是:“我觉得很矫情,没什么意思。办不下去是可能的。”苏颖不愿意提供更多当时的背景资料及财务数据给记者,但她很诚恳地讲了一个故事:“我刚从国外回来,带回那里特有的香精油送给我的女友们,国内炒的很热的SPA就是用这个的。我希望她们能够像我一样喜欢香薰的感觉,那是一种真正的精神享受。可是她们说,‘哦,我知道,这种东西在大商场都有卖的,才30多元就能买得到啦。’于是我知道了,以我个人之力绝对不足以影响别人,把这个概念硬塞给人家是不对的。这种精神消费的运作方式和消费群体的概念都不成熟。”她承认自己没有从商业角度认真考虑并预算怎么从BOBOS的口袋里掏钱,一切都被丰富的想象力和冲动简单化了。

一种中产阶级的心理素质

赵杭是“北京留德同学会”的召集人,该俱乐部的成员大都是德国驻华企业的首代或总经理,这个70多人的团体秉承了低调、保守的“德国风格”,每两个月搞一次不事张扬的聚会。“每次聚会都有主题,上次是宝马驻中国首代做‘我在宝马17年’的报告,再上次是请心血管病专家洪昭光先生为大家做健康保健的讲座,还有一次是请‘天才少年’李云迪做专场钢琴表演。”赵杭说他组织“同学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个“放松”的机会。

尽管聚会内容很普通,但仍需要一定的消费层次。赵杭说:“刚开始时还有不少来自政府和大学的留德同学,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成员慢慢淡出了。原因在于消费水平的不同,现在定期参加的一般都是商界人士。”

赵杭称做经理人并不是“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但他又说:“不管怎样,经济实力是一个人进入社会的基础,大多数留德同学都选择从商,这里面虽然有无奈,但却有很实在的理由。”

留德同学会的另一个召集人杨青目前在德国《商报》驻京记者站工作,她也曾在一家大型猎头公司供职,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工作。“那不适合我,或者说我的能力达不到。”杨青现在又出来工作完全是为了“给家里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们也有过发财梦。”杨青说,前几年IT火的时候,她丈夫的公司曾经“差点”被几个风险投资“砸中”,“幸亏当时没成,否则今天的日子会很难过”。杨青说:“那时候公司摊子铺得太大,两年下来一分钱没赚到。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天上是没有馅饼的,该你的已经属于你了,不该你的再怎么追求也得不到。”

“我们现在的收入可以保证我们买东西不必考虑价格,这就够了,我觉得挺满意。”杨青说。

对于BOBO,赵杭把它理解为“一种存在于中产阶级内心的心理素质”。这位德国曼海姆大学的法学博士说:“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行为准则,首先要认同这个社会并同它融合,至于对社会的影响不需要去强求,这样的人多了社会自然会做出反应。”

现实中的虚幻BOBOS

在以旅游商务折扣为号召力且拥有最大BBS之一“西祠胡同”的ELONG网站,有一个广受关注的“BOBOS风情”频道,“西祠”里也并存着一个BOBOS风情版。该频道主持人孙芳说,这是由阿尔卡特投资,为推销手机以BOBOS为消费群体点的一个版,孙芳说这个频道还是挺受欢迎的,“可我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我只是个编辑而已”。自由撰稿人吕苏昆其实才是这个频道的真正主人,她从今年8月频道开办至今,已经为该版提供了大约10万字稿件。从研究布鲁克斯的书始到琢磨现代BOBOS的特质,吕苏昆侃侃而谈的状态很像是一个虚拟BOBOS俱乐部老板。“钱是BOBOS逃不开的最基本条件。”吕苏昆说,“他们是很完美的一类人,有能力挣钱,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尽力享受自己的生活。”当被问到她自己是不是BOBOS时,她答,“我的钱没他们说的那么多。我也不愿意被人归类,但我得承认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很完美。”吕苏昆来自云南,外文系出身,在写稿子和翻译书的同时,她正在为自己去法国学习时装的理想做切实的计划。她说:“我认为BOBOS始终追求的是两个字——地道。他们会在法国塞纳河边喝地道的红葡萄酒;到德国科隆品尝真正地道的啤酒;背包旅行时,为了吃最正宗地道的酸汤鱼会走进没人会去的贵州的穷乡僻壤。工作时做到最地道的投入,休闲就是地道的享受。”

没有数据可以证明阿尔卡特OT715的销售量与推出了BOBOS概念有直接关系,在网络传播一切的现实里,资金的力量和“BOBOS风情”的高点击率,使吕苏昆的虚拟世界反而比苏颖的更加真实。

和吕苏昆一样拥有BOBOS领地的于玲,也同样是内循环稳定的商业投资链条中的一环。于玲的同事形容她“装扮很怪”,在于玲的意识里,这是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就是很特别”。坐在后现代城的仓库式销售大厅里向外望去,是举行了北京首届“BOBOS人拉风会”的场地。“让人具体说BOBOS,我觉得说不清楚。”于玲的眼神很冷很酷,“房地产业太爱炒概念。BOBOS放在这里可能牵强但并不过分,因为这个项目针对的人群不循规蹈矩热爱自由,这与BOBOS很像。”她坦陈,这纯是商业驱动的需要,“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形式的推广,我们在拉风会上现场研磨咖啡,调制鸡尾酒。我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本BOBO族会员刊物。”

于玲很清楚她的梦想必须服从于锱铢必较的现实,她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BOBOS》刊物继续办好,在第一期的某一页里,她写道:“可以不知道小布什说了哪些车轱辘话,但不能不BOBOS,对此不知不觉不闻不问只能产生一个后果——资讯过时。”“时尚的一切,胡说八道,无休无止;时尚的规律已经上升到12小时过期的道德标准轮回。”

谁都不愿意是BOBO的标本

江欣和路路是北京城里活跃的“夜游神”,他们的聚会常常是周末京城俊男靓女们的大集合,这群人捧红了一批特色酒吧。先是SUZIE WONG后是CLUB FM,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个据点是哪里。江欣说:“我们就像是个BOBOS俱乐部,只是没面向社会,没申请执照。我们不需要大团体的认知,没有意思。”“物质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于你怎么样衡量快乐。”路路解释,“生活就是一种审美,这种态度注定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她强调说,作为一个要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必须工作并负责任。曾在唱片公司和电视台任职的路路与签约歌手江欣自10年前认识后一直是好朋友,她们在成为有房有车阶级后,生活态度和方式更加明确和自我。

谈到BOBOS的流行,江欣笑称:“我天性就波西米亚。”大学读经济专业的江欣于1989年底主动退学,“实在不喜欢,我也不是那块料。”1991年底开始唱歌,到今年她已经出了三张个人专辑。她说:“BOBOS有可以利用的商业点,但真正这一类人大概都像我一样散漫,很难因为概念性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我只要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就可以了。我们会在一起泡吧、露营、跳舞、购物。这样的活动更自然。非要往上靠的话,我想我们共同追求的是BOBOS的生活状态。”

洪晃说:“BOBO就是扯谈。没有社会意识的形成,怎么能强求概念”身为“中国互动媒体集团”出版人的洪晃的观点更加鲜明,她认为,“BOBOS就是扯淡。没有社会意识的形成,怎么能强求概念?任何把人归类的东西,都会在人追求个性时遭到反抗,实际上每一个归类的背后都会有一个真实的原因。波西米亚是个文化概念,可能在国内影响小一点;布尔乔亚是个经济概念。这完全是两回事。在国内,有布尔乔亚经济水平的人可能有很多了,但不是所有具备布尔乔亚水平的人都会有波西米亚的意识。”洪晃说这很像美国人说的“披着貂皮大衣的自由主义者”和法国人的“左派鱼子酱”,即坚持左派自由理论又不放弃资本家生活品质的人。

“在80年代的美国是对物质生活贪得无厌的一个阶段,华尔街出了雅皮,雅皮文化又转向了BOBO。美国是因为有了60年代意识形成的过程才形成了这两个波。像INTEL、MICROSOFT这样的公司,造就了一些很年轻就很富有的人,他们到了40岁时,可能就不用挣钱了。我在美国的报道里看到有人去玩滑翔伞,有人去种菜了。实际上,在中国这个阶级的人还很少,有这种现象也许是一些人有这样的意识,也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靠近所谓BO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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