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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的广州二月

2003-03-27 10:29 作者:巫昂 2003年第8期
2003年2月广州的关键词是:非典型肺炎、板蓝根、熏醋与戴口罩。但这到底是一次集体癔症,还是无序信息的狂欢节?

手帕、口罩成为人们预防疾病最直接的工具

2003年2月广州的关键词是:非典型肺炎、板蓝根、熏醋与戴口罩。但这到底是一次集体癔症,还是无序信息的狂欢节?

2002年2月12日晚,记者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时,机场里弥漫着浓重的消毒药水气味,一些乘客一下飞机就戴上了口罩。当晚,中巴足球友谊赛在市内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这个可容纳约8万观众的体育馆,坐了约65000名球迷,这是广东非典型肺炎恐慌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公众活动。5000多名警察与保安到场维持秩序,每个入口都设置了机场用的安检门,这场付给巴西人125万美元比赛的最大花絮,却是场内众多戴着口罩的球迷。

事 件

2003年2月17日星期一上午,记者最终采访到了主管这次非典型肺炎控制工作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他的言语已趋平静:“这场风波开始,要追溯到2002年11月中旬,在佛山市发现了2到3个病人,当地没有向上报告,但省里的专家去会诊了。我们仅当作一般呼吸道疾病处理。其后,12月初在河源市又发现了3例病人,因为他们传染给了7到8位医护人员,当地卫生局开始向上汇报,我们开始紧张起来。在河源市内,市民已经开始抢购罗红霉素、板蓝根等,我们马上请了省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专家等,到那里采样,比如血液与痰,但未发现异常。我们在当地电视台反复播放相关预防与稳定局面的信息,这两个城市在十几天内就基本平息,病人也基本康复出院,所以这些情况没有被当作疫情来处理,未通报全省。

“1月中旬,中山市中医院又收治了同样病情的病人,我们开始高度重视。我委托我的助理带队,由钟南山教授的助手肖正伦教授、军区总医院的黄教授、中山大学附属三院的邓教授以及省疾控中心的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专家组成专家小组,还请来了河源及佛山有治疗经验的医生。我打电话请中科院院士、呼吸内科专家钟南山,他1月21日当晚去了中山,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也派了专家,1月22日就出来了一份调查报告,以省卫生厅第2号文件形式发送到地市级以上卫生局、各疾病控制中心。”

这份被冯鎏祥证实的《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长4页,直到2月11日前后,由未知途径,在网上以照片附件的形式流传到民间。因为记者未能见到文件原件,故无法对照验证。

以能见到的这份调查报告为参考,在“诊断”一栏上已明确将该病暂定名为“非典型肺炎”,在“流行病学特点”一栏下,写了“截止1月20日共发现此类病例28,男10例,女18例,其中医务人员(含护工)13例,年龄最小1岁3个月,最大53岁,首例病例陈祖军,男,30岁,英德市人,是一名厨师,2002年12月26日下午发病,2003年1月2日入住市医院治疗至今,现在ICU上呼吸机……”

报告上附了一个曲线图,表明病例时间分布,其中1月7日最多,曾达6例。“考虑本次事件为一次性非典型肺炎爆发,多数病人为同一病区的工作人员,部分病人表现出家庭聚集性。本病有一定的传染性,可能通过空气飞沫经呼吸道传播。”

另据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2月11日的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月3日即大年初三,卫生厅也曾向各地市级以上卫生局、省直、部属驻穗及厅直属医疗卫生单位下发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并成立了四个小组:不明原因肺炎防治协调小组、医疗专家指导小组、流行病学调查小组、病源学检测技术指导小组等,并要求各市成立相应小组,做疫情调查处理。

位于粤东北的河源市距离广州198公里,佛山市则紧邻广州仅半小时车程,中山市离广州86公里,真正对广州造成威胁的是顺德。“大约是1月30日,佛山市顺德区发现了十几例病人,全部送入广州,在此之前我们的基本政策是就地治疗,这些病人分别送入了省中医院、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第二、第三医院等,安置在传染科或呼吸内科。但是他们开始大规模地传染给这些医院的医护人员,这件事的影响由此扩大。”

关于非典型肺炎的名词解释

记者直到2月15日到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时,仍发现医院里除了记者之外,包括行政区工作人员都还戴着厚厚的口罩。据该院医务科长介绍:1月31日下午4时左右,两名顺德市的重症非典型肺炎患者送入该院,其中一位28岁病人,一家三兄弟都感染上了,他们都是长年做海鲜运输生意的。医院对他进行抢救、但他很快还是因病重去世,数十位医护人员因这位病人而感染。次日,从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转来一位50来岁的周姓病人,来自广州市内芳村,也是做海鲜批发生意,感染了约50位医务人员,现这位病人在广州市传染病院继续治疗中。

惟一收治了非典型肺炎病人,且并未感染医护人员的,就是通称为“第八医院”的广州市传染病医院。2月13日,该院院长唐小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大年初二开始至今,我们前后收治了约160例病人,并有十几位病人治愈出院。”

长期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的唐小平解释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肺炎是指肺炎酸球杆菌引起的,是细菌性的,以大叶性肺炎为主。非典型肺炎则有上千种之多,比如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合苞病毒、苛沙奇病毒、埃可病毒等。其病源可能是支原体感染、病毒感染以及细菌性感染。这次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分离比较困难,因为有上百种病原体。这在国外也很常见。目前通常采取的是隔离病人,坚持消毒和支持治疗,仍未发现特效治疗。我们发现它属自限性病,通常两个星期就可以康复。”

冯鎏祥整个春节都在工作,但他组织的工作进度无法赶上信息传布的疯狂程度。

“先是从医院内部员工给亲友发出提醒短信,然后由这些亲友传给更多的社交群。正月初八到初十左右,已经流传广泛。而在广东,有相当的市民拥有两部手机。”据广东移动通讯的短信流量统计,这三日其用户共发了12600万条短信,快赶上大年三十到初一期间的拜年短信流量了。而极度泛滥的信息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大恐慌。

药、醋、米及盐与水之关系

2月10日到11日,广州街道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观,酒店、餐馆及各种娱乐场所无人光顾。12日,连北京的药店都采取限购板蓝根(同仁堂的两盒、其他品牌五盒)的规定。

白云山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白云山中药厂长李楚源透露,该厂主要利润源之一板蓝根,2002全年销售额为1亿,而2003年仅9日到12日这三四天,其销售估计已经超过了上千万。该公司股票2月10日上涨了3%,11日开盘又上涨超过6%,同样生产抗生素的鲁抗医药与生产食用醋的恒顺醋业,当日也开盘涨停。冯鎏祥说:“第三种被抢购的药物是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抗病毒口服液,因为它的名称中含‘抗病毒’三字。”这种口服液在报章上增大广告力度,不仅打上了巨大的“抗病毒!”标头,还标明了全国统一零售价16.8元。

截止2月12日,广州市医药公司已经从全国各地调来12万盒抗病毒冲剂与14万包板蓝根,据商家流传,这些药物的调运量,已经相当于2002年一年总和。而后,当地媒体开始报道广州白云区一对夫妻、佛山南山区母子两人因为在家中闭门熏醋,导致死亡的消息,这比官方公布的非典型肺炎死亡人数,仅少了1人。

2月16日,《南方都市报》开始报道中国总部设在上海的罗氏公司对其产品“达菲”有虚假宣传,说“达菲”为“禽流感”特效药,并引用国家流感中心主任郭元吉的话,怀疑广东流行的是禽流感。《南方都市报》将动用了数十名记者的调查报告,举报给广东省公安厅。

罗氏公司广州市场部经理刘允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说:“达菲对国内是一种新药,是2002年11月到12月间才引进的。据资料介绍,它对应付几十种新流感,尤其在预防方面,有很好的效果。这种药一盒两片,零售价约59元,预防者每日服用一片即可。”而广东省医药采购公司销售部刘经理告诉记者,“这种药在广州的库存量为零,从初八罗氏方面上班后,我们开始调拨连续空运,差不多几个小时一批,到2月14日,广州地区调进的7万盒,已经基本用上了。”

抢购药品仅是抢购狂潮中的一部分。2月12日傍晚开始,广东各大城市开始了米与盐的抢购潮,而因为传言番禺有一艘运载有毒物品的船只翻船导致泄露的谣言,又促使市民们开始储水,这都是非典型肺炎恐慌的续貂。

冯鎏祥说:“广东有些农民以为非典型肺炎中的典即‘碘’,以为是吃了不含碘的盐造成的,就开始抢购碘盐。”其他谣言大抵如下:1.广州的物资已禁止进出,近期必将出现短缺情况;2.外地有人打电话问广州是否有米盐油卖从而引起恐慌;3.2002年10月后生产的食盐不合格,所以要买10月前生产的;4.海水受到污染不能制盐;5.盐水具有一定的杀毒、杀菌功效,广州近郊一些村镇群众不了解非典型肺炎,以为补碘就可以抵御“非典”型肺炎;6.近日海湾局势紧张,一旦开战中国物资必将紧缺,抢购风波从香港波及广州。由此可见,恐慌时期,人民的智慧与想象力是无穷的。

非典型恐慌:只说真理不说真相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行政管理专家毛寿龙

三联生活周刊:您如何看待广东这次非典型肺炎带来的社会恐慌心理?

毛寿龙:准确地说,这是我们现有的信息传布分等级制度造成的,比如只有给少数上级的信息是真的,而给下级是假信息或者是准备更改的信息。而上级对他们接收到的信息也并不信任,认为也是信息发布者为了政绩加工过的。于是每个社会阶层尤其是公众,就会染上信息饥渴症,总想寻找更准确的信息,导致了各种消息与传言的极度泛滥。结果有可能导致,所有的信息,也许都被认为是假的。政府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就必须保证其对外公布的信息与内部所知的是一致的,从后果的角度讲,隐瞒了一部分信息或者信息不够一致,往往会导致更多毫无权威的信息发布源。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起到何等作用?

毛寿龙:首先应该准确地预报信息,其次应给各方提各种合理建议,第三,做一些配套性的工作。因为公众对政府所发布的信息,通常至少要乘于10,这是一种心理惯性造就的。国外一旦有类似危机,往往是NGO(民间组织)参政的好机会,就行政机制上讲,行政信息不要当作秘密或情报一样去保守。现在的状况往往是,与国际相关的信息,政府就会将它们透明化,与普通百姓相关的,就有些保留。但实践与经验表明,在社会危机状态下,仅有政府的力量往往是不够的,应该让民间力量参与进来,比如红十字会或者志愿者团体,因为后者有一种道德上的公信力,人们往往比较信任它们。

三联生活周刊:政府还是有一些经验上的不足,他们的苦衷似乎是惟恐信息的过早与过多发布带来更大恐慌。

毛寿龙:通过逐级发布的文件传布分等级的信息,只适合战争时代,现有的政务信息传布,应该模仿一下天气预报的信息发布系统。国内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因为它有庞大的原始数据在网络上,免费向公众开放,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外公布,这是有政治意义在里面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更好的信息传播途径是什么?

毛寿龙:首先,发布信息不要以专家个人的名义,应该由专家委员会或者政府发言人的方式,追踪发布,一次是不够的。其次,应该与媒体合作,比如,在美国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使用备用电池的收音机,日本也类似,电视台有一些专门的定时发布危机预报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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