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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飞行史

2003-03-07 16:59 作者:邹波 2002年第3期
1695年的冬天,一个彼得堡农民受到伊万•鲍里索维奇大公鞭笞的惩罚,原因是他浪费了国库资助的18卢布,做了一对云母翅膀。这农夫划了个十字,在鹅毛大雪中开始扇动翅膀,但没能离开地面。这位农民模仿的显然是古罗马传说中代达罗斯的飞行:将一对羽毛翅膀缚在身上实现飞翔。

1695年的冬天,一个彼得堡农民受到伊万•鲍里索维奇大公鞭笞的惩罚,原因是他浪费了国库资助的18卢布,做了一对云母翅膀。这农夫划了个十字,在鹅毛大雪中开始扇动翅膀,但没能离开地面。这位农民模仿的显然是古罗马传说中代达罗斯的飞行:将一对羽毛翅膀缚在身上实现飞翔。

在当时,同样的试验也出现在欧洲大陆,但可以肯定,欧洲人很快抛弃了奥维德式的原始思维,他们从列奥那多•达•芬奇的笔记里发现了科学的正轨:以飞行器代替人,到1903年,莱特兄弟终于完成人类首次动力飞行。

而与此同时的两百年里,俄罗斯人仍停留在奥维德的梦想里,他们同样认真阅读达•芬奇的飞行理论,却没有注意从奥维德到达•芬奇微妙的观念进步:达•芬奇式的飞行意味着西方不再执著于人自身的完善,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成为这一转折的标志物——按照维克多•雨果的说法:“卢克莱修背向人类,转而凝视自然”。

对物性的研究实现了西方的解放,或者说是一种解脱,正如笛卡尔的二元论使整个西方大大松了一口气,人们从此可以将沉重的宗教与自我的包袱搁置一边,埋头科学探索与理性的进步。

但固执的俄罗斯人却不满足这种进步与解放——几百年来,他们仍然执著于人自身的完善——因此莱特兄弟的飞行器无法满足俄罗斯人。直到1953年,临死的俄罗斯“结构主义”之父符拉基米尔•塔特林仍执著于一个梦想:造一个“塔特林飞鸟机”,让人像天使一样飞翔,那听起来是一种像泳衣那样穿在身上的滑翔器——那是一副教你真正体验鸟的生活的假肢,而不是莱特兄弟的飞行机器。塔特林固执地认为,“乘飞机的人并不是在飞行,他们只是坐在飞机里。”——塔特林一生都被两个未竟的梦想所困扰:一个是将图纸上的乌托邦——“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建成;另一个就是为人添上翅膀。

1914年,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梅列日科夫在《病重的俄罗斯》中写道:“我们飞翔抑或不飞翔?这不仅仅是飞翔的问题,也是我们是否参加全人类的自由的问题。”——也许对于飞翔,对于“人之相对于沉重肉体的解放”,俄罗斯人思考得过于沉重——渴望飞翔,这欲念反而增添了沉重——这隐喻的正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中最关键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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