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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你身后的“私人侦探”

2002-12-30 14:48 作者:巫昂 2002年第4期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将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中允许将私人录制的录音和录像作为“呈堂证供”。有人说,最开心的莫过于电视调查节目制作人和“私人侦探”了,他们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找到一条恰当的司法解释,不同的仅是,后者连名分都没有。

一个消失又出现的行业,一种缺乏定义的行为,一些看不见的人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将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中允许将私人录制的录音和录像作为“呈堂证供”。有人说,最开心的莫过于电视调查节目制作人和“私人侦探”了,他们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找到一条恰当的司法解释,不同的仅是,后者连名分都没有。

尽管法律的界定依然模糊,目前做私人侦探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业内有‘三国鼎立’的说法:孟广刚的克顿公司长于为企业打假,魏武军的协力公司擅于调查婚外情,我们是后起之秀,长于商务调查。”浙江嘉兴搜狐咨询调查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欣告诉记者,“我们成立于2000年12月11日,最初的七名侦探是部队退伍军人和武警,还有一些法律专业人士,比如律师。目前已经发展了三家分公司。”

像嘉兴搜狐咨询调查公司这样的私人侦探公司无疑是更为商业化的,陈欣原来从事的行当是制造漏电开关,他投资私人侦探的原因之一是看到其中的市场需求与利润空间。该公司的业务范围比如工厂企事业打假、企业整合、债权债务纠纷、企业产品市场调整等等,类似于开设在中关村的北京爱智维权商务调查中心。当然,几乎所有私人侦探所都有个人相关事务调查,即寻找失踪亲人或朋友、调查配偶外遇与财产转移情况、调查投资合伙人的信用度、雇前人员调查等等。

1992年,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创始人为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侦探端木宏峪,上海人通常称他为“大侦探端木”。这家私人侦探所的成立,据说与他在上海警界树立的权威地位很有关系。他带出的弟子,后来有不少人在上海公安系统身居高位。他已于2000年逝世,上海市公安局在网上提供了一部关于他约15分钟的记录短片,我们可以看到他戴着鸭舌帽,穿着臃肿的棉服,像一名最传统的侦探。在片中勘察一起发生在上海农业机械厂保险箱盗窃案现场时,他用让众多崇拜者津津乐道的“福尔摩斯式”推理,分析为什么厂里那个善使右手的看门人,不可能是窃贼的理由。他破过的著名案件比如“汉弥尔登大楼英侨被害案”、“上海名医穆端芬之妻被杀案”、“大亨李祖燮被杀案”、“三官桥杀人移尸案”等。

端木侦探所的大胆成立,鼓舞了最早一批希望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魏武军和孟广刚就是其中两位,由于当时官方对私人侦探业的态度相对模糊,他们给侦探所起名时,也小心翼翼地模仿了端木的方式,分别为“成都协力民事调查所”和“辽宁克顿调查事务所”。

“长江以北的案子,我常常把东北大侦探孟广刚推荐给委托人。”成都魏武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从未谋面,但神交已久。干我们这一行的,很有江湖上行走的感觉。”

1993年,公安部在答复工商总局电话记录中,要求取缔一切以调查为名的私人侦探所,端木侦探所开业不足一年就匆匆闭门。媒体因此报道说,国内私人侦探业的鼻祖“终于夭折了”,而魏武军和孟广刚的所却幸存下来。

记者到发稿为止,还没有找到东北大侦探孟广刚,沈阳114台回答说他今年起不再注册了,而当地媒体因为私人侦探不合法,从未报道过他。从网上发表的他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穿着风衣,戴着礼帽与墨镜,打扮酷似英式侦探小说中的人物。他原来担任过沈阳好几个区的派出所所长,因为倾慕美国私人侦探所创始人平·克顿之名,给自己的事务所也起名为克顿。他打假的方式主要是假扮成商贩,深入那些地下黑工厂。

记者采访到的成都私人侦探魏武军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新式侦探的一个范本。现年48岁的他行伍出身,15岁到山东威海当兵,曾是三军标兵。1975年21岁开始做侦察兵,接受过长期特种兵训练。

“但是部队老不打仗,我当到侦查参谋后30岁就转业了。”他告诉记者,“最初想当演员,到一个地方业余话剧团,到北京电影学院拜现在电影系主任齐士龙为师,还跟着他的摄制组拍过《神秘的绿宝石》等片子。这段经历让我学会了表演,在日后跟踪对象时不易被察觉。之后,进《投资与贸易》杂志当记者,1992年在报上看到上海开了国内第一家私人侦探所的消息,立马明白属于我自己的机会来了,我带着报纸回成都到市工商局要求注册。”

1993年3月27日,他投资5万元的私人侦探所顺利地办成,而且就夹在成都市法院与市公安局之间开张,因为那里是成都的司法区,很多告状上诉的人都住在他办公所在的宾馆客房里。最初有两起业务就是法院委托的,帮法院找被执行人。开张时,当地的电视台对他做了专访,很快普通客户就来了。

“由于办私人侦探所国内基本无先例,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当一个侦探,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向委托人收费,很多客户都是谈好几次才接受。第一起案子我仅收了对方500元,是一位迷恋于电脑的丈夫调查妻子外遇,我用在部队学到的侦察术,先看地形,研究目标的交通路线和反侦察能力,跟着她下班。她当时约会的主要借口是上一个医学院培训班,因为我身高1.8米,块头大,在狭长通道里容易被发现,我就雇了宾馆的一个服务员在前边走,经过她视线中转。跟了她10天左右,拍了她进入情人宿舍楼的照片,就算是完成委托任务了。”当时他的设备为一辆价值1.9万元的原装本田145摩托车,一架120元的国产福日傻瓜相机。他遵守自己最初的职业规则,即不使用任何非民用设备,不摄录跟踪对象在非公共场所的活动。“我想长期干这一行,惟一的自保手段就是不越法律的雷池一步。”他说,“因此,有些当事人一定要拍床上镜头,我坚决不同意。我很清楚我身后没有任何保护伞,法律、体制或者正义,都还没有站在我这一边。”

最初三年,他平均每年办了40到50个案件,亏损了至少3万元,他用拍点广告片维持侦探所的收入。“我认为真正想当一名侦探的人,肯定不单单为了暴发。这个职业本身很容易成为人们的梦想,开张时候我招过人,最多时候有好几百人报名。我把他们拉到军区大操场上去考核,经过两三年的反复淘汰,我发现多数人都无法用,最终留到今天的只有两个。”被淘汰的人被魏武军总结为头脑太简单,缺乏逻辑分析力,而且不听话,眼高手低追求低投入高回报。魏认为:“这个工作要求人纹丝不动地在某个点守候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比如在一个狭长的小巷里,被跟踪人开关门只需两秒钟,我们必须在两秒之内拍下照片。有些当惯特权警察的侦探缺乏耐心,就做比如入室强行拍摄等出格的事,事后再编一个过程给我听,我认为他们缺乏职业道德。这个工作太枯燥了,近乎自虐,如果缺乏敬业精神和超乎常人的同情心,很难坚持下去。”

发生在1995年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泛人道观,那是一个自己开公司的老知识分子委托的,他的独子吸毒,偷走了父亲藏在保险箱里的28万元现金。家人推断他很可能拿这笔钱开始贩毒,他们找警察,警察在成都城转了一圈,收费7000元,花光了老人的生活费。结果那位老父亲跪在魏武军面前,请求他帮着找回儿子。魏武军开摩托跟踪他儿子及其朋友开的桑塔那,前往成都乡下时,出了严重车祸,他躺在乡村诊所大量出血三小时后才被送进医院,连麻醉的时间都没有,咬了几块纱布就开始做开胸手术。随行秘书给委托人电话告知这件车祸时,对方态度冷淡。至今心有余悸的魏武军说:“这件委托案我最终赔了2.6万元,从此之后,我不再接完全出于同情心的案子。我认识到同情心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面对那些看起来令人同情,却无情无义的当事人。”

魏武军承认:“支持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把他们的极度隐私告诉了你,他们一生中都不可能跟第二个人说同样的话,包括他们的家人甚至心理医生。能得到如此信赖,是可以引为荣耀的。”

目前他的装备始终没有超出业余水平,除了摩托变成了两辆桑塔那,外加一架有红外夜间摄像功能的索尼E-17摄像机,录音用的是普通的爱华牌随身听。“我跟台湾同行交流时,知道他们都使用的相当专业的密录产品,比如窃听电话使用无线卫星电话,跟踪车辆时,将发射器装在车后,通过电子地图无线跟踪等等。所以他们来大陆调查,往往觉得无从下手,因为施展不开科技优势。除了国内没有电子地图出版外,我也知道如何买到其他那些产品,但是使用特制设备比如窃听器、密录机的后果,我们仍旧无法承担。我做的800件案子,成功率在99%,多数靠的是智力与勤奋。”

盛名之下,他的行踪成为被家庭问题困扰的人们争相传布的消息。自然,他的收费标准也开始上浮调整,依城市有所不同。1996年,他的价格调整到香港地区侦探的1/50,不及台湾地区侦探的1/10。比如在成都每起委托案10000元起价,上海广州等地就要30000元以上(等于上海大律师一天的收入),他还以高价格回避到“容易窃取太多机密的”北京办案。比如最近有个美国人要他到北京找他的宠物狗,他开价10万美元定金,等于回绝了。“我未来的战略重点在长江三角洲。”他至今仍旧像个军人一样谈论他的生意经,“因为那里经济发达,人们能付得起较高的委托费。”

以证据的名义

并不是所有的私人侦探都能像魏武军那样把握分寸,比如在调查接受离婚案中,为了使委托人成功离婚,某些私人侦探可能会采取雇佣职员给委托人配偶下诱饵的下流伎俩,从而使一桩离婚案以对方理亏而结束。

迄今为止,国内的“私人侦探”都不是一个合法称号,在任何搜索引擎上查“中国私人侦探”,都可以找出一堆关于他们该不该存在,存在了又合不合法的讨论文章。“我们的处境类似于‘盗版’或者‘黑车’,能做不能说。”一位业内人士这么认为。主流媒体在谈到“私人侦探”时,也多称之为吃“隐私”饭,或者“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人们在质疑私人侦探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时,最大的理由是他们没有“侦察权”,却又时刻在触犯他人的“隐私权”。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层法院法官告诉记者:“在民事案件中,对私人侦探取得的证据我们多采取默认的形式,因为他们最终是通过律师或者原告把证据交给法庭。所以对那些密取密拍密录的证据,我们常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在承认其有限与不合法的前提下使用。因为有些案子里,它们常常是惟一的证据,我们实在别无良策。”

一般人寻找侦探的方式是在小报广告的犄角旮旯里,比如一则联络人在武汉的网上私人侦探广告,以“FBI知道的,你也能知道”为导言:“你想知道你的老板、投资合伙人、雇员、朋友、你的老婆、你的老公、你的邻居、你的情人的底细吗?”一般人恐怕很难抵挡这样的诱惑,它的两年服务费为290元。实际上雇佣一个私人侦探要比这贵得多,至少在3000元以上。通常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材料而定,越是不确定的情况,收取的酬劳越多。现在的国内私人侦探通常以“民事调查”、“商务调查”“信息咨询”为机构名称,这样通过工商局注册经营的调查机构至少有上百家。

而对私人侦探的态度,国内专家学者差不多可以分为两派:多数不支持,仅有少数站在谨慎赞成的位置上。他们承认私人侦探也更多的是落在他们的工作结果上,对其以跟踪偷拍为主的工作方式,则保留意见。

参与即将出台的《民事证据法》制定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95年最高法院制定的关于未经对方许可,不得私自录制录音录像资料的司法解释,主要是为了保护公民隐私权。出台后,很多学者认为太简单化了,在民事纠纷内,得到对方许可的很难。而这类案件,证据上往往难免一对一,即只有当事人双方了解情况。比如行贿受贿、债权债务,再比如新近十分轰动的黑哨。在隐私权上,即便侵犯,相对于案件的严重,也很轻微。”

证据价值大小,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就一律能够排除,如果一种证据实际上是有效的,法官很难做判断,“这就是司法实践与司法条文脱钩的情况,这使查明案件的真相变得困难。对非法证据能否用,不同国家看法不同。比如西班牙是一律排除的,多数国家区别对待。达成共识的是刑讯逼供所得证据不能用,偷拍、私自录音、录像,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可用可不用”。

他还说,美国与日本有《秘密窃听法》,在日本,连刑事案件都允许警察有权窃听;民事诉讼上,隐形采访通常被认为是某种权力平衡的有效方式。对违法事件,公众知情权与新闻监督权应该超过个体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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