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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扎针”的真实与谎言

2002-12-27 14:19 作者:李菁 纪江玮 2002年第5期
知情权是不是书生意气的要求?

真实与谎言

天津的“艾滋病扎针”传言正式见诸报端,一个月来流传于街谈巷议和艾滋病只是诸多疾病中的一种,大可不必谈“艾”色变各种网站上的“流言”终于得到了某种验证。然而,“扎针事件”并未结束。有传闻说,近日,北京某高校的一位大四女生在国贸附近遭遇“扎针事件”。据说当时这位女学生刚参加完应聘,从楼里出来后,忽然觉得肩上被电了一下,回头看,有个男人对她说对不起。这个女学生后来发现自己肩上有一针孔,马上报告学校,女学生目前的状况是,定期到医院作检查。

记者就这一传闻向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核实时,医务处一位女士肯定地说:“目前没有人住院。不过,这一阵来咨询的确实不少。”

地坛医院艾滋病病房里的病人并不多。传闻中说,受害者都是女性,而这里几乎没有女病人。住院部一位医生再次向记者证实,没有被扎的人在这里住院。

在地坛医院的艾滋病门诊室里,记者遇到一位由丈夫陪同前来咨询的女士。她最近一直在低烧。听说扎针事件后,便觉得自己好像也被扎过,怀疑自己的低烧是艾滋病发病症状。护士告诉她,即便真的被扎,也要4个星期之后才能检测出是否感染。她离开门诊室时,紧张得快哭了。

不可否认的是,扎针传言已经从天津蔓延到北京,人们已经感受到某种危险。

在天津某外贸公司工作的毛先生说,传言最初是从2001年的圣诞节那天开始的,据说当天有七八人被扎,后来越传越凶。

1月17日,天津警方第一次公布“扎针案情”——1月12日下午2时许,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手持注射器在某商厦伺机作案时被抓,从其随身携带的包中搜出针头。犯罪嫌疑人安某某,曾因猥亵幼女被劳动教养一年,于今年1月7日6时许,手持针管在河东区扎伤一女中学生,公安机关接报后迅速将其抓获。犯罪嫌疑人韩某、陶某某,1月16日上午10时许,手持装有红色钢笔水的注射器闯入女青年刘某某家,并威胁实施抢劫,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这两人抓获,并缴获了作案工具及赃款。

警方表示,经对报案人身体检验,绝大部分未发现被针扎痕迹,少部分人虽被针状物扎中,但未发现任何附着物。经审讯作案人证实,其扎人时所用的针状物未接触过艾滋病病毒。警方说,此类案件所用的作案工具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犯罪嫌疑人以用针扎人来传播艾滋病之说,纯属骗人吓人”,“希望广大市民不要听信谣言,安心正常工作生活”。

1月17日晚上,天津电视台播放了公安机关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并请两位权威专家解释: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钟半后因血液凝固就会死亡,除非病毒携带者现场抽血后立即大量注射给他人。否则,用扎针的方式很难传播艾滋病病毒。

但据警方的案情介绍来看,现在被抓的这几个人都是在1月中旬作的案,让人怀疑他们是受启发后的“兴风作浪者”而非“始作俑者”。“圣诞节那天究竟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扎人的是不是真的得了艾滋病,谁清楚呢?”毛先生的疑问代表了许多天津人的想法。

现在许多人都可以熟练地重复“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一分半钟后就会死亡”的理论,但有两个被采访者提出疑问:“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怎么解释吸毒者用针筒传染艾滋病呢?”

“我知道的绝不比你们多。”在天津某分局做刑警的张先生很诚恳地告诉记者,“这种事情绝对控制很严,也许真正的内幕全天津只有几个人知道,不过现在是越传越邪乎了。”“本来天津站是最热闹的地方,前几天你去看一看,简直不像中国的火车站”。

知情权与不知情

关于天津的“艾滋病针”事件,记者得到的一个据称为“绝对可靠”的数字是,天津警方接到了46人“声称”被扎的报警。如果精确算来,即便是这46人全部被扎,以天津900万人口基数来看,被扎的概率约为百万分之五。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社会心理的方文老师说,20世纪初,法国思想家黎朋有一本《论从众》的著作提到:普通民众容易受到各种传言的暗示,从而无法用自己的理性和识别能力作出判断。社会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群体极化现象(Group Polarization)”,意思是一个人的某种情绪或思维倾向在集体环境的传递中会被放大。恐惧心理在人人传递过程中会被无限扩大,从而变成群体的集体恐慌氛围。

在天津工作的汪晋告诉记者,一段时间以来,每天上下班高峰期,“几乎每一辆公交车的副座上都坐着警察,超市里、商场里,都是警察”。毫不夸张地说,天津陷入了一种整体性恐慌。细细推究起来,“恐慌链”传递又是,“每次看到警察,给我的信号是,大家传的扎针事件看来是真的。想想也很有趣,警察是与一种无形的、但又具巨大影响力的恐怖作战”。警察的出现某种程度上验证着传言存在,于是乎,这种恐慌形成的漩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到越来越放大的流言中,自己也成为流言的放大者。因为有关真实消息越被封锁,大家就越觉得问题严重。

“你们一定会说,‘我们要有知情权’,”在公安机关工作的余先生认为现在谈公众普遍“知情权”既脱离实际又有些“书生气”:“告诉你吧,我们整天接触的案件,比这更邪乎的、更恶劣的多了去了。公安局把整天接触的那些案件都说给老百姓听,那得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而它得到的必然是老百姓要求破案的压力,公安局受得了吗?市政府受得了吗?”在余先生看来,不让你知情的理由是,“现在什么人都有。有些人就怕社会不乱,一些案件一披露,反倒给他们启发了:‘哎,这事儿不难,我也能干。’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一位天津人也告诉记者,他可以理解政府不说的难处:“你想,要是《新闻联播》播了,谁还有心情干活?全市性的大恐慌,那远比几个人挨了扎危害更大。”

但研究社会心理的方文的看法是,政府在面对一些如灾难或公共安全的一些传言时,“应该把来龙去脉告诉公众,这是透明的政府从保护每一个民众的角度应该做的,也是有效消除传言的最好方式”。

“当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事情发生时,有知情权与剥夺知情权是两个概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学者告诉记者,“当然,有知情权并不意味着民众能对事情作出正确判断,但起码是对民众生存状态的一种关怀,是对民众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的一种尊重。”

几年前,北京的“榔头党”传闻不绝于耳,直到2000年,两个专门用铁棍袭击路人、实施抢劫的犯罪分子落网——自1997年以来,他们抢劫作案近百起、致使12人死亡——“敲脑壳”的传言才正式销声匿迹。这个事件一度也引发了关于市民是否拥有知情权的讨论。公安部门没有提醒有这么两个人专门挑地下通道或过街天桥作案,而他们破案的结果表明传言属实。社会学家认为,正是知情权的剥夺,使这12位不知情者付出了也许可以避免的生命代价。

千分之三的几率

地坛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如果被染有艾滋病毒的针头所扎,属于小量液体污染,与职业性的暴露相似,被扎所造成的后果可以根据职业暴露的分级方法来分析。暴露的情况,即受害者情况分为四级。第一级是擦破皮,这是最低的,感染几率非常低;第二级是扎破不出血;而扎破皮肤后出血为第三级;第四级是扎到动静脉。针刺感染总的几率为3.3‰。还有一种暴露是黏膜暴露。一位医生介绍说,曾听说过有人将带病毒的血喷到别人身上,但这种情况的感染率几乎为零。即便是血溅到眼睛或是口腔里,感染率也很低,为0.9‰。

“带病毒的血抽到针管里见光后,病毒会很快死去。”对这种说法,一位专家说,目前还没有人做过专门研究。单个病毒离开人体后,两小时之内就会死亡,但病毒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过,专家强调说,即便是新抽出的血,即便是含有大量病毒,针刺这种传播方式的感染率也相当低。

对针刺到出血情况下的感染率,国内外都没有统计数字。有统计数字的是,输入200毫升有艾滋病毒的血,感染率并非百分之百,而是98%。另一方面,抽出来的血会凝固,几小时就会凝固得只剩下血浆。大量的病毒存在于细胞里,血浆里的病毒要少得多。

专家介绍说,受伤之后应立刻清洗。如果是被扎,用碘酒、酒精消毒即可。如果是眼结膜有接触,应该立刻用大量生理盐水冲洗。如果有可能,在两小时之内服用预防药——双汰芝。最保险方式当然是立刻去医院,由医生对伤口作出正确的评判及治疗。及时处理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的发生机会。北京某医院曾有四名护士在工作中被误伤,经及时的消毒和服药,结果无一人感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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