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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一个死一个

2002-12-25 16:22 作者:王晓峰 2002年第5期
1996年,在英国伦敦一所大学,有4个小伙子,组建了一支叫做“酷玩”的乐队,和很多新组建乐队一样,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同样,1998年,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有5个小伙子,组建了一支叫做“敲击”的乐队,和很多新组建的乐队一样,也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加拿大歌星阿兰尼斯.莫里塞特

1996年,在英国伦敦一所大学,有4个小伙子,组建了一支叫做“酷玩”的乐队,和很多新组建乐队一样,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同样,1998年,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有5个小伙子,组建了一支叫做“敲击”的乐队,和很多新组建的乐队一样,也不知道明天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让“酷玩”意想不到的是,2000年,他们成了全英国最走红的新秀,已经被英国媒体内定为另一支最红乐队“电台司令”的跨世纪接班人;此时,他们还没出版专辑。同样,让“敲击”意想不到的是,2001年,他们成了英美最走红的新秀,被《滚石》杂志称为“今年曼哈顿第一件摇滚乐大兴奋事件”,“下一件最酷的事”;此时,他们也没出版专辑。“酷玩”和“敲击”在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时竟惊人地相似,是媒体炒作导致他们如此相似。

谁也不能否认,音乐作为娱乐大众的手段,已成为一种消费品,它的艺术面貌正逐渐被商品属性所取代。一张唱片包含的容量有限,一旦它上了传播媒介这条传送带,就会被无限夸大。就像两个人吹牛的笑话一样:一个人说,我们把猪从绞肉机这边放进去,那边出来的就是罐头;另一个人说,我们把罐头从这边放进去,那边出来的是猪。

西雅图,美国西北部一座港口城市,尽管这座城市造就了波音、微软和遍布全球的星巴克,但一直以来,这个城市是宁静的。道格.普雷,一个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发现这座城市在90年代某一天失去了宁静,出于职业敏感,他在1995年导演了一部以这座城市为背景的影片《炒作骗局》,记录了让这座城市失去宁静的东西——摇滚乐。

其实,在普雷拍摄这部影片时,一切都结束了。科特.库班,一个曾在短短两年内让Grunge音乐吵遍全球的人,在1994年自杀了。Grunge始于库班,终于库班,于是这座城市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库班之死至今还是个谜,至今仍然是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1991年,“涅磐 ”出版了《别介意》,当单曲《少年心气》在MTV电视台播放时,全美国青年都震惊,嗅觉灵敏的唱片公司星探纷纷预定前往西雅图的机票,去关注这座当年出现过吉米.亨德里克斯这样传奇人物但后来被遗忘的城市。之后,我们再看到的景象是:“涅 磐 ”成了巨星;表情忧郁、留着山羊胡子的摇滚乐队占据了MTV和各大音乐杂志的封面;西雅图年轻人穿的法兰绒衬衫和花格子短裤出现在纽约各大时装店,价格不菲……很多人一时还反应不过来,怎么突然间这么多难听的音乐开始流行了?

这就是炒作。90年代初期,主流音乐遇到前所未有的低迷,唱片商需要新音乐来刺激市场,于是他们选中了“涅磐 ”和西雅图。作为一座城市,西雅图的音乐底蕴远没有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纳什维尔和新奥尔良丰厚,但唱片商和媒体早已把它当成新的市场兴奋点。Grunge大本营Sub Pop唱片公司请来一些英国音乐杂志记者,在一通款待之后,这些记者回去后把西雅图摇滚神话散布到英伦三岛,进而是整个欧洲,当这些神话出口转内销回美国后,神话膨胀,西雅图也被出卖了。而正当美国人想续写这个神话时,库班自杀了。曾经担任过“涅 ”制作人的杰克·恩迪诺遗憾地说:“他无法面对全球巨星地位给他带来的压力。”

之后,媒体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影评人珍妮.亚布罗夫说:“Grunge死了,谁杀的?媒体。”但媒体反思并不能改变它的本性,一年后,他们又把另一个人推上了“断头台”,这就是加拿大女歌手阿兰尼斯.莫里塞特。之所以炒作莫里塞特,是因为在1994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具独立意识的女性歌手,不管是来自主流的还是另类,都在此期间出版了唱片,“女权”又成了热门话题。其实,莫里塞特的女权意识显然不如P.J.哈维、雪莉尔.克罗、托里.阿莫斯强烈,但她遇到了一个好制作人,有一张热门唱片。于是,莫里塞特被描述成一个女权代言人的形象,她过去的经历被夸大,她那首热门歌曲《你该知道》成了叛逆女性的赞歌。结果她的唱片销量直线上升,这个年仅21岁的歌手显然无法承受女权代言人的称号,差点崩溃。

接下来倒霉的是贝克,这个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之所以成了媒体宠儿,是因为他会一手“乱炖”的本事,能把几十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音乐掺合在一起,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其实他在1994年就应该成为媒体爆炒的对象,那年,他的单曲《失败者》传遍整个美国,连吉姆.凯利在他的电影里也要哼哼几句。但当时整个媒体都在炒作库班自杀事件,哪儿顾得上他?等他们腾出手,正赶上贝克1996年出版新专辑《奥德雷》,这回媒体几乎把贝克当成一个怪物来看待,《滚石》杂志干脆就把他当成一头驴,几乎所有乐评人都像外科大夫拿着手术刀一样来剖析他的音乐。贝克用他的怪才解构音乐,评论家则来一次再解构,贝克的音乐被上升到后现代主义高度。在贝克看来,他做音乐像小孩搭积木或玩魔方,但在媒体看来,已变成了哲学命题。当贝克在接下来的两张唱片中继续玩着他的游戏时,媒体却已经厌烦了,再也懒得陪他谈什么后现代了。

“如果节奏与布鲁斯是一个王国,那么劳琳.希尔就是这个王国里的公主。”作为“难民营”乐队的歌手,希尔曾获如此高的评价。当她以个人身份出版了专辑《劳琳.希尔的错误教育》后,成了媒体炒作的对象。可能是1998年黑人音乐风头正劲,她的唱片比较干净,从正面揭示了一些社会问题,可能是她作为一个女人包揽了唱片的大部分工作。媒体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这一年她真的像公主一样万千宠爱在身。但两年后,当希尔再次出版新专辑时,竟然没什么人再愿意提起。

英国媒体的炒作可以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这个传统从这个国家出现“披头士”那一天就有了。英国音乐媒体没有美国多,几家主要媒体是《新音乐快报》、《旋律制造者》、《选择》、《VOX》、《Q》、《MOJO》、《面孔》等,但他们在造势上绝不亚于美国。由于英国报刊市场不大,各家杂志竞争激烈,所以他们在评介一个艺人时,掺水掺沙子是常事,尤以《新音乐快报》、《旋律制造者》为甚。一支乐队在英国因此突然走红突然消失都是很容易的事。

美国媒体炒作总是把唱片和一些社会背景牵扯在一起,让人感觉还有些立体感,英国媒体炒作完全是不由分说。拿“敲击”来说,去年,美国人把他们当成一种回归和怀旧,认为他们与众不同;英国人干脆把他们当成摇滚革命标志,代表着摇滚乐的未来。尽管乐队歌手卡萨布兰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冷静地说:“别管那些炒作,我只管做好我们的音乐。”这话劳琳·希尔和贝克也说过,但都“死”得很难看。

过去的事实告诉人们,不论是谁,只要被媒体锁定成炒作的目标,基本上就断送了一半的前程,贝克、莫里塞特、劳琳.希尔后来出版的专辑基本上都无人问津,这让他们也非常尴尬。流行文化就是这样,媒体像坐在火车上观赏窗外风景一样,过去就过去,他们从不干刻舟求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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