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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想

2002-12-16 14:31 作者:崔峤 2002年第48期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国际象棋选手卡斯帕罗夫曾经独占16年世界冠军。他的梦想之一是有朝一日列宁的遗体从红场搬走,梦想之二是国际象棋能够成为俄国的正式国家运动而大加普及和职业化。他“个人实现不了但却愿意终身为之”的最大梦想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繁荣、满足人民愿望的新俄罗斯。”

萨缪尔.杰克逊(Samuel L.Jackson)

汉堡出版的ZEIT时代周刊是全德国数一数二的自由倾向文化刊物,其中一个定期栏目就以“我有一个梦想”为题,从1999年开始已经从全世界邀请了170位文化政治娱乐界名人访谈或自行撰文。ZEIT时代周刊最近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经常光顾的柏林“爱因斯坦”咖啡馆做了一个此专栏的回顾展,并结书出版。暗褐色墙壁上那些世界著名摄影师的黑白作品里名人一律闭上双眼,沉迷于一段段亮光游丝般的“白日梦”中,仿佛在叙述一个世界观之外的梦境,或是从真实的情境中脱身而出的一些不露羞涩的愿望。平日的躁动与锋芒毕露都在此刻凝结,与咖啡豆弥漫在空气里的味道倒是遥相呼应。“梦”这个字上下分解就注定了它的日渐淡薄:“夕阳里的林中遐想”,扑朔着生命之息,离我们既远又近。

梦就像钓鱼:抛出渔杆之后,安静地等待一个主意出现抓住你。其他结局是你所不能影响的——空手而归,或者钓到一条小鱼,有时候却也可能丰收满盈。好莱坞黑人影星萨缪尔.杰克逊(Samuel L.Jackson)就梦想着一场完美精确的高尔夫比赛,竟有些禅的味道:“草地上的小白球显得那么无辜,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它的不能自主:是我来主宰和控制它要发生的轨迹。但事实上我真拥有它吗?表面上看它那么光滑漂亮,近看却像一个有趣的星球。这个星球等着我来决定它的轨道。它等着我。它说:你做不到。”

52岁的电影导演大卫.林奇(David Lynch)叙述的是一个简单但不舒服的梦:他和朋友Jack在阴天里顺着一条工业区的街道往前走,两边都是古老建筑,远处有隐约的黑人节奏鼓点,电话线裸露着风里飘摇。两人没有说话,走到尽头,只有一辆40年代的老汽车:后车厢盖大开。Jack很紧张地望向里面,都是些医药用品,药片、纸盒子和老式的透明灯泡。突然,Jack看到一个皮毛包裹的小婴孩正爬向盒子后面要躲起来,他拿起一个透明玻璃灯泡,一个活着但是不动弹的昆虫在灯泡里。昆虫开始哆嗦,空气中突然好像被电流占领,裸露的电话线开始唱歌,风也越刮越烈:虫子突然变成了小号的Jack!Jack喃喃着:“我完了,我完了。”对大卫.林奇来说,电影就是给观众催梦的一个工具,好像开始没什么意义,但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过后却会不经意发现和真实生活切合的东西。

法国最有影响和争议的社会学学者之一Jean Baudrillard的梦想也是某种形式的出世:“暴力和恐怖是被排挤的现实重返世界的形式。在一个由媒体主宰的世界里,真实已经不再存在,只有模仿和表象。我梦想着有朝一日消失在沙漠里,那种什么都可能发生其实又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状态。就像拍照的人藏匿在相机后面,只有前面的风景独立客观存在。在那里我不用去寻找寂寞,我就是其中一部分。不是完全孤单的一个人,否则又成了浪漫的西方式的人工浪漫形式。沙漠对我来说就是事物表象概念的对面,是最清楚、最美丽、最明亮、最强烈的缺席表达形式,可以释放所有的责任义务和高级文化综合症。加州未开发的无人沙漠倒是欧洲文明的对立:拥挤的欧洲充满了社会责任和历史美景,人必须时时刻刻以一个身份出现在一个固定精确的地方。”

网球世纪明星格拉芙(Steffi Graf)同样怀疑时间和不朽的是曾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伊莎贝拉.罗西里尼(Isabella Rosselini),她更多时候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女人的女儿”:英格丽.褒曼和意大利电影大师罗西里尼是她的父母——“我母亲经常被记者问:‘什么是幸福?’母亲就会说:幸福就是健康,加上坏记性。记者们非常喜欢这个答案,其实他们提的这问题多么愚蠢,没有任何人能知道幸福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我的孩子当然会记住并且怀念我,想想我的孙子也会记住我,我就很幸福。但是回忆是非常短暂的:一个人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字,并且这个名字几十年之后也同样会被人遗忘。所有人都会如此,即使曾经盛名一时。比如我的父母:伟大的英格丽.褒曼和导演罗西里尼,他们逝世有20年了,存在他们电影里的有多少是真实的呢?下一代,再下一代的人会怎么看待《卡萨布兰卡》这部让我母亲不朽的电影?父亲进入电影史的力作《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还会被人提起吗?我经常对正为新片骄傲的导演们说:‘永恒只有20年!’”
世纪网球明星格拉芙(Steffi Graf)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永恒。一次次受伤之后,重返峰巅需要花费的艰辛她并不在乎,每场比赛对手是谁也并不重要,一年有11个月在旅行,从一个赛场奔到另一个赛场,仍然不能驱赶心里各种游移不定的永无止境的怀疑:“旅行中我总是带着书本和一张叫做I believe,I can fly的音乐CD。在日记里,一面上写着‘我确信我能飞!’,一周之后却会是‘我还是不能马上就飞!’”退役的决定就是在这种心态中下的决心,她梦想着“要在一艘航空母舰上,或者长城脚下、罗马古剧场举行告别赛,然后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大房子”。格拉芙原来的德国住处只是一个100平方米普通公寓,连一个发烧友邮来的足有450本1987年来的所有格拉芙报道和访问装订成册都没有容身之地。另一位著名的德国戏剧电影导演Christoph Schlingensief也因为混沌怀疑而崇尚简单的生活:“人怎么能够不断地重复自己,分裂,消失,然后重新出现,还说什么一切和谐?教堂的屋顶下全是各种各样的怀疑。在教堂的屋顶上怀疑人生还不是最坏,离天堂毕竟还算近。”

“除掉各种虚假流言和偏见,能被他人正确理解。”这是著名的柏林同性恋市长Klaus Wowereit的梦想,他和四个姐妹一起成长,从小没有父亲,勃兰特是他的偶像:“希望我能拥有一个视野和思维上的宽阔,也能够观察到风把沙子刮到海洋里的美丽。柏林的350万人就会有最少350万个愿望,真想学习所有语言。交流是理解陌生世界的最重要前提,不论是旅行,还是人际关系,或者政治生活。”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国际象棋选手卡斯帕罗夫曾经独占16年世界冠军。他的梦想之一是有朝一日列宁的遗体从红场搬走,梦想之二是国际象棋能够成为俄国的正式国家运动而大加普及和职业化。他“个人实现不了但却愿意终身为之”的最大梦想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繁荣、满足人民愿望的新俄罗斯。”

“能够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是美国独立导演贾木许(Jim Jarmusch)在“9.11”之前的梦想。他说:“在一个外景地的山崖上,一个印第安人指给我看下面河流入海的地方:‘那里曾经是我们的村庄,总有大批游客来此钓鱼,我们也跟着赚了不少钱。可是河流有一天突然改变了方向,会淹没掉所有土地。政府招来一大队工程师和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能控制河道改变流向,拯救我们的村庄。我们说不,这是我们的土地,河流愿意流到哪里它就应该流到哪里,我们不愿意河流被扭曲改变,法律和条文没有任何权力限制它。我们最后在法院赢了这场官司。河水来了,带走了我们的村庄。’印第安人对河流的敬重甚于经济,他们丢掉了村庄和金钱,只剩下一辆老卡车,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骄傲,还有他们敬重的河流。人类以金钱衡量任何一个价值,凶猛动物反倒有最魔力的本质。我们所谓的文明人失去了许多应有的尊敬。印第安人从窗口望出去的第一眼会看到天空和树木:那些久远就存在的东西;而欧美人一定会看那些街道上拥挤的汽车和水泥建筑物:那些人类自以为是高级生物而创造的各种限制。千禧年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滑稽的事情,耶稣诞生的一千年为什么佛教徒、伊斯兰教徒都要顺应这个计数规则呢?我生活在纽约,夜里在房顶上看着世贸中心高楼的灯火辉煌我会想:也许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消失,也许是地震、狂风,或者经济灾难。也许有一天这个星球为了自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会把所有人类生活干干净净从这个世界上抹掉。19岁的时候我怀疑所有灌输给我的事情,现在我却接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圣经》和众多神奇传说都有大洪水的证明,我有些相信。我相信所有的事情,正因为我什么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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