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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中学能摆下多少书桌?

2002-12-06 16:01 作者:朱文轶 庄山 2002年第47期
新近出版的、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编著的《数字中国》一书中,列举了七点“中国教育严重失衡的表现”,编著者凭借大量“非保密性”数字剖析中国教育现状。记者就“中国教育是否存在失衡表现”向教育部有关官员求证,得到的答复是“一切尚在争论之中”。

学生数量、师资配备、教舍环境等等是许多中学面临的问题

新近出版的、由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编著的《数字中国》一书中,列举了七点“中国教育严重失衡的表现”,编著者凭借大量“非保密性”数字剖析中国教育现状。记者就“中国教育是否存在失衡表现”向教育部有关官员求证,得到的答复是“一切尚在争论之中”。

一些原先隐性的问题正在变得大而具体:教育财力分配的严重不均让少数人占用了多数教育资源,追求“正规”高等学历的瓶颈导致重点学校的价值不断膨胀,这种膨胀又使其占有的教育资源不断扩大。而许多接近“重点”的普通学校又在占有教育资源不足的前提下面对了难以承受的生源压力,教育链环看上去异常脆弱。

9月23日,内蒙古乌盟的一个不大的县级市丰镇,21名学生的生命就断送在丰镇二中那段坍塌的楼梯护拦口。一个月后,一些初中学生的灭顶之灾又以同样形式在重庆酉阳再次降临。这两次意外有惊人的相似:学校的超员与拥挤,学生的宿校背景,事故发生的时间,甚至最后一个出了问题的环节都是临时坏了的楼道照明系统。似乎总是这些细枝末节替这一起起事故寻找到更多偶然因素的解释。而“教育失衡”这个抽象而宏观的概念,或许也只有在这样一些地方,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才容易被人们所看见

57秒内800人涌过楼道

何石伍(化名)是刚刚上任的酉阳县钟多中学新校长。在他看来,半个多月前发生在该中学5死45伤的惨剧是因为“长期以来的管理混乱”,另外加上偶然——“那天楼道的灯坏了”。酉阳县教育系统的人差不多都这么看。大多数人没认为有什么更大的地方出了问题。

也有人不那么看。“一直以来,学校有统一的作息时间安排,学生们都是在这样的限定中统一行动。”在钟多中学工作快30年的老教员吴惠珍说她始终担心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撤换几个校领导能够解决的,“我每天一看着那么多孩子那样齐刷刷冲下楼,心就提到嗓子眼。”出事后,吴专门测算了一下从那幢三层楼顶层快步下到底楼的时间,是“57秒”。她告诉记者,10月30日那天晚上,下晚自习的人数将近1600人,学生们要从东西两个宽1.2米的楼道同时涌出,事实上,“因为东边楼道靠近学生宿舍区,更多人选择了从那个楼道下楼,这意味着在黑灯瞎火的情况下,当时从东侧楼梯通行的实际人数超过800人”。

正是这条过分拥挤的楼道和上千名急于回宿舍的学生最终酿成了惨剧。

救护学专家李彬没有到过现场,但他根据自己的专业经验判断,“通常情况下,每一级楼梯并行两人是安全的,也就是说,按一般楼梯级数的设计,同一层楼道同一时间的通过人数在30人以内属于安全范围。”照钟多中学的情况,“无疑是提升了接近10倍的危险系数”。李彬打了个比方,即使是平常,逢上早操、午餐、下课等每一个人流高峰期,就会碰到“类似火灾事故紧急疏散时的危险”,“更何况是习惯于争先恐后的学生们”。

按照李的说法,在空间狭小并且越来越拥挤的钟多中学,危险是一种常态。而这点往往被在同一既定教育体系内生存的多数师生共同忽略。

出事的那幢教学楼是钟多中学仅有的两座教学楼之一。在酉阳的十多所中学里,钟多中学是一所只有初中部的二类中学,条件远比不上当地的区重点酉阳县二中和县重点酉阳县一中。“但因为酉阳县上得起学的人家并不算多,大部分家庭都不愿意让子女读高中上大学,所以在我们这里,初中学校的生源压力其实是最大的。”酉阳县教委副主任陈蜀阳说,“加上酉阳人口中很多是土家族和苗族,少数民族特殊的生育政策使这两年酉阳正好处在一个人口高峰上。”

峰尖上的便是包括钟多中学在内的酉阳县十多所初中学校。“这些学校里,‘钟多’的硬件设施又算是最好的,自然压力最大。”“以至于教委采取了强制性政策协调,一些就近入学学生被分流到其他几所社会力量办学的中学去。”尽管如此,根据陈蜀阳提供的统计数字,两年时间里,钟多中学的学生人数还是由1970多人增加到2540多人。“这个数字还在增加。我大概算了一下,平均下来,现在每个班都有70多人。”

“无法设想上千名学生在这所不大的学校里统一起居,统一上课,统一就餐,一旦发生些意外,会混乱成什么样。”吴惠珍向记者讲起去年快到年底时发生的一起已经让钟多中学应对不及的集体中毒事故,“那天早晨共有近1900名学生正在食堂就餐,突然发生大范围食物中毒,大约有超过400名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呕吐,酉阳县人民医院接到消息后马上派人来抢救,但现场一片混乱,学校走廊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人多手杂,过道又只有这么宽,都不知道先送哪个再送哪个。”“只是当时大家注意到的都是食堂承包引发的食物中毒本身,没有多少人认真想想事故背后的可能隐患。”

针对学生数量不断超员的趋势,改善教舍环境是钟多中学历届校领导都想做的事。而现实是,所有的酉阳县初中无一例外地面临着校园基础建设的资金瓶颈。当地好几所初中就叫“苞谷子学校”,听起来光秃秃的校名是因为“这些学校都是用老百姓卖玉米的钱凑起来盖的”。

财力困境难以解决的教育资源紧张无疑让已经不堪重负的钟多中学雪上加霜。

“学校的操场只有两幢教学楼中间的那块空地,而且还不都是水泥地。天一下雨,全校这么多学生只有一部分能到操场上做早操,还有大多数在楼上的教室门口排队。”接受采访的一位钟多中学校领导不停地向记者诉苦,酉阳县是全国贫困县,教育经费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捐赠,而捐赠的这些钱大多用于建设希望小学。另一方面,为了保证高考的升学率,维持县里良好教育质量的形象,“酉阳县有限的教育财政拨款要优先考虑二中和一中这几个县里的重点中学,留给普通初中的已经不多,再落实到钟多中学头上就更少得可怜了。”

考试机器批发商

尽管高考作为独木桥的说法有些过时,然而考试制度必然的选择性最终还是导致了学生流动的失衡

生源争夺战

“中考报名前,我们一般提前两周,组织十来位老师到各校宣传。”作进一所好学校是所有学生和家长的愿望为济南市一中的教导主任,每年五六月份开始的招生,是王宏全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生源对学校的升学率几乎起到决定作用”。

除去各区县所属的几十所高中之外,仅济南市所属高中就有十二三所,济南市一中排在一类集团的第三名,排在前两名的分别是山东省实验中学和山东师大附中,这三所中学的升学率平均都在98%以上。

“其实,学校的声誉已经决定了家长和学生的择校选择。”王宏说,在他看来,一中60%的本科上线率、55%的录取率使一中的招生工作并不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中。

相比于一类学校的优越,处于二类三类的学校从质到量都面临着生源挤压,一位乡级中学的校长不无抱怨地说:“我们能考上一个,实际上就比他们强,因为我们第一名的分数还赶不上他们最后一名的。”尽管在无奈之中,他还是想出了许多应对措施,他借助自己拥有初中班的先天条件,出台了一系列留住生源的举措。“在我们学校初中考前5名的同学,就读本校高中减免学杂费,同时享受单独辅导。”

其实,这所学校的措施在现实竞争中也算不上高明,在“生源就是生命线”的共识指导下,各学校可谓是殚精竭虑,吸引学生的手段也在不断地翻新。

河北保定市一中是一所地区重点高中,然而高考名次一度下滑得很厉害,90年代中后期,该市的17中争取到外语特色学校的资格,招生范围扩展到整个地区,成绩也是一路攀升。在这种形势下,保定一中也把招生工作做到了极致,据几名郊县来的学生透露,他们在中考前就已经得到了一中的口头录取通知。“一中负责招生的老师会亲自到学生家里,向家长和学生介绍学校的情况,还承诺许多优惠条件。”更令这些学生感到惊奇的是,“那些老师对我们初中阶段历年的成绩、表现、各种竞赛名次都了如指掌。”

针对上一级学校的生源抢夺,各县为保住生源,有的学校开始明码标价,对中考前几名的学生,不仅减免学杂费,并且发给少则几百、多则数千的奖学金。还有的学校采取扣留学生档案的做法,更有甚者,个别县采取了整体压低中考分数的做法。

一位教育专家评价说:“在现行的高考机制引导下,这一切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滚动的雪球

“无论如何也得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一位姓于的家长为了今年上高中的孩子奔波了近两个月,虽然孩子的分数离他的目标学校只有几分之差,但他却为此花费了两万元,“值,怎么也值,这等于为孩子在高考竞争中加了个砝码”。

择校,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助孩子一臂之力”的共同选择,在各种力量促进下,一些优势学校的规模在不断扩张。济南市一中是一所纯高中学校,每一年级有16个平行班,班容量一般在50~60人,平均毕业生数量为930~950人,王宏说:“在同级学校中,我们的规模属于中等。”

“重点中学的扩招对我们冲击很大。”北京二龙路中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乔学英说。二龙路中学高考上线率一般在96%左右,在北京市西城区的30多所中学中,排名在普通中学稍靠前一点,“高考成绩好的时候排十四五名,一般排在十六七名。属于二类校偏上。”西城区11所重点中学不同程度的扩招,使二龙路中学的生源质量每况愈下,虽然不同年份的分数存在一些不可比因素,但实际招生分数下降了10~20分。“我们的学生跑重点和准重点校了,我们现在收了职高生源,原来的三类校生源就更差了。”

二龙路中学是一所有初中也有高中的完全中学,以前,初中有6到8个平行班,高中有两个平行班,在“纯初中、纯高中合并”的背景下,学校“为了生存”,选择了具有一定实力的高中作为发展的重点,到2000年时,高中扩招到4个班,而初中也缩减到4个班,高中每班容量45人,“但借读生、后门生增加,到高三年级班容量能达到50多人”。招生范围也由原来仅限于西城区扩展到了其他区县,但“住宿解决不了”成了这一方向发展的瓶颈。

记者在二龙路中学采访时,正好赶上学生课间操,在南北两栋教学楼之间的一块不足一个足球场大的区域里,上千名身着整齐校服的学生在做完操后开始跑步,第一个开始挪动的班级已经绕场一周,后面的几个班级还在原地未动。乔学英说:“我们学校东临教育部,南边是实验中学,西边是新建的协和医院,北边是居民区,处在这种夹缝中,发展的空间整个限制住了。”

像二龙路中学这样受到地域限制的学校在城市里并不少见,为了解决发展困境,一些有实力的学校开始办分校,据王宏介绍:“办分校物质投入太大,某些学校名义上是办分校,实际上是借鸡生蛋,达到一时扩容的目的,并不打算长期扎根。”

一位有20多年教学经历的老师分析说:“学校的扩招一方面是追求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个别学校收费生的比例已经占到了学生总数的40%甚至50%,这笔收入对学校来说是相当可观的。但这种规模的扩张对学生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你想,我过去教两个班,90名学生,每个学生身上我可以投入多少精力,现在变成了160名学生,我还能在每个学生身上投入多少精力呢?”

[资 讯]

中国教育失衡的表现

一,学生分布失衡

受片面追求“正规”学历的影响,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量相对于中等学校增长速度过快,研究生相对于高校大学生增长速度过快。高等教育挤占了基础教育的经费和资源。

二,学科结构失衡

高等学校与中等专业学校各学科在校学生数的分布严重不平衡。经济等学科学生比例逐年上升,农科、医科、师范学科的学生比例连年下降。

三,课时分布失衡

四,教师配置失衡

师生比例严重不均衡,从小学到普通高校,每一教师负担学生人数呈递减趋势,这是一种倒金字塔型结构。实际上,中小学生未成年阶段更需要教师。

五,财力分配失衡

不同学校(特别是中小学)之间财力严重不均衡是阻碍中国教育发展的最严重问题。义务教育中,也出现少数人占用了过多的教育资源的现象。

六,高考招生模式失衡

仅以总分作为录取惟一标准埋没具有特长的人才,另外,目前的高考录取标准,不同地区之间差距较大,更为严重的是,往往教育条件好的大城市录取标准反而很低。

七,学位工作失衡

一是权力过于集中,完全应该由各高校自己管理的学位工作集中到了所谓学位办来审批;二是审批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更具集权色彩、行政化特征,人为地在教师队伍中划分三六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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