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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强奸:同意与自由同意

2002-11-29 15:59 作者:陆丁 2002年第47期
厄尔瑞克·琼森的问题有点复杂。有的专栏文章把她在回忆录中披露自己在约会中遭到强奸的做法,看成是一场绕过司法程序的宣判。不过,从某个角度说,这事也许怪不了琼森。因为琼森很可能在法庭上得不到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更为复杂的也许是全体英国男性的心情:约会—性交怎么才能不变成约会—强奸?

厄尔瑞克·琼森的问题有点复杂。有的专栏文章把她在回忆录中披露自己在约会中遭到强奸的做法,看成是一场绕过司法程序的宣判。不过,从某个角度说,这事也许怪不了琼森。因为琼森很可能在法庭上得不到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更为复杂的也许是全体英国男性的心情:约会—性交怎么才能不变成约会—强奸?

按照英国现在的法律,一个人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被认定成是犯了强奸罪。第一个条件是,他/她和对方发生性关系时,对方处于不同意状态。第二个条件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他/她明知道对方这种不同意;另一是他/她虽然不知道对方不同意,但对到底同意不同意采取了“轻率”的态度。这样一来,一个被告要想脱罪,除了证明发生性关系时候对方其实处于同意状态,就是证明当时错误地认为他/她同意,并且这种错认并不是因为轻率造成的——用我们的刑法概念,就是得证明这种错认不是出于某种过失。

使用“同意”来描述曾经遭到过女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既然法律不要求被抢劫者证明自己遭抢劫是出于不同意,为什么要求被强奸妇女出示这样的证据?另一种反对是认为这种定义给强奸罪认定带来消极后果——“不同意”基本是一种心理状态,要证明它通常需受害人提供受到暴力侵害的证据。但有很多约会强奸及婚内强奸、熟识者强奸都没有暴力因素在内。这使辩方往往会征用受害人的性交史材料来证明他/她当时有可能处于同意状态——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只要辩方能证明受害人有可能同意就足够完成无罪辩护。于是,更实际的问题是,在没有暴力迹象前提下,如何定义“同意”问题。

在今年5月公布的一个由上诉法院的顾问委员会提交的一个审判/量刑建议书中说,应该按照英国内政部在2000年提交的建议书《设定边界:对性犯罪法律进行修订》,将同意(consent)改为“自由同意”(free agreement)。同时,应当列出一张开放性的清单,指明在哪些情况下,受害人会处于一种非自由的状态。“自由同意”强调的是自由:因为即使女性当时允许你性交,没有抵抗,如果这种一致不是自由的,也仍然构成强奸。这样,认定的关键就不再是受害人当时的心理状态,而是环境:达成一致是否是迫于压力。

除此之外,在认定强奸罪时,除了女性不同意状态之外,还要认定被告是处于某种故意还是处于“轻率”。这样,又出现了一种叫“诚实相信”或者“诚实错信”的辩护策略。按这种策略,哪怕确实发生了违背对方意志的性行为,只要被告能证明自己既非故意也非轻率就能脱罪——只要证明自己“真诚地相信对方是处于同意的状态”。

在上议院对1974年摩根案进行裁决之前,要证明被告的错认并非是由于他/她的轻率,通常得有所谓“客观上合乎情理”的理由。这意味着,被告需向陪审团和法官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发生错认。但在摩根案中,由于当时上议院裁决强调对强奸罪的认定必须包括对被告的犯罪意图或者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而单靠“不能提供客观上合乎情理的理由”这一点,显然又不能说明被告确实有这种意图。于是,“提供客观上合乎情理的理由”就被看成是对被告过分严厉的无罪辩护标准。自此之后,被告在其无罪辩护中就不再有进行解释的负担。基本上,他/她只要能向陪审团和法官证明自己当时是“真诚的相信对方当时是同意的”,就可以达到脱罪。由于这一标准是一个纯粹被告内在心理状态的事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等于是向被告提示说,只要撒谎就可以无罪开释。

这一裁决方式构成的争议是,一方面,支持者认为它的立场是,在强奸罪中,犯罪认定必须包括对被告主观方面的认定。也就是说,被告主观状态也必须是“值得责备的”才能定罪。反对者则认为它“对不理解女性性交想法的男人,给予了无罪的肯定性奖赏”。它导致2000年英国内政部考虑对相关法律进行改革。“外部参照组”的观点是要让认定方法回到以法官和陪审团的“理性”为准来决定被告当时是否出于轻率。“指导组”则建议参照加拿大强奸法改革方案,在保留对被告主观方面认定的同时,对使用“诚实的错认”加以限制。在限制中,除也把“同意”重新定义为“自由同意”外,如果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说明在事情发生时采取了(法庭认为)合乎情理的步骤来确定对方是否处于自由同意状态,将不允许辩方把“诚实的错认”当成是辩护理由。

这样,从表面上看,从“同意”到“自由同意”只是字眼替换。但由于“自由同意”的要点实际上是在于“自由”,被告在说服法庭自己采取步骤确定对方处于“自由同意”状态时,实际上并非询问对方的心理状态,而是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会限制对方做出决定的“自由”。换句话说,被告变成承担双方交往场景的部分责任,而不是对方心理现实的责任。

事实上,强奸罪中关于诚实错认的辩护策略一直受到女性主义的批评,现在的修改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仍然存在使用法庭的理性取代女性的理性的问题。因为,尽管对于“自由”的理解仍然会存在性别差异或者个体差异,而如果从权力学角度分析,在强奸行为中,他/她的权力关系常常在法庭上难以得到真正的确认,关于环境和约束的理解也就常常在权力重心一边构成着非客观的理解。

法律的制定者们其实一直在从各种角度弥补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但约会强奸的问题也许因为涉及太多当事双方的私密,所以法律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局限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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